【作者】何国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我国东南两面临海，海洋不仅是我国沿海民众重要的生存空间，也是中国与外部交流的必要场所，这些活动痕迹直接或间接地记录在历史时期的海图中。一直以来，由于以往可供研究的古海图的数量不多，导致中国古海图的研究在整个地图史研究中占比较低。随着收集整理工作的逐步推进，近年来古海图研究成果也随之日渐增多。在明代以前的古海图尚未发现实物遗存的情况下，目前对中国古海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至民国时期。依据其功用不同，对古海图的研究截然分为航海图与非航海图两大类，在非航海图类中，海防图类又占绝对多数。在从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变的过程中，学界对于新旧嬗变的历史过程尚缺乏细致的探讨。本文选取近代中国这一时段，以甲午战争为界，分析海图绘制在此前后的变化，并分析其变化的时代背景及原因。
一、编译海图的界定及其先行研究
文中所述编译海图指的是在１８４０年以后，１９２１年民国海道测量局成立以前，中国人以英版海图为底本进行翻译、编绘形成的海图。在两次鸦片战争前后，英国海军及其下属的海道测量局对中国沿海水域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测绘，并出版了大量航海指南及航海图。对于英版海图的图面特征，学界也有学者对此作了相关介绍，基本特征如下：采用图名、图例、比例尺、以过格林尼治经线为零度经线标绘经纬度；标注以英寻为单位的水深数值；绘制罗经花，标注磁偏角；采用晕潫法绘制山形；标注航道及抛锚点；标注沿海及岛礁地名，详于海而略于陆。从诸多要素看，英版海图纯粹为航海图。
１９２１年，民国海道测量局正式设立，开始逐步接管之前海关所承担的中国部分海域港口的测绘工作，而在起步阶段，仍聘请海关雇员英国人米禄司承担技术顾问，并在海关下属机构刊印海图。国内较早对编译海图进行关注的学者是汪家君，１９８０年代末１９９０年代初先后出版了两部相关著作，分别是《近代历史海图及应用文集》以及《近代历史海图研究》，书中主要介绍了《八省沿海全图》与《御览江浙闽沿海图》的图幅特征及其在当代工程技术方面的应用。随后，楼锡淳、朱鉴秋编著的《海图学概论》进一步地论述了近代中国出现的各类海图。总体而言，学界对于这批海图的认识以个案为主，详于图上要素的解读，缺乏图面之外整体性的分析。笔者在重新梳理并纠正和完善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探讨甲午前后中国海图编译动机的转变。
二、近代中国编译海图的谱系
笔者初步整理了近代中国编译海图谱系，首先是１８６９年由黄维煌绘制的《皇朝沿海图说》，虽然黄维煊在图说自序中并未说明其作品与英版海图的关系，但笔者通过对图面内容的考证，论证了其与英版海图的关联。另一方面，在清末就有人提到黄维煊所绘之图属于译制西式海图。又据１８８６年出版的《格致书室售书目录》记载，其中就包括了“海道总图”“海道分图”“海道图说”三部著作，其中“海道总图”后标注的译者为“Ｊ．Ｆｒｙｅｒ”，即傅兰雅，他不仅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主要译者，同时也是格致书院的主要发起人与建设者。“海道分图”后标注的译者为“Ｃ．Ｔ．Ｋｅｒｙｅｒ”（即金楷理）。又因为《海道图说》译自《中国海方向书》１８６７年版，按照《海道图说》凡例部分所载，该书有图有说，然而今天“图”已然分置他处。因此，上文中提及的“金楷理所译之图”指代的应当是江南制作局翻译馆译印的《海道图说》附图中的海道分图，所谓的“格致书院发售之大清一统海道图”应当即是指“海道总图”。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程鹏绘成的《沿海七省口岸险要图》，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据作者程鹏（时任兵部七品小京官）所述，该图“每省冠一总图以觇大势，各口列一分图以详险要，大旨据英国海部图而反客为主，命意不同，注重陆岸形势，缩临摹绘，务极简明，共成图五十幅”。可见程鹏所绘之图同样参考了英版海图。朱正元于１８９９—１９０１年陆续绘成的《江浙闽沿海图》也同样是在英版海图的基础上完成的。１９０１年，上海经世文社出版《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该书是陈寿彭对《中国海方向书》最新版本中国部分的翻译，“新译”之名正是为了有别于江南制造局“旧译”《海道图说》。在系统梳理了各类编译海图的图源后，可知他们最主要的图源是英版海图。近代中国不断涌现的以英版海图为底本的编译海图，或可称之为“英版海图谱系”。
三、甲午战后海图主旨的转变
虽然上述海图在图幅特征上相差无几，但其绘图的主旨前后迥异。从图名看，甲午战争后编译的海图普遍属于海防图一类，这就需要从海防图的定义谈起。然而古代文献中对“海防图”并无确凿的界定，仅仅留下了“防海之制谓之海防”的记载。笔者认为，界定海防图应当换一种视角，即综合考虑绘图者的动机与绘图背景。这一原则在古地图中亦可适用，图名中即包含了图意，例如《郑开阳杂著》卷八《海防一览》中的《万里海防图》。在明清方志中，以“海防”为名的海防图更是普遍存在。因此，图名中明确带有“海防”或类似字样的海图可以被视作严格意义上的海防图。另一方面，也存在部分海图图名中不带有海防色彩，甚至没有图名，但其图面内容可用作海防。例如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的《沿海全图》，陈伦炯在自序中叙述其目的包括“志圣祖仁皇帝暨先公之教于不忘”“广我皇上保民恤商之德意”。其中“使任海疆者知防御捜捕之扼塞”无疑是包括了海防的内涵。
据此分析，从图名上看，甲午战争之前编译的海图并不纯为海防而绘。《皇朝沿海全图》为一套图集，内含一幅总图及３１幅分图，分图的图名多为从某处至某处，例如第四帙《海坛放大分图》，体现的是“海道”的属性。《八省沿海全图》与之类似，也属于一套航海图集，因此，从图名角度看，甲午战争之前成图的《皇朝沿海图说》等均可归为航海图一类。而对于甲午战争之后成图的《沿海七省口岸险要图》《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图名中包括的“险要”“要口”“形胜”无不是凸显其“海防”属性。《江浙闽沿海图》的图名虽然没有包含海防字样，但作者朱正元在图序中已经表达了该图用作海防的主旨。
从绘制动机看，甲午战争之前的几部海图并无明确的指向。但对于甲午战争之后成图的几部海图，绘图者均表明了其背景动机。与其他编译海图的绘制背景类似，《新编沿海险要图说》的成书也是源于晚清日益严峻的海防形势，童世亨在《七省沿海形胜全图》的例言中提到，该图“于名胜险要处，特提示数语，以醒阅者之目。至各处潮汐涨落，非用以航海，则无甚关系，故从略”。可见《七省沿海形胜全图》更偏重于名胜险要，并不强调其航海功用。由上可知，尽管在图面内容上，甲午战争前后编译的海图均模仿自１９世纪盛行的英版海图，但前后两期的主题并不相同。甲午战争之前编译的海图更多的是作为西方的舶来品被引入国内，冠以“海道图”之名。而甲午之变对国人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此后，英版海图作为一种航海图，被大量编译为海防图。
四、余论
从西学东渐的角度看，海防图的壁垒较之航海图更加深厚。自明代郑和航海以后，中国封建王朝几乎不再有官方航海行为，除了示意性的海运图外，用于实际航行的航海图书仅为沿海渔民和商船使用，不受士人重视，存世数量较少且多为手抄本。英版海图本身即是作为英国海军与商船的航海图而绘制的，同样是用于航海，因此能更早被译作“海道图”。而海防作为国家战略，历来受知识士绅所看重，海防图相应更受重视，明清海防图书、沿海地区方志中大量刊印的海防图亦可佐证这一点。从侧面看，洋务运动时期培养的诸多通晓外语、熟悉西学的人才也构成了甲午战争之后海防图大量编译的基础，他们在改造英版海图方面具备了更强的主观能动性。
文章摘自《近代中国》第三十六辑，原文约８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