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斌，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鸦片战争后，为了让国人铭记国耻，进而以实际行动收复失地，有识之士、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纷纷绘制出版令人触目伤心的国耻地图，试图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来刺激观众的视觉与情感，增强收复失地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本文关注的国耻地图作为民族屈辱的象征符号，是传播现代国家观念、形塑民族认同的一大载体。鉴于此，本文在梳理近代国耻地图生成背景、编绘出版情况和政府出版审查基础上，考察它们在精神唤醒，社会动员过程中的具体运用，进而认识其在增强国家民族认同过程中的价值意义。
一、清末国耻地图的出现与民初编绘水平的提高
晚清时期，在西方列强威逼利诱下，中国传统藩属丧失殆尽，固属疆土更是大幅被占，爱国人士开始绘制色彩鲜明、形象直观、内容简明的国耻地图来唤醒国人保疆卫土。清末绘制国耻色彩浓郁的地图其内容较为简单，未将疆域空间精确地投射在地图之上，同时数量较少，绘制手法粗糙。事实上，当时国耻观念主要依靠公开演讲、新闻媒介进行传播，对国耻地图的意义认知与利用程度较为有限。
１９１２年民国肇造，清末学制被彻底改订，教育宗旨也发生了由“忠君尊孔”到“公民教育”的根本转变，这为国耻地图绘制与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教育部明确要求各级学校运用地图配合教学，１１月颁行《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规定地理教育必须让学生在“实地观察”时“示以地图”，同时“填注暗射地图及习绘地图”。１２月，继续要求小学教师使用地图讲授本国历史。１９１３年之后，一些编辑出版机构开始在一些教材中加入国耻地图，希望激发学生收复失地的激情。由于编绘尚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存在色彩单一、手法简单和标识不精等问题。
随着现代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西方领土主权观念的传播，中国传统“帝国疆域”观念逐渐转变为“民国领土”观念，帝国时代含糊的“宗主权”逐渐明晰为“主权”，笼统的“疆域”也被确认为有边界的国家“领土”，同时展现出捍卫领土主权的强烈意识。
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对德宣战，直接派兵武力侵占中国山东，１９１５年更是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席卷全国的反日浪潮成为刺激国耻地图编绘出版的最大动因。不仅国耻地图的价值功能被重视，一些地图出版商也从中嗅到了商机，积极组织人力进行精心绘制。值此背景下，国耻地图的时间属性与空间属性被不断凸显，为之后精绘国耻地图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21世纪20年代国耻地图的编绘宣传与国民政府的政策推动
进入２１世纪２０年代后，爱国志士、出版机构、社会团体、政府机关纷纷加入国耻地图编绘出版行列，这也让国耻地图绘制不断朝着精细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内容更丰富、标识更准确和屈辱呈现更直观。
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为适应反帝废约运动的迫切需要，关于国耻的地理知识、历史知识在各类地图中不断增加，国耻地图更是经常在专题书籍中出现，国耻专题地图也陆续出版。１９２８年５月３日，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发生，国耻地图的宣传动员功能被教育团体、国民政府所看重。概而言之，这一阶段的国耻地图在军队、政府机关、社会团体、有识之士重视与推动下得以迅速出版，被不断添入表格、配图，语言文字日益凝练，专业化、精细化程度更高，编绘出版更是被纳入政府管控轨道，不断体现政府意志、凸显国家民族立场。就内容而言，除继续强调丢番失地外，外债赔款、不平等条约被不断添入，领海问题也引起了编绘主体的注意，关于国耻的地理知识、历史知识更加准确可靠，适应了反帝废约和北伐战争的动员需要，不过以“国耻”为名的专题地图仍然少见。
三、“九一八”事变后的大势传播与国民政府的出版审查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直接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既不打算与中国签订任何条约，同时又拒绝从东北撤军。２月，东北全境沦陷，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推动了国耻地图的编绘出版。即使不将书籍、期刊中的国耻地图计入，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公开出版以“国耻”“国难”为名的地图就不下２０种，而不以“国耻”“国难”为名却反映民族屈辱的地图则不计其数。在内容方面，日本侵占地被重点凸显，成为当时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由于中国“耻的蒙受”发生“质”的变化而成为危亡的征兆，继而“进到国难的阶段”，国难一词逐渐被广泛用于宣传动员，１９３６年以“国难”为名的地图也随之出现。
在学校教育方面，注意在课堂教学中进行运用，要求学生自制地图以强化记忆。让学生亲手制作形象直观的国耻地图，既有助于学生在制作过程中掌握关于国耻的地理知识、历史知识，更有助于激发他们抗日雪耻、收复失土的信心。
在编绘出版过程中，坊间部分不规范、不标准甚至存在严重错误的问题地图时有出现。鉴于地图关乎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国际形象，国民政府立即出台相关政策进行编绘指导和出版审查。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为形成广泛有效的雪耻动员，有识之士可谓用心良苦，专门撰写文章介绍国耻地图制作流程，期望读者在绘制过程中了解“二十一条”内容，增强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捍卫之心。１９４０年，教育部要求专科以上学校的地理课程“注意历代疆域之沿革”，小学图画科“绘制国难简略地图”，旨在强化国人领土主权意识和政府收复失地的政治形象，国耻地图因此也成为构建政府、政党权威的工具。
国耻地图作为塑造社会屈辱记忆的特殊空间，它们不是简单的物质化或精神化的空间，而是一个多种权力、资本争夺的场域，争夺的本质则是在争夺记忆与政治合法性，而政府强制性出版审查与售卖管控作为维护国民党统治权威、展现政府抗战到底态度和实施广泛雪耻动员的重要举措，它是历史记忆和政治权威争夺的具体体现，统一规范的地图从地理视角强化了政党政治认同。不仅如此，地图还从历史角度强调失地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外宣示了国家领土主权，有助于避免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四、晚晴民国时期国耻地图编绘出版的历史评介
然而，晚清民国时期的报刊几乎每年都有国人忘耻、国耻纪念流于形式的批评。既然国耻纪念、国耻教育的效果不甚理想，那么在精神唤醒、政治动员时使用频率较高的国耻地图其实际作用就不应过度拔高。事实上，当时民众识字率低、国家观念较为淡薄，如再将民众购买力弱、部分政策执行不力等因素考虑在内，国耻地图影响的广度与浸染的深度可能相对有限。国耻地图作为历史地理信息、知识传播的一大媒介，究竟对阅读群体产生了多大影响，即让他们从国耻记忆走向雪耻抗战，目前由于口述史、回忆录等相关史料的缺失，较难进行全面准确把握，有待学界进一步挖掘资料与深入分析。
文献摘自《近代中国》第三十六辑，原文约１８７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