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亚龙，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明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大量人口由土官衙门管理,过往一些研究因未明显区别“编户”与“编丁”的概念,误以为他们皆不在编民序列。事实上,明朝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大规模推行黄册编户制度,但不同于内地编民和赋役紧密结合的情况,边疆的赋役与户口脱钩,征收更趋灵活,编户呈现出多有不实、覆盖仍有空白等局限性。因此,西南边疆许多编民当以灵活编民看待。今人考察边疆民族地区“民户”问题时,应尽量减少族群属性的干扰,更多考虑他们在国家管理体系中的位置。正如灵活编民是王朝户籍管理在边疆的延伸一般,土官衙门本质上也是国家管理体制在边疆的延伸。
明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大量人口由土官衙门管理，过往一些研究因未明显区别“编户”与“编丁”的概念，误以为他们皆不在编民序列。事实上，明朝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大规模推行黄册编户制度，但不同于内地编民和赋役紧密结合的情况，边疆的赋役与户口脱钩，征收更趋灵活，编户呈现出多有不实、覆盖仍有空白等局限性。因此，西南边疆许多编民当以灵活编民看待。今人考察边疆民族地区“民户”问题时，应尽量减少族群属性的干扰，更多考虑他们在国家管理体系中的位置。
一、“编户”与“编丁”
何为编户齐民？鲁西奇通过解读《汉书》等典籍，解析编户齐民的本义“就是列入国家户籍而身份平等的人民”，也就是说，一旦纳入国家户口册即可称为编民，以此为基础征收赋役则是编民更高一阶的制度内涵。明代对编民的管理符合上述认知，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编立户籍问题，自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起，明朝要求地方有司每隔十年攒造户口册，因上呈的户口册“册面黄纸”而被称为黄册。其二，在推行黄册制度的基础上，明太祖又定赋役之法，依照明代制度，“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对成年男子编审徭役的过程即所谓的“编丁”。明朝充分理解并运用了编民的两层内涵，在内地将二者紧密融合，塑造了对编户齐民的一般认知。但在边疆民族地区，除流官府州县所辖部分与内地看齐的编民外，其他不少户口却是二者分离的状态，户口黄册普遍推行，赋役则灵活征收，尤其表现为不编丁。
二、户籍的大规模编立
自洪武二十四年始，云南各处流官、土官衙门皆在黄册覆盖之内，但部分边远土官衙门享有特权，即黄册可以不拘泥于程式，根据特殊地情、民情灵活编造；贵州地方两处宣慰司享有特权，贵州宣慰司整体不在编造序列，播州宣慰司部分不通汉语夷民免于造册；景泰六年（１４５５）以后，四川威州及保县极边番夷得到豁免，开始享有免造黄册权限。就实际执行情况来言，自洪武年间始，编户的确在西南绝大多数土官区域得到贯彻。如贵州及湖广西部地区，洪武五年明军兵锋抵达贵州，“平五开、潭溪、古州诸蛮凡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一万五千”。又如云南地区，洪武十四年明军平定云南，征南将军傅友德“遂承制置布政司及府、州、县、宣慰司、长官司等，籍其户得七万四千有奇”。总之，明朝将编立户籍推向了边疆民族地区，即便土官衙门亦鲜有免造黄册的权限。但边疆民族地区毕竟不比内地府州县区域，不少土官衙门编造户口黄册可以不拘定式，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其一，缺少内地黄册通行的指标，部分地区有户口无田地。明代内地标准黄册，“册有丁有田”，除却记载户口数据外，还录有与之对应的田地数据，但边疆民族地区许多土官衙门编造黄册却“不拘定式”，呈现出有户口而无田地的编册情形。其二，不符编户的通行规则，里甲空有其表。里甲制是明朝编立户籍的一般规则，内地府州县地区一般据此编造黄册，里甲成为重要的基层管理单位。但受限于边疆民族地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多血缘型聚落等因素，严格的里甲制很难推行。此外，里甲空有其表还表现为部分边远地区里甲与户口数量比例失真，与内地大约每里１１０户的一般标准严重不符。
三、赋役的灵活征收
依照明太祖所定赋役之法，百姓向官府承担的经济义务主要分为徭役和田粮两部分，其中的徭役通过将成年男子（十六岁至六十岁）编丁来征收。但是明代不少人口可以获得减免赋役的优待，如王亲、功臣等。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明王朝同样采取了优待措施，他们或无徭役而仅有田粮，或既无徭役又无田粮。边疆少数民族人口大多可以免编徭役，仅需上纳田粮。如云南大理府属十二关长官司在“民役”条目下标明“系土司夷民，免编差”，但“照旧认办税粮二十一石三升五合，协济贵州站银二钱八分”；不编丁且不认纳税粮的人口，首先是一些土官衙门内的部分边远户口。如云南寻甸军民府长期由土官知府管理，田粮因而不拘程式，数额灵活上纳。其次是个别边远的土官衙门，它们虽需上报户口数据，但徭役、田粮皆无固定数额，对明廷的经济义务主要是差发。
四、明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编户的局限性
其一，少数民族编户的户口数据多有不实。嘉靖时王杏巡按贵州，其在《军民利病疏略》中曾提及贵州黄册数据错乱的情况：“各府、州、县、司造解每年蛮民户口，全无的实姓名，十年大造黄册指东易西、挂一漏万，略无真确”。云南地方同样如此，一直到清乾隆年间都难以准确编户；其二，受限于地理环境、历史基础及管控力度，明朝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编户数量依然有限，难以充分覆盖。编户数量少在贵州、云南两省表现最为明显。如贵州基层建置以长官司为主，“其各长官司俱居深山，所统夷民多不过四五里”。云南编户数量亦不繁盛，即便首府云南府弘治四年有１５９５０户、１２５９５５口，弘治十五年有１６５８３户、１４４７０４口，相较于内地而言，编户数量仍然十分有限。
五、灵活编民的概念
如何科学评估明代编户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推行？一是要从历史长河中科学定位其传承性，承认编户是客观存在的；二是不能因边疆民族地区的一些编民不符合内地编民的标准形制，便将他们排除在编民序列之外，笔者建议用灵活编民称之。
其一，从历史的传承性来看，明初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编户有其历史基础，许多编户事实上历元代至明初，而非源自明中后期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元代对云南的编户已较为深入，如兀良合带镇云南时期，“凡八籍民户，四籍民田，民以为病”。此外，即便明代享有编户优免权限的播州、贵州两处宣慰司，在元代仍然需要据实编户。其二，明代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编户，与内地的标准编民形式有着差距，主要表现为户口造册不实、仅有户口而无与之对应的田土与赋役，以至于黄册更似一种象征。
需要明确的是，明代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编户虽然在一些区域有名无实，但其重要性不容忽视。首先，黄册作为明王朝合法统治的一种象征，“实际上是反映了明朝对某些边远民族地区是否能巩固地统治的问题，也反映了这些地区是否已经实际成为‘王土’、人户是否已经实际成为‘王臣’，向明王朝负担规定赋役义务的问题”。其次，明王朝对黄册的编造自始至终都不曾放松，黄册管理部门直到明后期仍然屡次督促边疆各土、流衙门及时上报黄册，并不断重申编造黄册的重要性。如嘉靖二十五年后湖官员查得“江西吉安府泰和县、饶州府乐平县等土官、流官衙门，“俱该年黄册不见解到”，请求朝廷严厉处置相关官员，并责令有关衙门急速上报黄册。另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户口黄册的造册不实、形式大于实际，在内地同样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明朝的一种普遍现象，黄册逐渐脱实向虚，实用性降低、象征性强化，这便意味着西南边疆不拘定式的黄册的特殊性愈发弱化。
基于以上讨论，明朝在边疆民族地区大量编民是客观存在的。只是鉴于朝廷对边疆直接管控的力度不足，以及囿于“蛮夷当抚以宽简”的观念，明王朝对边疆户口的管理不得不更加灵活。难以似内地那般将登记户口作为基础，并以此来核定土地和赋役，将户口与田粮密切绑定。在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力度有局限的情况下，明朝对不少黄册实际上采取了户口与田土分离的措施。户口作为“王民”身份的象征，明王朝始终紧抓不放；而清丈田土意味着统治力量要更加深度介入地方管理，明王朝事实上并未径直使用田土指标，仅在条件成熟时方才比照内地制度推行。因此，如果把内地的编民形制当作标准编民，本文所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部分户口当可以称作灵活编民。从政治层面来讲，灵活编民已经跨过了编户齐民的门槛，是编民的特殊形式，只是其管理更为松散。
文章摘自《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６期，原文约１１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