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甲午战争前后，改城市传统“赛会”为近代博览会的论说屡见于报端，1906年内陆城市成都率先付诸实践。与其他城市博览会或在工厂、公园举办，或新建场地展览不同，成都劝业会脱胎于历史悠久的青羊宫花会。清末新政时期，官方开始在青羊宫花会原址举办劝工会，振兴工商之余亦寄托着改造民俗、改良社会的景愿。民国时期川政为军阀控制，劝业会数度停废、重办，花会却由于民间传统的惯性而始终沿袭依旧。作为近代临时公共展览空间，青羊宫劝业会不仅因集中了城市主要的资本力量和权力主体而成为不同权力意志彰显与博弈的场域，更因为商民的广泛参与而吸引了社会舆论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成为社会关系的焦点。清末至民国，官方在青羊宫、二仙庵兴办劝业会、推行空间改良的历程，涌动着近代思潮的搏动、地方政治的诡谲、传统习俗的深植和多方社会力量的博弈，镌刻着一个内陆传统城市现代性脱胎、重塑和成长的艰难历程。
晚清政府为刺激工商业的发展，在国内大力倡办商品陈列所、劝业会、物产会等各种类型的赛会。成都于１９０６年依托传统青羊宫花会改设商业劝工会，不仅在形式上成为全国的特例，且在时间上首开近代中国劝业赛会先河，在中国近代博览会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一、脱胎于传统花会的成都商业劝工会
成都花会以青羊宫花市最大，于农历二月十五日举行。清末，青羊宫花会具有明显的农业集会性质，每年农历二月份的花会是临时会场，即一年一期。１９０５年１２月，沈秉堃向时任四川总督锡良呈文，拟将青羊宫花会改办成都商业劝工会。成都劝业会的举办，一方面是时代大潮下仿效西方筹办博览会之举，另一方面亦是利用青羊宫花会的商情，以促工商的现实考量。
甲午战争后的中国人倡导办博览会以兴商务，并以习用的“赛会”来泛指西洋的博览会，此种做法是为迎合当时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还有精英改良的意图。维新变法时期，社会风气渐开，改中国传统“迎神赛会”为西方之赛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时人的共识。更为详细地提出将中国传统“赛会迎神”改为西方之“赛会”的则是张之洞的幕僚钟天纬，其主张将庙会改为博览会，除了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考虑外，亦可见其以士绅取代经理、以行宗教改良之深意。
商业背后的政治意图 早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国内维新思想渐开，对本土的习俗多有提倡改良甚至禁止之意。花会时有赌博、诱拐人口等不法之事，似乎已经污名化。在四川地区，自新政开办以来，官方与精英也着意改造社会习俗。官方对民众“烧香赛会”之事，出示谕令禁止，以整顿“愚民”之“陋俗”。
四川提出将花会改办博览会，是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改良社会习俗之呼声和清末新政时期全国提倡西方博览会的时代背景之下发生的。１９０６年，成都将“花会”改为“商业劝工会”，依旧于传统节日庆典空间青羊宫举行，但其活动从形式到内容已经全然不同。
１９０６年，官方不仅将传统花会改名为“商业劝工会”，还将传统花会的时间改为农历二月初十日。名称与日期的变更投射出明确的官方意志，为传统意义上的花会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和形式。成都选择青羊宫这一传统节日庆典空间作为近代博览空间，除受到上述全国范围内改良民风民俗、改造寺观思潮的影响之外，还与成都的地方政治经济以及青羊宫这一道教宫观本身的空间特征有关。
成都地处内陆，在１９０６年时未像沿海通商口岸一样开设公园。与武汉、南京新建场地展览相比，四川经费拮据，第一次劝工会开办会场经费由绅员统筹。就其空间而言，青羊宫主体宫殿之间空坝甚多，空间宽敞。二仙庵比青羊宫幽邃曲折，房屋多些，也要紧凑些。
空间秩序与官方意志 官方对劝工会的策划和管理极为重视，会场设有事务所，下设督办、提调、会长、庶务员、招待员、会计员若干，还拟定赴会贸易、游览规则及禁令若干。除了对各县劝工局、各商家赴会展览的商品逐一审查、设立奖项评奖外，会场的规划布局由官方明确统一规划布局，绘有详图并附说明在案，设施齐备，遍置标识。
劝工局对会总体进行拓展，拓展之后，划分为四区。四区之中，还设有休憩招待处、办公会场、游戏场，这些地点都用飘扬的旗帜或牌匾作标识。四区之外，还设有警察驻所、舆马场、各学堂休憩地。官方不仅布局规划完备详细，对空间的分割和使用也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其空间管理也大大加强。分区规划正是官方维持秩序、便于控制的意志体现。
会场以二仙庵为主会场，而青羊宫则为副会场。绸缎庄百货公司同古玩玉器铺都设在二仙庵，殿堂走廊陈列着官报局出版的教材书、挂图、体育器械等教育品、劝工局的工艺部、书画部以及城内的几家古董店的美术品，而檐下与中庭也摆满了西洋杂货店、中国杂货店、古书店、古董店等。青羊宫则主要陈列工农部产品、杂货、书画店等，青羊宫展出品粗物居多，显然传统农会的主题依然被保留下来。传统花会亦以农会著称，可见官方着力改造，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民间传统。
二、周善培的空间改良
“易地而举”的阻力与艰难。１９０７年，劝工总局改为通商劝业道，１９０８年周善培改任劝业道。周善培对青羊宫劝业会地点、空间布局和租地方式的改造，可以窥探官方、精英对民众习俗的态度，以及官方权力的扩张和庙方权力的收缩。
在周善培看来，青羊宫劝工会，每年举行一次，难有大效。又从建筑、经费的角度对比，指出世界各国之赛会，设备完全、搜罗丰富，花费千百万，而四川相形之下，仅二、三千元。在他看来，原来的劝工会场显然无法达到应有效果，必须充分预备，易地而举。
但周善培欲“易地而举”的想法并未获得绅商的支持。商界想要借助花会的繁盛经商贸易，倘来年举、异地举，商业必受影响。绅界以民间花会习俗相沿已久，若不办劝工会，官方不在此规划组织，则会使集会散乱，主张仍请照常举办。众议不赞成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经费问题。劝工局既无经费，所办劝工会经费又要仰仗绅商赞助。
但从１９１０年开始，周善培“易地而举”的想法也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劝业会虽仍在青羊宫举行，但重庆也开设赛会，办理一切规则均仿效成都青羊宫花会开办，只是地点设在南纪门外杨公所，并新建房舍作为商品陈列场所。
“整齐划一”与空间秩序的强化 沈秉堃主办时主要依靠青羊宫、二仙庵两庙空间。周善培则展拓了两庙之外的空间，将二仙庵楠木林前及侧面之大片旱田纳入会场范围，将会址规划为方形。
周善培对会场内各商业活动地点也进行了整改，一是将旧有花圃移到旱田，此处统一规划为花市，分为四个部分。二是将竹木等器具及小摊移入青羊宫、二仙庵两庙。三是将青羊宫茶食棚场迁置二仙庵入口总路两旁。四是将娱乐游戏场所均指定二仙庵后园搭棚布局，借鉴外国博览会，并通过收取入场券来限制观看游玩的人数。１９１０年劝业会还举行了赛马会，此举有三方面的考虑：一则清末以来编练新军，官方开始考虑四川松茂的马匹，故借劝业会举办赛马会以推动四川本地马匹的改良；二则表彰骑术，推进新军编练；三是激发尚武之精神。
在沈的基础之上，周善培首先进一步强化了空间的秩序感，从入口、道路到布局，均彰显出整洁、统一、有序的意象；其次对空间的管理也更加严密；再次，军乐亭和赛马等现代空间元素的加入，也更具现代精神。
从１９０６年到１９１１年，托生于传统青羊宫花会，成都连续举办了六次劝业会。前三次名为“商业劝工会”，１９０９年后称“劝业会”。作为新政要务，成都劝工会虽然继承了传统庙会祭祀娱乐与商贸的功能，却从诞生之初就显示出强烈的官方主导色彩。
三、军阀混战时期青羊宫劝业会的停办与重办
辛亥鼎革后，军阀混战不休，官方对青羊宫的态度逆转，青羊宫兴办的劝业会迁移到少城公园，新建陈列馆展览，清末延续六年之久的劝业会停办，但花会依旧沿袭。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官方却在此期间一直监办花会，并于１９２０年率先重办劝业会，成为军阀混战之下出人意表的“奇观”。
“腐朽庙舍”与青羊宫劝业会的停办。辛亥武昌起义后，清末在青羊宫举办劝业会的传统也发生了中断。实业司成立后，于１９１２年派员在少城公园，修建商品陈列馆，作为筹办劝业展览会的场地，而终止了清末劝业道在成都西南外青羊宫、二仙庵两庙举办劝业会的传统。
官方停办劝业会的原因，与地方官员对劝业会和寺观的认识有关。首先，民初办理实业展览的官员认为，展览会要有专门的场地，并且陈列展览馆要为永远性质，而青羊宫举办的劝业会都为临时性质。其次，是民初对寺观态度的转变。认为青羊宫、二仙庵两庙为腐朽庙舍”，民国官方则明确了对其的贬低态度。
官方停办青羊宫劝业会，但作为传统庙会的青羊宫花会依旧年年自发举行。１９１２年，实业司仍在花会期间设立事务所，派员审查办理会务。到１９１３年，实业司对于青羊宫花会未再派员经理，曾经被清末官方剥夺的主持经营之权再次回到庙方手中。民间习俗传统影响深远，官方亦不得不顾忌，其中除了考虑到民众习惯的沿袭和情感因素之外，商民经济生活的需要和花会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应是理由之一。
军队驻扎与花会照办。民国初年的青羊宫、二仙庵两庙都有军队驻扎。１９１６年２月初，战事绵延到了四川。川省公署声明虽于战争戒严期间禁止一切集会结会，但仍主张办理青羊宫花会。只是为便于秩序控制，仅允许售卖农器花草及不搭棚的临时饮食小摊，并命令四川省警察厅及成都县、华阳县会同办理青羊宫花会。警察厅与两县共同办理青羊宫花会，此后成为历届遵循的成例。
同为官方办理青羊宫花会事宜，与清末相比，民国初期官方的权威明显减弱。民国初年，随着劝业会从花会中抽离停办，庙方重新掌握了主持经营花会的权力和经济利益，官方与两庙协商，仅行监管之责，庙方的权力和地位随着劝业会的中断和花会的回归而复得。
青羊宫劝业会的重办。１９１９年四川省长杨庶堪令四川全省筹办来年青羊宫花会，尚未将花会重申为劝业会。１９２０年，“商学联合会呈省公署，请改花会为劝业会”，回归清末新政时期官方的做法。这暗示了商学精英界与清末新政时期精英界对“花会”的改造之意。此外，对地方自治的提倡也是促成官方重办劝业会的原因之一。
１９２０年，四川重办劝业会，是自辛亥革命后劝业会停滞近十年后的重办，有提倡实业、发展生产的经济因素的考虑，也有提倡地方自治、提倡国货的政治因素的考虑。从全国看来，民国时期各地官方对劝业会的办理，四川尚属先列。
新市政下的空间改良。刘成勋１９２２年６月任四川省长，劝业会内外会场布局和景观另有一番变化。官方注重市政改良及劝业会场内外之美观，书写于通往青羊宫沿途城墙上的广告招牌遂成为问题。至１９２３年，“墙上书写广告招牌，或用粉墨任意图书”，因成都市政公所以“有失城垣壮观”为由，“令警厅严令洗去，不准再涂污”。
官方不仅注重会场外的改良，也重视会场内的装点及会场布局。以前实业所均布局为三条街道，１９２２年的变更办法则是“左右均为曲折式”，曲折式的设计可以使民众“遍历各实业所”，感受到各地实业产品的熏染。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官方在青羊宫重办劝业会，力推市政改良，并开始任用专门人员规划设计，既使会场更为美观，也使劝业会的规划设计更趋专业化，显示出战乱之后的成都对于“文明”与“现代化”的追求。
四、“党、国”的渗透与空间政治
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青羊宫虽因其劝业会的官方性质而逃过打击，但其空间亦难以逃离“党、国”政治符号的渗透。
空间中的“党”与“国”。１９２９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开展了一次广泛的风俗调查和陋俗改良活动。在南京国民政府打击寺观及改良社会风俗的大背景之下，四川也有地方实业局官员提出劝业会易地而举，四川省主席刘湘也想要一年举办两次，春季在成都，秋季在重庆；地方官员亦有提出在“轮年举行，不必限于成渝两地”等主张，但最终官方仍选择在两庙举办，这成为青羊宫、二仙庵两庙在全国新一轮的打击寺观及改良社会风俗潮流下的“护身符”。
在全国党化的潮流下，二仙庵道士也设立党化道教传习所，在庙内悬挂布标语。全国党化的潮流，不仅使僧道为谋自救而自谋党化，同时悬挂的宣传标语作为政治符号，不仅改变了寺观的空间景观，更凸显了其公共空间的政治涵义。
１９２９年在青羊宫、二仙庵举办的劝业会是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的首届劝业会，此次劝业会特设第一次国货展览会，省长刘文辉亲笔题名的会标悬于会场。开会程序中“党部代表就位”先于“四川省政府主席各委员及各军政长官就位”，且要“向总理遗像及党国旗行三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默哀三分钟”。
１９３１年，劝业会改办名物展览会。其间正值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劝业会事务所用镔铁剪成“抗日救国”四个大字，钉于会场。劝业会国难宣传部还派员在会场中央演讲台轮流发表抗日演讲，以此激发民众抗日热情。
空间中的地方展演：全川生产建设会议。事实上，中央与地方在空间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权力的彰显与博弈。１９３３年刘湘统一川政。１９３４年，刘湘亲任劝业会审查委员会委员长，并聘专门人才担任委员，对劝业会场布局进行了大更改，劝业会在他的主持下扩大举行。
会后，他在青羊宫举行全川生产建设会议。在闭会典礼上，各县建局科及代表，“领取刘湘督办之半身照片一张”。刘湘树立个人权威的政治意图明显充斥于空间景观与仪式之中。青羊宫也因为展览会的举办而承载了展览地方政治经济、向中央展示实绩的政治使命。
“现代化”与“科学”：卢作孚的规划理念。１９３５年初，刘湘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其后两年劝业会停办，青羊宫花会照旧举行。１９３５年，卢作孚就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对青羊宫、二仙庵的会场布局进行了大改革。卢令人在会场中心布局假山和国旗，并以行政命令令二仙庵道士不得收租。
１９３７年，四川恢复举办劝业会，更名为“四川省物产展览会”。此次展览馆布局在青羊宫右侧田地，约四百平方丈，分建工商馆、教育馆、矿业馆、农林馆、交通馆、生物馆六馆，新建路桥，汽车出入，夜市电灯，现代新意尽显。
卢作孚的会场布局理念是“科学”，并亲临会场指导部署一切，要求工商馆的布置与生产程序相符合。卢作孚还有对民众习俗改良的深意，陈列馆自清末以来就设有军乐厅，卢将其更名为“音乐台”。对于会场道路也有意整顿，全场共有干线八条，开支路二十余条，支路均以四川县属名称名之。
１９３７年的物产展览会实为四川地方博览会之最后的高潮。１９３８年以后，官方在青羊宫停办劝业会、禁办花会。１９４３年，四川省建设厅重办的物产竞赛会已属“全国物产展览会”性质，亦是抗战时期唯一一次。
四川在清末新政时期却走在全国的前列，得益于以沈秉堃、周善培为代表的清末地方能员的大力推动。借助对两庙空间的重新利用和安排，官方在空间内展开自己的意志，传统的由庙方负责、商民自由办理的花会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主题和精神。花会与劝业会，两者于共享的节日会展空间中互为显隐、相互包容的互保共存机制，为传统与现代性的共生提供了别具特色的空间明证。从劝业会到全川物产展览会，青羊宫特殊的空间政治中，不仅可以看到“党、国权力的柔性运作机制”在地方的运作，更充斥着地方实力派的业绩展示和个人权威的彰显，以一种同样柔性的反向运作机制顽强地抵御着中央权力的渗透。
清末至民国，官方在青羊宫、二仙庵花会的基础上兴办劝业会、推行空间改良的历程，涌动着近代思潮的搏动、地方政治的诡谲、传统习俗的深植和多方社会力量的博弈，镌刻着一个内陆传统城市现代性脱胎、重塑和成长的艰难历程。
文章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４期，原文２５５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