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德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对于地处偏僻高寒之地的甘南藏族老百姓而言，草山是其唯一的生存资源，而甘南各部落之间又因草山向无明确界线以及草山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不统一，使得各部落之间对草山的争夺几乎贯穿于甘南社会的各个时代，亦影响到牧民生活的各个角落。1940—1944年发生的“北山事件”不过是甘南各部落之间草山纠纷的一个历史缩影。与以往历届政府的羁縻政策略有不同，此次草山纠纷中时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县政府则扮演着主导角色。究其原因，一是20世纪30年代夏河县治及卓尼设治局的设立，国家权力开始进入甘南的中心地带；二是20世纪40年代初保甲制度之推行，将国家权力的触角延展至甘南的各个部落，将代表国家权力符号的乡镇保甲机构设立于甘南的大小村庄，甘南藏族群众开始感受到了来自“国家”和“政府”的威严，甘南各类突发性事件的处理开始受到政府干预和法律约束。
民国时期甘南藏族群众主要聚居于甘肃西南，内含夏河、卓尼、临潭三县局，西连青海，南接川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一再干预下，甘南藏区先后成立了夏河县治与卓尼设治局，国家权力逐渐延展至甘南藏区的中心区域。不过，甘南藏区高寒的地理位置和广袤的草山资源，造就了当地牧民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和勇取善斗的行为习惯，而甘南藏区各部落之间又因草山向无明确界线及其草山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不统一，使得各部落之间对草山的争夺几乎贯穿于甘南牧区的各个时代，亦影响到牧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各部落之间因草山纠纷而发生大规模械斗者屡见不鲜。
一、酥油案引发的草山纠纷
夏河陌务与卓尼北山之间因草山纠纷而产生恩怨已久，其间小规模的纷争更是时有发生，至于谁是谁非，莫衷一是。１９４０年冬，因夏河县下黎加居民那木卡偷盗卓尼尕巴居民柴木加家的酥油，引发“酥油案”，使得双方再起纷争。事实上，所谓的“酥油案”不过是双方恩怨纷争的一个借口，而其真正的症结仍在于双方对相邻草山所有权的争夺。
自１９４０年冬至１９４２年春，陌务与北山之间的草山纠纷愈演愈烈。北山三旗头目麻周鉴于陌务总土官杨步云与政府关系密切，颇得舆论同情，诚恐相持日久，对己不利，遂唆使党羽于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６日乘杨步云自夏河县城回陌务途中，预设伏兵，将杨步云击毙。陌务总土官杨步云惨遭杀害，使得陌务、北山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亦迫使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不得不有所作为。事变发生之后，甘肃省第一区专署专员贡沛诚即对双方纠纷进行调处，然因麻周拒绝配合，贡沛诚即以麻周一再抗命，乃于旧城实行缺席判决，不仅将双方所争之草山上下黎家判归陌务杨占仓放牧，而且密令李永瑞与国民党驻临潭之保一团第二大队率部袭击北山，捕捉麻周。然而，贡专员的武力镇压之策并不成功，相反遭到了北山民众的激烈反抗，本欲夹击北山的两部力量，亦因李永瑞所率之各旅番兵迟迟未到，被麻周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二、武力震慑失败后的艰难调处
姑不论此次战斗失利的责任问题，就此次战斗之结果而论，无疑给国民党甘肃省政府草率处理甘南藏区纠纷案件敲响了警钟。自保安大队战斗失败后，临潭、卓尼各县局均以事态扩大，纷纷专电呈报国民党甘肃省政府，而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据报后，亦感事态严重，遂派省保安处处长吉章简及官员马元凤赶赴岷县、临潭一带视察，以为处理善后之根据。不过，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战乱与贫困交织下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既无实力又无能力从根本上解决甘南藏区问题，因此，在维护政府威信的基础上，依据番例番规解决纠纷，不失为此情此境下一种颇为理性的选择。吉章简的调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陌务与北山之间的冲突，但卓尼北山事件的隐患仍未消除，武力对抗仍在酝酿之中。
三、北山事件与各方反应
陌务与北山之间的草山纠纷尚未明朗之际，１９４２年底，甘肃南部发生了“甘肃饥民事变”。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谷正伦迅即派国民党第三军军长周体仁率军一万余，在各县保安队的协助下，沿榆中、皋兰一路南下，对起义部队进行武力镇压。起义部队辗转激战数月后，终因缺乏武器弹药及军事训练，加之内部出现分裂而最终失败，一部分起义领导者惨遭杀害，一部分起义领导者如王仲甲、肋巴佛、马福善等则率众向甘南各县转移。起义部队进入甘南后，为了能在甘南凭险据守，肋巴佛主动与卓尼北山三旗头目麻周取得联系，诱其参加起义。麻周对国民党统治素有不满，因而对于肋巴佛的游说心生共鸣。不过，麻周又将这一情况急报于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杨一隽，杨表示：王、肋、马等只要不扰害我卓尼地方，劝其他往，并立即暗送出境，千万不要杀害。
然而，此国民党第三军军长周体仁已率部万余人，沿皋兰、榆中一线，直抵卓尼北山地区。１９４３年８月底，周体仁率部进驻临潭冶力关，并电邀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杨一隽及其所属官佐参加“剿灭残匪”之军事会议。然而，就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麻周暗中联络肋巴佛、王仲甲、马福善等，兵分两路，一路偷袭进驻冶力关之国民党军；一路则由麻周亲率武装亲兵二十余人急奔卓尼，企图劝说卓尼土司杨复兴母子移驻北山。
肋巴佛等率部突袭，虽打死打伤国民党军３００余人，但也引发了周体仁对卓尼官员的报复性惩处。周不仅下令将赶赴冶力关参会的３０余人全部扣押，并下令将卓尼手枪队长梁书拉、警卫连长宗其秀即行枪决，而且认为麻周身为卓尼土官，其之所以敢如此行动，肯定与杨氏母子及杨一隽有关。就在北山藏族群众突袭冶力关之时，杨氏母子在夏畬田等人的支持下，权衡利弊，委婉拒绝了麻周劝其移驻北山之请求。然而，麻周等并不甘心，为了劝导杨氏母子改弦更张，麻周及其随从二十余人都住进禅定寺院之司令部。为了摆脱麻周等之牵制，杨母不得不暗中求助于驻卓尼之中央军骑兵二十五团团长戴效戎。戴闻讯后，立即与岷县专员胡受谦、卓尼局长刘修月取得联系，并派兵进驻卓尼县城之街道隘口，团团包围禅定寺，杨氏母子终于脱困，麻周等亦束手就缚。
北山事件最终在国民党军的武力镇压下得以解决，参与甘南农民起义的北山三旗头目麻周被捕，北山民众亦为此亦付出沉重代价。虽然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为了自保，不惜民众疾苦，摊派国民党军之罚款及赔偿，给北山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之损害，但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并未就此罢休，因为在其看来，北山事件之责任，远非北山头人麻周所能担负，其间一定有洮岷路保安司令部的默许和支持，否则麻周决不敢如此肆意妄为。为了敲山震虎，在周体仁等处决了杨极天、杨赛高、乌鲁喇嘛等洮岷路一批中层官员后，又以杨一隽“催交罚款不力”，将其扣留，遂同麻周一道押解兰州，并以“手令部署，袭击国军，阳奉阴违，剿匪不力”之罪名，于１９４４年春枪杀于兰州红山根。
结语
纵观近代甘南藏区百年史，各部落之间的草山纠纷不仅贯穿于甘南社会的各个时代，亦影响到牧民生活的各个角落，而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４年发生的陌务与北山之间的草山纠纷，不过是甘南各部落之间草山纠纷中的一个历史缩影罢了。不过，以往历届政府对于此类纠纷的解决多采取柔性绥靖之策，而此次草山纠纷中，政府却扮演了主导角色。究其原因，一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在甘南藏区陆续设立夏河县治及卓尼设治局，国家权力开始进入甘南的中心地带，尽管此时夏河县府和卓尼设治局的权力极为有限，但它的设立，无疑为国家权力介入甘南地方事务提供了一个良性通道。二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保甲制度的推行，将国家权力的触角延展至甘南的各个村落，将代表国家权力符号的乡镇保甲机构设立于甘南的大小村庄，甘南藏族群众开始感受到了来自“国家”和“政府”的威严，甘南各类突发性事件的处理也逐渐受到政府的干预和法律的约束。
摘自《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３期，原文１８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