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子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上古时期青铜器遗存可见“貘”的形象。相关信息透露生态环境史涉及气候、植被与野生动物分布的趋势。“貘”的存亡，与当时生态环境条件有直接的关系。野生动物分布情势，在历史时期多有变化。而“貘”在中原的消失，提示了生态史的重要转变。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是导致相关历史文化变局的重要因素。西周“貘尊”等青铜器在黄河中游的发现，也提供了文明重心地区社会文化进步的文物见证。
上古时期青铜器遗存可见“貘”的形象。相关信息透露生态环境史涉及气候、植被与野生动物分布的趋势。“貘”的存亡，与当时生态环境条件有直接的关系。野生动物分布情势，在历史时期多有变化。而“貘”在中原的消失，提示了生态史的重要转变。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是导致相关历史文化变局的重要因素。西周“貘尊”等青铜器在黄河中游的发现，也提供了文明重心地区社会文化进步的文物见证。
一、“貘”的青铜器“象物”造型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地２００６年出土青铜器“貘尊”，提供了古代生物的珍贵信息，也提供了研究西周青铜器铸造技术的重要物证。据山西博物院藏品列表介绍，“短颈，圆眼，圆形大耳，鼻稍长，短尖尾，四足粗壮，背部有盖，鸟形钮，通体饰麟纹”。又言及：“貘为哺乳类动物，似猪似象似熊，在距今１００万年到１万年之间广泛生存于温暖湿润的环境。目前在东南亚尚存它的近亲——马来貘。西周青铜貘尊在横水发现，说明当时中国还有貘类生存。”另一件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中国西周青铜器应当也是“貘尊”。孙机称“东周貘尊，赛克勒氏藏”者，可能正是这件器物。
容庚《善斋彝器图录》所著录“遽父乙象尊”，收入《商周彝器通考》，对于器形有如下记述：“鼻下垂，凿背安盖，尾曲下连于腹若鋬。腹饰鳞纹。”然而正如孙机所指出的：“实际上所塑造的是一只惟妙惟肖的貘”。恭王府博物馆藏被称为“象尊”的青铜器，有研究者根据其形制，并比照其他几件貘尊，正名为西周貘尊。从图版观察，这件器物可能正是“遽父乙象尊”。弗利尔美术博物馆收藏的两件仿象“貘”形象铸作的青铜器，用途和器名不详，均出土于山西。一件为东周中期，一件为东周晚期，器形与“貘”的关系是大致明确的。
二、西周青铜提梁卣构件所见“貘”的头部表现
山西青铜博物馆藏目云纹提梁卣，出土地应当在山西，年代为西周，由山西公安机关移交。提梁两端铸“貘”的头部象形。有的学者指出：“西周时期少量提梁卣的系，其首为貘，其身为菱形花纹的龙身，即是貘首龙身者。”所说的“其首为貘”，与此一致。陈梦家编著《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其中若干件“提梁卣的系，其首为貘”。有些提梁的兽头“系”“首”，从唇吻部看，虽然并非典型的“貘首”，其形态风格也是类似的。弗利尔美术馆收藏一件称作“牛首”的青铜器附件，其实也是“貘”的头部造型。相关认识认识，对于通过野生动物分布考察生态环境史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启示。
三、“貘”的先秦文字学信息
根据丁山的考证，指出金文中有“貘”字。《邲其卣三器铭文考释》一文注意到“亚”字中动物形象，或说“虎形”，或说“犬形”。丁山写道：“亚，唐兰先生尝释为侯亚，……亚中图画文字，从犬，从日在茻中，当是獏字，即貘之或体。”丁山又分析：“今本《晋语》所谓‘鲜牟’，宜亦鲜卑声形俱近而误。即《穆天子传》所谓‘西膜’者，宜亦鲜卑之音讹；而膜之与獏，其音正同，则周代所谓鲜卑、鲜牟、西膜者，实皆靺鞨之祖；而商、‘亚獏’之胄裔也。《汉书·地理志》涿郡有鄚县。《后汉·郡国志》鄚县改隶河间国，均不详得名之由。山谓，鄚之为鄚，即商亚獏氏故地，在今河北任丘县北三十里。《史记·赵世家》所谓‘惠文王五年，与慈鄚、易’是也。《诗·大雅·韩奕》：‘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商之北国遗物，出于易县，则亚獏故土，宜在河间任城。”后来在齐桓公时代，“亚獏氏遂益北徙”。至战国中叶，“亚獏氏遂窜于荒服，一若为东北旧族”。
丁山认为，鲜卑即西膜，“西膜出于亚獏，亚獏本商之侯甸”。如果卣盖上这个符号确如丁山所说：“亚中图画文字，从犬，从日在茻中，当是獏字，即貘之或体。”则“獏”即“貘”字在金文中的存在，对于生物学史和生态环境史，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丁山以为图中的“犬”，指示其字“从犬”。其实从此动物造型唇吻向下延伸的形象看，似乎已经描绘了“貘”的体态。
四、汉代及以后有关“貘”的图像资料
汉代画像中有关于“貘”的图像资料。罗小华引据孙机的论著，在“遽父乙尊、宝鸡茹家庄出土貘尊、神面提梁卣等西周铜器中的貘造型，美国赛克勒医生所藏的东周铜器中的貘造型”之后，有“山东平阴孟庄汉代石柱画像石、山东滕县西户口汉画像石中的貘，以及江苏金坛出土上虞窑貘钮青瓷扁壶”。孙机认为，这些文物资料诸多生物学特征，“均与马来貘相合”。罗小华以为：“这些貘的形象塑造得如此逼真，可以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对于马来貘的形象具有十分深刻的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平阴孟庄汉代石柱画像石所见“貘”，左侧有人喂食，似乎是豢养的宠物。这体现出人与“貘”的关系达到相当密切的程度。
五、“貘”的动物学原型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载录司马相如赋作，言“兽则旄獏犛，沈牛麈麋”。裴骃《集解》引郭璞曰：“獏似熊，庳脚锐头。”司马贞《索隐》引张揖云：“獏，白豹也，似熊，庳脚锐头，骨无髓，食铜铁。音陌。”扬雄《蜀都赋》亦曰：“北则有岷山，外羌白马，兽则麙羊野麋，罢貘貒，……。”也说到了“貘”。《中国动物志·兽纲》“大熊猫科”也写道：“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对大熊猫颇多了解。据考证大熊猫古名为貘。《尔雅》有‘貘、白豹’的记叙，是为目前所知最早的记载。许慎著《说文解字》中，也有‘貘似熊，黄白色，出蜀中’的记载。《汉语大字典》释“貘”字取两说，一为“兽名”，书证为《尔雅》及郭璞注、宋罗颐《尔雅翼》等说。二为“一种形似犀，但鼻端无角，较矮小的兽”。又写道：“属哺乳类貘科动物。高约１.０５—１.１５米，长七八尺，重２５０公斤上下，尾短，几乎不见，鼻端向前突出很长，能自由伸缩。皮厚，毛少，身体中部灰白色，其余各部黑色。前肢四趾，后肢三趾，栖于密林多水处。善游泳……产于马来、爪哇、南美等地。”郭郛《尔雅注证》第十八章《释兽》写道，郭璞注所谓“貘”，“可能是貘属一种，原产中国，现见于东南亚、中南美洲。奇蹄目，貘科。形似犀，较矮小，鼻与上唇延长，能伸缩，四肢短，前足四趾，后足三趾，栖于水泽地带，善游泳，主食嫩枝叶。从《中国动物志·兽纲》“大熊猫科”所谓“据考证大熊猫古名为貘”到郭郛《尔雅注证》第十八章《释兽》郭璞注所谓“貘”，“可能是貘属一种，原产中国，现见于东南亚、中南美洲”，显然体现了动物学史的科学进步。关于“貘”的认识的提升，是以考古文物工作的收获为重要条件的。
“貘尊”等青铜器的发现，说明这些器物制作的年代，黄河中游气候温暖湿润，野生动物的分布有与现今明显不同的形势。当时与“貘”共同生存，同“貘”保持亲近的人们的生存环境，我们通过“貘尊”等文物提供的信息，可以有所理解。而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则对“貘”的“分布格局”产生影响。除了农耕生产的发展会导致“貘”自然生存空间的缩小之外，以追求“貘皮”为直接目的的猎杀也会导致“貘”的数量显著减少。
对“貘皮”的需求，很可能是影响“貘”生存条件的重要原因。关于后来“貘”的分布，前引白居易说“貘”“生南方山谷中”，又说：“邈哉奇兽，生于南国。”《尔雅翼》的作者罗愿写道：“今黔蜀中时有之，……颇为山居所患。亦捕以为药。”《太平御览》卷四引《山海经》曰：“崃山，江水出焉。”注：“有九折坂，出貘，似熊。”可知唐代“南方”“南国”仍然有“貘”活动。直到宋明时期，“貘”在“蜀中”等地仍有零星生存迹象。它们因“山居”者所“捕”，逐渐减少以致消失。当然，这些有关“貘”的信息是否熊猫的误识，目前我们尚未可确知。
文章摘自《西北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３期，原文１７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