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梓煜，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摘要】近代中国由帝制天下向民族国家转变，国家的地理存在也相应地从“帝国疆域”转变为“主权领土”。在此过程中，摄影被用于考察与再现国家领土尤其是边陲之地，成为建构和强化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新媒介。1935年邵元冲领衔的代表团执行民族扫墓及西北考察，既是作为国家“政治身体”的延伸在场以重申对领土的统御，也是把西北领土从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激活为实践民族国家观念的“空间”，这种实践借助摄影的定格与传播，把作为抽象政治理念的民族国家认同锚定于古老的地方、空间和风景，使地图上呈现为抽象轮廓的领土视觉化、空间化、历史化。
近代中国由帝制天下向民族国家转变，国家的地理存在也相应地从“帝国疆域”转变为“主权领土”。在此过程中，摄影被用于考察与再现国家领土尤其是边陲之地，成为建构和强化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新媒介。１９３５年邵元冲领衔的代表团执行民族扫墓及西北考察，既是作为国家“政治身体”的延伸在场以重申对领土的统御，也是把西北领土从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激活为实践民族国家观念的“空间”，这种实践借助摄影的定格与传播，把作为抽象政治理念的民族国家认同锚定于古老的地方、空间和风景，使地图上呈现为抽象轮廓的领土视觉化、空间化、历史化。
一、摄影非为“揽胜”
１９３５年３月３１日，邵元冲、张继、邓家彦等率团在南京登上津浦路火车，次日在徐州转乘陇海路火车向西北进发，此行首要目的地是陕西省中部县黄帝陵，以及分布西北各处的周秦汉唐历代皇（王）陵，是为第一次民族扫墓节。随后，邵元冲携夫人张默君等“周游西北，考其政俗文教，地方特产，关塞险阨，山川形势”，历时四月有余，行程一万六千余里，涉足六省并且形成了丰富的图文记录。其中高良佐执笔的《西北随轺记》详细载录了行程中的见闻以及所经之处的历史、文化、地理、经济和民情数据。
１９３５年８月４日，考察团返回南京，１０月２７—３１日，此次考察的成果在南京中山北路的国民政府华侨委员会招待所公开展出，展览内容总体分九大类，照片属第一类，共计３０６幅，占总展品数量的３／４。展览现场的展呈实况今天已难确知，但是此行的照片次年在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西北揽胜》一书中得以完整呈现。书以“揽胜”命名，或是一种时代的修辞惯习，并非意在审美与抒情。《西北文化展览会缘起》一文即称“先生戒途西迈，非惟揽胜”，结尾处又说“后有来者，当共勉于靖边，心焉识之，勿徒殷于考古”，不仅将西北之行区别于赏阅风景的“揽胜”，也区别于单纯追寻遗迹旧物的“考古”。这种“调查”恰如其分地运用了摄影“眼见为实”这一深入人心的媒介特性，制造了“如游其地，如履其境，如衣其实物”的体验，实现了在领土考察中征引文化记忆、植入民族国家认同的运作。
二、西北作为原点、边疆与后方
１９３５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的“瑷珲－腾冲”线划分了“西北－东南”在人口分布上的截然差异，成为近代以来研究中国领土与国情的重要框架。西北在空间上兼具原点、边陲与后方的三重角色：“原点”是指西北被视为民族发祥地；“边陲”是指西北是远离政治经济中心、落后衰败的边远之地；“后方”则是指西北作为抵御日寇全面侵华的战略纵深，寄托着绝地反击的希望。因此，西北既被视为民族文明的源头与辉煌历史的见证，现实中却又是远离现代文明的荒凉之地；资源蕴藏丰富却又贫困落后，肩负民族复兴的希望却又陷于困顿危殆，既激发自豪感又唤起危机感。
１９３５—１９３８年，有三本以“地理方位＋揽胜”命名的摄影图集相继出版，分别是《东南揽胜》（１９３５，东南交通周览会）、《西北揽胜》（１９３６，南京正中书局）、《西南揽胜》（１９３８，中国旅行社），尽管这三本“揽胜”并不属于统一策划的丛书，内容风格体例也并不一致，但书名的类同巧合地映射了领土的现实状态：东南、西北、西南俱已在列，唯独缺少东北，印证的是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沦陷的事实。“东北”失土的创伤记忆如影相随，西北不可避免地被视作东北的镜像。更何况西北本身也并非高枕无忧之地，考察团西北之行所涉足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山西诸省，已是当时名义上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所能实际有效控制的边疆领土，潜在的冲突与分离张力正在无形中滋长。虽然“开发西北”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各种西北研究的学术团体、期刊和书籍蔚为大观，但众声喧哗背后，由于政治掣肘、经费短缺等原因，绝大多数动议最终都未落到实处。
三、从“地方”（ｐｌａｃｅ）到“空间”（ｓｐａｃｅ）
１９３５年邵氏一行的西北之行因详细的图文记录与传播而产生独特的价值。这场民族扫墓和西北考察作为一种意图明确的国家行为，构成了米歇尔·德·塞图（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 Ｃｅｒｔｅａｕ）所称的“空间的实践”—用行动、仪式、叙述和符号去激活一个地点的实践。换言之，考察团的祭谒、踏访、凝视、拍摄和传播，把西北领土从地理意义上的“地方”（ｐｌａｃｅ）激活为实践民族国家观念的“空间”（ｓｐａｃｅ）。如果以空间实践的思路梳理，《西北揽胜》中的照片可分为五大类：陵墓碑祠构成的纪念性空间、城关要塞构成的怀古空间、山川名胜构成的自然空间、寺观塔窟构成的文化空间、风土民情构成的生产空间。
陵墓碑祠构成的纪念性空间。１９３５年的民族扫墓节以祭祀黄帝陵为开端和最重要的仪式，事实上最早民族扫墓节的动议并未把黄帝陵纳入祭扫之列，因黄帝的事迹更近于神话传说而非历史。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２日，邵元冲收到《西京日报》社社长丘元武寄来的一批黄帝陵的照片，他在日记中称这些照片“殊可珍贵”，或许正是这些照片启发了他借助国家祀典提倡民族主义的思路：把黄帝尊为“民族始祖”，则黄帝陵便是民族主义在地理上的“原点”。邵元冲次日即向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提出：“黄帝为中华民族之始祖，故陕西中部县之黄帝陵，应崇其祀典，提倡国人年年祭谒，斯亦提倡民族主义之原也”，并多方查阅资料于９月１１日写成《黄帝陵考》，次月发表于《建国月刊》的“民族主义专号”。
除了黄帝陵，民族扫墓节所祭祀的还包括周文王陵、周武王陵、秦始皇陵、汉武帝陵、唐太宗陵，邵氏一行还拜谒了卫青墓、霍去病墓、王昭君墓等。前述帝王中，黄帝被认定为“民族始祖”，其余帝王皆为历史上“拓土开疆，发扬国威，殊勋伟烈”的雄主，把上古和帝制时代的军事胜利视作现代民族国家抵抗外侮的精神激励是时人的普遍共识。同样，卫青、霍去病、岳飞是保家卫国的忠臣名将，王昭君是止息兵戈的和亲英雄，傅山则是明朝灭亡后坚决不受清帝征辟的明朝遗民，他们的事迹在普通民众中流传甚广。在领土危机的背景下，以国家名义祭祀或拜谒这些陵墓碑祠的象征含义不言而喻。
城关要塞构成的怀古空间。４月１５日考察团从长安（西安）赴临潼，过潼关和风陵渡。潼关北临黄河南倚秦岭，有“西北第一重门户”之称；风陵渡则地处三省交界的黄河大拐弯处，与潼关隔黄河相望，两者自古皆为兵家必争之地。考察团踏访的另一处著名关塞是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嘉峪关，书中配有照片四幅。片还记录了“西走甘凉，北通朔漠”的必经之路“三关口”；“倚山临河，形势与陕之潼关仿佛”的“金城关”。从照片可见，这些历史上的重要关塞的实际军事价值大多已消失殆尽，不仅如此，历史盛名映照下的现实几乎无一例外是残破倾颓的建筑，甚至只有象征性的遗址废墟。即使是潼关这一后来在抗战中抵挡日寇西进的雄关也是如此，照片《潼关》仅呈现城楼一角，前景中有半堵砖墙和一块倾倒的石碑，这样的画面无从凸显潼关“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险要，相反颇显破败。
书中载录的残存遗址照片还包括长安《汉城遗址》以及青海《察罕城遗址》等，照片记录和传播这样的破败景象，何以有利于民族精神之唤起？这显然不能简单理解为邵元冲个人的怀古雅好。遗迹作为标记指认了历史叙事的地理现场，摄影在此次西北考察中对“怀古”的再现，重点在于把大众脑海中铁马金戈的英雄叙事转移到现实的领土危机之上。在民族扫墓和西北考察这一语境中，现场凭吊怀古经由摄影的传播激起了抚今追昔的剧烈痛感，把帝制时代华夷征伐的历史转换成为民族国家御侮之战的话语资源。
名山胜迹构成的自然空间。名山胜迹的照片在《西北揽胜》中占据着重要篇幅，考察团此行登临名山的记录包括：４月１３日，祭谒唐太宗陵后次日，登终南山；４月１７日，祭谒秦始皇陵后的三天登华山各峰；４月２７日，登崆峒山；７月１７日，登贺兰山；７月２５日，登恒山。华山为“五岳”之西岳，《史记》中有黄帝、尧、舜等上古帝王巡游华山的记述，历史上包括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在内的数十位皇帝也曾亲祭华山。恒山为“五岳”之北岳，相传为舜帝北巡时所封。《史记》称黄帝曾“西至于崆峒”问道于广成子，秦皇汉武也曾登临崆峒山。这些名山之为“胜迹”正如巫鸿所称是“精英文化和流行文化的交叉点”，既是帝王和文人心目中的神圣地标，也是声名远扬的观光名胜。
上古传说和历史记载中执政者对名山的登临、祭祀和敕封，都是君权神授观念下昭示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政治仪式。而且，传统叙事中常用“江山”来指代政权，同时也指称政权所统辖的地理范畴，这种修辞的惯习亦可延伸到现代民族国家对风景的民族主义征引与投射。邵氏一行作为刚刚执行完民族扫墓典礼的官方代表团，登临这些名山即意在与彰显正统的象征性地标建立地理和叙事上的关联。名山之外，另一种值得关注的自然之物是书中多处载录的古树：《黄帝手植柏》《汉武帝挂甲柏》等是直接以历史人物命名的古树；《桥山古柏》《潼关古槐》等是以地点命名的古树。尽管树的命名未必确凿，但依托代代相传的故事，树成为特殊的历史标记物，又因其生命力而激活所在空间的历史叙事，这种生命力在领土危机中既重申了民族国家历史之源远流长，又可视作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象征。
寺观塔窟构成的文化空间。除了陵墓、遗址与名山胜景，承载西北文化的历史性与物质性的重要存在便是建筑，其中尤以寺庙、道观、佛塔、洞窟为典型。《西北揽胜》中所辑录的这方面照片，最突出的是两类：一是寺庙与佛塔，二是壁画与造像。有的庙宇本身便堪称建筑奇迹，如恒山的悬空寺，照片呈现其高悬半空、嵌于峭壁的险象。有的佛塔已成存世孤品，如梁思成等人在１９３３年调查确定为辽代木构的应县木塔（即书中的山西佛宫寺《释迦塔》）。西北的文化遗存另一大宗是壁画与造像，书中载录了“华严寺壁画／塑像”“云冈石窟刻像”“天龙山石窟残像”等照片，而最突出的是对莫高窟造像与壁画的大篇幅呈现（共２３页，３４幅照片），这种超乎比例的安排，应与西北文物被外来者劫掠的历史与破坏的现状有关，书中用两幅整版照片呈现天龙山石窟造像触目惊心的毁损，另附部分造像的原拓片。西北文化瑰宝之岌岌可危，足可唤起国人对民族危机之深重与迫切的直观感知。
交通水利设施构成的生产空间。对于西北本就为数不多的交通建设成就，《西北揽胜》并未予以大力彰显，例如对１９３５年初步通车的西兰公路（西安－兰州），书中所录照片只有《沣桥》，该桥是在明清旧桥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成的，照片中占据视觉中心的是桥头颇显破败的旧式牌楼和上桥处陡峭的土坡。在随后的《咸阳古渡》照片中，汽车、骡马和古旧的木车共同挤在狭小的渡船上，不失为彼时西北交通落后状态的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例证。作为“黄河上游交通之唯一利器”，《黄河皮筏》在书中占据了两页四图，既凸显其因地制宜的“特色”，事实上也是西北交通落后状态的写照。除交通外，西北的水利问题亦牵涉甚广。自古中央政权实施有效治理的其中一项要务即兴修水利，一防水患，二利灌溉。西北“自秦以来，约每十年必有一小旱灾，每三十年必有一大旱灾，殆已成为不可移易之定例”。民国先后在西北开浚了泾惠渠、云亭渠等，但是书中照片涉及更多的是汉唐以来开凿的古代河渠如“汉延渠”“唐徕渠”，此外则是“皋兰水车”“船磨”等传统生产工具，唯一可称为民国建设成就的仅“云亭渠”一处。
对交通、水利与生产方式这种偏于历史和传统的呈现，重在凸显西北与现代社会的巨大反差，以唤起民众奋起之决心，正如在展览会上看了照片的观众写下的心得：“若健设之颓败，民情之简陋，足以使人生改造之心理。若荆棘丛生，白土一遍，足以奋动开辟之思想。”
四、留影与眺望：“政治身体”的在场与目光的统辖
除上述以“空间实践”为框架对照片所作的归类之外，还存在一种几乎贯穿整个行程的照片—考察团成员的留影，涉及地点涵盖从陵墓到关塞、从名胜到废墟等多种场景，例如邵元冲立于恒山绝顶、古瑶池遗址石碑旁、大同九龙壁前；也有考察团成员合照，而且并非像仪式性合影那样整齐排列，而是在场景中错落分布，如在嘉峪关西门城楼上、瑶池遗址废墟上、关外大戈壁马背上的留影。这些类同于旅行者留念照的图片被大量选录于书中，是为满足主事者自我宣传的私念吗？如果对照高良佐的《西北随轺记》便可知，邵氏此行中与地方官员贤达会面、作仪式性讲演、巡阅军队等都有摄影记录，若为彰显身份之需，此类照片显然更为适合，但却未见一图于书中。那么如何理解前述留影照在书中的显著存在？要知道这些照片存在于私人相册和进入公共出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正如本文把书名中的“揽胜”视作一种修辞惯习而非实际定位，书中这些留影照片也不应纯然视作标榜个人的旅行留念。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两幅记录了“眺望”动作的照片。其一是在唐太宗昭陵的《陵上远眺》，邵元冲、张默君夫妇侧对相机镜头，一同眺望昭陵周边空旷的山野，画面远处仅可见地平线和一抹远山，右侧是已经倾塌一半的砖墙，左侧是残存的低矮墙垣。如果说《陵上远眺》因二人的夫妻身份而容易被理解为私人性质的赏景怀古，那么在祭祀青海湖一节中的这幅照片则没有这样的疑义：镜头中邵元冲立于小土坡上，持望远镜看向远方，照片被裁剪为纵向狭长的条幅状，背景中只可见地平线。相邻的照片显示的是草原远景中错落的人群和马匹，因为两张照片的地平线近乎连成一体，视觉上极易产生合二为一的错觉。这种并置组合在书中仅此一例，其独特之处在于显现了这场西北考察隐藏的“视觉模型”与权力结构：国民政府的代表在眺望远方，目光所及的场景并置其右。
“留影”与“眺望”的照片，是考察团作为国民政府“政治身体”的延伸巡守西北领土的象征与存证。政治身体并非任何具体个人的肉身，而是抽象的国家权力借以显形和传递的特殊身体，是一个兼具了符号性和实体性的媒介。政治身体的在场是上文所述的空间实践得以生效的必要条件，换言之，政治人物的肉身作为一种“中介”，在巡边过程中的每一次驻足留影，都可视为对领土空间的把握与占有，既重申对领土之上的自然风景的统御，也将城垣废墟和人文遗迹注入新的民族国家叙事。作为这一政治身体延伸的主要体现，邵元冲穿着的中式袍褂以及沿途赋作的旧体诗词，某种程度上消弭了作为舶来观念的现代民族主义与西北领土上的传统遗存之间的显著隔阂。摄影是这一领土空间化实践真正生效的媒介主场，摄影所基于的焦点透视法，代表了一种单向度的、一元化的目光。
尽管在此之前，中国西北也并非摄影的“化外之地”，１９世纪后期以来，在外国探险家、考古学家对中国西北捷足先登的考察甚至劫掠中，摄影既作为考古的记录手段，也服务于想象异域的图像消费。但是当时这些摄影图像都只在中国以外流通，普通中国人无缘得见。在１９３５年这场民族扫墓和西北考察的前后，中国人的边疆摄影考察还存在多个案例，例如陈万里参与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良友派出的全国摄影旅行团等。而１９３５年的西北考察的独特性在于：以民族扫墓节为契机开宗明义地阐述民族主义的诉求，这是第一次有意识地运用摄影进行领土考察的官方行为，虽以“揽胜”为名但并未耽于溢美抒情，在呈现壮美风景的同时也不回避西北历史遗迹的普遍破败与民生基础设施的严重落后。这批照片与同时期摄影领域流行的“画意”迥然异趣。相比之下，汇集良友旅行团成果的《中华景象》虽称旨在“通达国情”以利于“民族决心之唤起”，但照片整体偏于整洁甜美，仍带着雕琢“如画”风景的惯习。《西北揽胜》展现了摄影直白质朴的一面，如实记录历史盛名之下的衰败现实、中心与边陲之间的巨大落差，意在召唤一种“知耻而后勇”的奋进之力。祭祀、怀古、登临与眺望的空间实践经由照片的定格传播，使山川古树、历代遗址和建筑原本承载的历史记忆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相勾连，也使在地图上抽象为轮廓的边疆领土实现其视觉化、空间化、历史化。
文章摘自《文艺理论与批评》２０２２年第４期，原文约１４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