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国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摘要】清初，黄河尾闾严重受阻，黄淮运水系近于崩溃，河督靳辅将疏治尾闾作为应对困局的重中之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此举在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因引起尾闾环境巨变，加大河海交互作用而对治河工程形成了新的制约，乾隆年间秉持云梯关外“不与水争地”与此密不可分，嘉道时期的治河困境亦与黄河自身演化所受的影响息息相关。尾闾涸出的滩地促进芦苇增产，作为工料助力治河实践，并为新区域社会的形成提供空间等，则进一步展现了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复杂适应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清代黄河问题，进而管窥自然因素作为变量在河工大政中的重要作用。
清初，黄河尾闾严重受阻，黄淮运水系近于崩溃，河督靳辅将疏治尾闾作为应对困局的重中之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此举在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因引起尾闾环境巨变，加大河海交互作用而对治河工程形成了新的制约，乾隆年间秉持云梯关外“不与水争地”与此密不可分，嘉道时期的治河困境亦与黄河自身演化所受的影响息息相关。尾闾涸出的滩地促进芦苇增产，作为工料助力治河实践，并为新区域社会的形成提供空间等，则进一步展现了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复杂适应性。
一、“非海无归”：靳辅首倡“疏下流”与尾闾环境变化
清代黄河尾闾指江苏北部清口以下的云梯关至海口河段。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靳辅治河以前，该段几乎没有大规模治理工程，不过该处生态环境自明朝后期起发生的诸多变化。由于明代潘季驯作此思量的技术基础为“束水攻沙”，而在该路径之下，大量泥沙被湍急的河水带往尾闾，极大地提高了海口滩地的淤出速度。莅任河督后，靳辅为扭转黄淮运水系困局，消弭水患，将治河工程延伸到了云梯关外尾闾段。但综观“疏下流”之举的实践情况可知，加筑尾闾大堤，收束黄水，加促减泄，实际为以上河段所施“束水攻沙”技术路径的延伸，设置官兵加强修守，亦是仿照以上河段的治理经验。
随着大规模治河工程的强力介入，尾闾环境变得更为复杂。首先，两岸大堤加筑后，黄水束归一道，滩地大面积涸出，从而为芦苇这一河工物料的生长提供了更加适宜的水土环境。再有，将治河工程伸入尾闾，意味着河防与海防交织，清廷设置苇荡营就有“慎重海疆”，“庶河防与海防而皆有裨益”的考虑。尤需关注的是，尾闾环境发生改变在助力河工的同时，对治河实践形成了新的制约。“疏下流”之举将河水从自由散漫入海改成人工收束单路入海，河流遭遇海潮顶托时的“逆河”现象加剧，甚至发生海水倒灌损毁河堤的问题。
二、“海口淤高”：雍乾年间救治河病时的路径感知
靳辅之后，清廷仍然重视尾闾疏治。乾隆初，清廷内部不乏效仿靳辅疏治尾闾的呼声，但皇帝比较排拒，甚至指责此议不过“浮言”“妄言”，坚持病灶在清口上下。而考诸史实，雍乾二帝对康熙帝的治河成就均极尽追慕之情，对其治河实践亦极为推崇，既然如此，他们为何极力排拒此间行之有效的疏治尾闾，乃至弃守云梯关外长堤呢？这应与此举引起的尾闾环境变化有关。如前文所述，将大规模治河工程伸入尾闾，改黄水单路入海，无形中加大了河流与海洋的交互作用，康熙四十年曾出现海潮大规模上涌，尾闾堤岸工程遭到损毁的惨况，类似情形在雍乾年间也有发生。乾隆四十一年，南河总督萨载奉命查勘海口，当其将河水所受海潮顶托以及泥沙沉积与新生淤滩等情况奏陈时，乾隆帝指示“此海口自然之势，似难以人力胜之”，明显表现出一种对海洋自然伟力的畏惧。当然在此之外，君臣的考量还有尾闾处人烟稀少，纵然“海潮倒漾”，所破坏者多为堤工，“并无民田”，损失较小等问题。无论如何，治河工程伸入尾闾所加剧的河海交互作用，大规模海潮上涌时甚至损毁堤岸工程，都深深地影响着君臣的认知，并成为促其调整治河路径的重要驱动因素。
三、“出海最关紧要”：嘉道时期“复旧制”的困境及困惑
嘉庆三年，东河所属曹、睢两汛发生决口，两处决口与尾闾“淤沙停积”，形成“高仰之处”，不能“如式通畅”。为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嘉庆帝命南河总督吴璥前往海口实地查勘。吴璥奏称，尾闾处“积沙拦门，海口高仰之说，诚非虚语”，可以“挑挖引河，使之取直”，或“挑切顺势”，以便“因势利导，俾无兜阻”。此奏获得允可，户部亦予拨款。至于受海潮顶托形成的“尾闾不能畅注，则河身涨满，各工在在可虑”的问题，吴璥认为当“将各工堤堰埽坝，加倍小心防范”。可是工程完成当年，清口处就有决口发生。更令人感到忧虑的是，口门合龙后，水流本应归复故道，“竟有分溜直入洪泽湖及淮扬一带运河”，亦有“黄水侵入清口”。此后人事调整，在河历练多年的河官徐端继任河督，其接续前任之功奏请“先往海口逐加确勘”，深得嘉庆帝赞赏，并夸其“所见甚为得要，洵属探本穷源之论”。
其时河患之深重已经引起朝野普遍关注，面对这一局面，嘉庆帝派钦差大臣戴均元前往南河与两江总督铁保、南河总督徐端一同研究救治办法。经过一番商讨，三人认为应“照前人成规”，疏治尾闾，以“使河流不致散漫停淤，以收束水攻沙之益”，同时“力筹蓄清敌黄，以期渐复旧制”，使“黄水不致倒灌”。姑且不论这一折中之举能否平息朝野论争以及是否存有实践的可能，仅处处以“前人成规”“复旧制”论事，就表现得比较机械，明显缺乏前朝的实践精神与创新意识。嘉庆十三年后清口一带，淮水“不能畅注敌黄”，“被其壅遏”的情形依旧，漕运仍深受影响。而此后铁保等人又以“海口先办，则运河工用不敷”为由奏请海口工程“俟秋汛安澜后兴举”，嘉庆帝批示“此中缓急机宜，朕亦不为遥制，总须不误目前漕运”。漕粮运输与黄河治理本就密不可分，但碍于经费所限，不得不以漕运为重，舍疏治尾闾先办运河工程，个中认知逻辑与前述三人的折中之策并无二致，亦从侧面折射出该时期治河实践困难重重。
四、“海口日远”：尾闾环境变迁及其生态链条
今人的研究数据则显示，１５７９—１８５５年，也就是明代潘季驯治河之后至清咸丰五年黄河大改道的二百多年时间里，河口延伸速率平均为每年２６７米，远超潘氏治河以前的３３米／年，其中清代最高的１８０４—１８１０年，速率达５００米／年，１７０１—１７４７年次之，为３２０米／年。其原因当与潘氏治河时类似，与实施“束水攻沙”技术并将其拓展至尾闾河段存有较强的逻辑关系。关于当今河口延伸问题的研究表明，“黄河单一流路入海的方式不利于减缓黄河口淤积延伸速率”，也可从侧面说明靳辅所倡“疏下流”之举对海口延伸速度大有影响。再有，海口延伸增速，迆上河床淤垫，势必增加两岸大堤的压力，乃至造成决溢。这或为清中期河患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另由于黄水携带巨量泥沙，无论从哪里入海都会对海岸地貌发育以及水动力格局产生较大影响，促使海岸线呈现锯齿状、鸟嘴状这一曲折多变的特征。这一变化无形中会增加入海河流的感潮效应，放大《禹贡》所言的“逆河”现象，加深海洋动力对入海河流的影响。
海口延伸增速的显见环境效应还包括造就新土地，这在当时人地矛盾不断紧张的大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清廷方面比较关注这类土地的淤出情况，比如乾隆五十一年，工部在核覆南河总督李奉翰的奏折时提到，雍正十三年查得新淤滩地１８１１顷，现又有新淤地２０６０余顷。也基于此，清廷不断加大开发力度，增加芦苇的采割数量。面积广阔的河滩荡地对基层百姓也极具吸引力。因为这类土地虽然不宜耕种，但“如海潮不上，雨水滋培，年复一年，卤碱之地自可渐久改变”。对于百姓自发前往开垦的行为，乾隆帝表示“听民随宜耕种，以收自然之利，似于河防民生均属稍有禆益”。而在河官员担心这样一来，“筑园打坝，妨碍水道情事”，故于实际中多不允许。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滩地面积不断增加，尤其嘉庆年间重新疏治尾闾后，环境不断改善，吸引更多百姓前来开垦，乃至长居于此。
五、结语
综而言之，为服务国家政治需求，扭转黄淮运水系困局，康熙年间的河督靳辅多方考量，推出了以疏治尾闾为重中之重的应对举措，并取得了良好成效。而同时因引起尾闾环境变化，尤其加大了河流与海洋的交互作用，而对治河实践形成了新的制约，并深刻影响着雍乾二帝对该治河路径的感知。与靳辅起初基于对“下流疏通，则上流自不饱涨”的河流规律的认知不同，乾隆帝明显表现出对河海交互作用下的自然伟力的畏惧，并一味地排拒疏治尾闾之举。嘉庆年间应对黄淮运水系困境时重拾此举，在几无成效的情况下，又搬出另一“旧制”疏治清口，则带着保守有余、创新不足的时代烙印。也就是说，治河工程的实践深受清代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特质的影响。
文章摘自《清史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４期，原文约１３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