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圣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摘要】秦汉时期，边塞被赋予了限制亡入、亡出的职能，但北边的越塞现象仍然经常发生。其中，尤以边民的亡出最具代表性。在其时东北塞外，基于边民群体性越塞亡出的基本史实和华夷区分的观念意识，形成了两条“边民—亡人—蛮夷”的身份演生路径。边民跨越边塞成为“亡人”后，除有以“中国人”身份区别于当地“蛮夷”外，其亦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被辨识、建构成“蛮夷”。关于“亡人”“蛮夷”身份的辨识及二者关系的解说，既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显著的现实因素。
边民跨越边塞后，史籍中对其身份的书写亦发生着变化，在不同的语境中，基于与塞内外族群的不同关系，越塞者被分别辨识、建构出“中国人”“亡人”“蛮夷”三种身份。本文试图从此出发，考察边民越塞后的身份演生路径，并探究其背后动因和机制。
一、秦汉北边的越塞现象
关于秦汉北边的亡出问题，元帝时的郎中侯应曾有过详论。在侯应看来，北方边塞（长城）具备防止匈奴人、属国降民、被匈奴俘虏的汉军士兵后代、边人奴婢、盗贼罪犯等越塞亡走的作用。边塞之设既是防范塞外亡入，也为禁止塞内亡出。应该说，边塞的此种约束塞内外人员流动的功能一开始便被赋予。不过，其显然并未能完全禁止越塞现象的发生。
班固曾言：“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即秦朝长城的存在将“戎狄”与“中国”分开：不仅是地域的分明，也是族群的分隔。然而，这种分界并不十分牢固，亦未持续多久。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长城都被赋予了限制越塞亡入、亡出的职能，但却不能完全杜绝这一现象。
前述侯应所言汉军子孙、边人奴婢、盗贼等亡出者并非汉人亡出群体的全部，在其之外，边民因各种原因亡出更当常在北边上演。其实，侯氏所言三类人群在很大程度上也多是由边民转变而来。
除零散越塞亡走外，史籍中还能见到边民的大规模亡出。其主要发生在秦末汉初的东北边塞。大量边民在亡出成为亡人后，被认为分别与朝鲜、辰韩、鲜卑产生关系，在中原文献的书写中，其身份亦相应发生着变化。相比于零散亡出，对边民群体性跨越边塞的关注，将会加深我们对亡出及其衍生现象的认知。
二、“亡人”：塞外的“中国人”抑或“蛮夷”
在史家对朝鲜国内族群进行辨识时，后者虽处边塞之外，但并未被视为“蛮夷”。更有甚者，其本为“华夏”的身份仍被提及。无论是范晔赞文所言秦末燕人亡入朝鲜，或是李贤注文所说汉初卫满亡入朝鲜，都认为本为“华夏”的亡人给朝鲜当地带来了华夏风俗，破坏了当地原本的社会风气。此种将来自“中国”“华夏”的人群在朝鲜半岛辨识出来的做法亦被后世史籍所承继其“中国人”“华夏之属”确切地说应是指不同时期因各种原因亡出“中国”“华夏”的亡人，在朝鲜半岛，他们与当地的土著族群（“蛮夷”）并非同一类人。
不过，当史家的叙事角度转回塞内时，“亡人（亡命者）”的身份则会发生变化。在辽东塞外未置郡县、塞内外有别的场景下，秦汉“亡人”不同于“胡人（蛮夷）”的身份并未被识别，而是被混同于后者中。对于原为“中国人”的亡人而言，只有被重新纳人塞内统治，才能真正与“胡人（蛮夷）”区分开来。
此种不同场景下朝鲜国内秦汉亡人身份的变化也发生在汉初南越国的“中国人”那里。这些“中国人”多在秦时迁徙到当地，成为秦朝边民。又因南越国的建立，被隔绝在汉朝边塞之外，成为中原王朝的亡人。但一方面，在南越国内，他们仍与本地越人相区分，其原为“中国人”的身份并未被遗忘。二者所以存在差别，与场景的变化紧密相关。
三、“蛮夷”：原为边民的塞外“亡人”
在秦汉东北塞外，边民跨越边塞由“亡人”向“蛮夷”的转变，不仅发生在场景置换中，也出现在历史进程里。从史籍关于辰韩人、鲜卑人来源的叙述中，我们亦能看到“边民——亡人——蛮夷”的身份演生现象。
首先来看辰韩人的来源。《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谓：“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此言辰韩人是秦亡人后裔，且其同乐浪人有关。该说既有耆老的自言，亦有史家的补证。对于文中“燕、齐”，可以存在两种理解，进而定义两种“秦人”。一是将其视为秦时的燕、齐之地，相应的，秦人便为来自秦关中的亡人。二是看作是三国时的燕、齐之地，如此，秦人即为秦朝的亡人。
对于辰韩秦亡人的主要来源，笔者认为辰韩“秦之亡人”的主体更可能是秦朝边民。《三国志》在述及辰韩源于秦亡人之说后，接着也记载了当地的“蛮夷”风貌：“又有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险侧，次有樊濊，次有杀奚，次有邑借……儿生，便以石厌其头，欲其褊。今辰韩人皆褊头。男女近倭，亦文身。”这表明，即便为秦亡人之后，现实中的辰韩人因久居“韩”地，还是沾染了浓厚的“蛮夷”习俗。辰韩人亦因此被纳入“韩”人、东夷之中。结合上文分析，其可展现出辰韩人由秦边民成为秦亡人再变为蛮夷的历史过程。
辰韩外，鲜卑人也被认为与秦亡人有关。前揭应奉之语认为鲜卑源自秦时越塞亡出的徒役之士。后应奉之子应劭所著《风俗通义》亦云：“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士犯罪，止依鲜卑山，后遂系息；令皆髠头衣赭，亡徒之明效也。”应氏父子将秦刑徒的髡刑、衣赭、筑长城等信息与现实中塞外鲜卑人的形象装扮相联系，便有了鲜卑起源的“秦朝亡徒说”。在秦至汉初辽东塞防废弛时，并不能排除边民从辽东亡入鲜卑的可能。
周景勇等认为应劭关于鲜卑的解说反映了中原民族与鲜卑族在秦汉时期的混血与融合情况。这大体是无误的，其亦为鲜卑起源“秦朝亡徒说”的史实基础。前文可知，秦末以来越塞现象确很常见，匈奴、朝鲜均见秦时亡人，东胡旧地也有汉初亡人。
四、时空背景下族群身份的演生与建构
以上朝鲜、辰韩、鲜卑中“亡人”身份的形成及其向“蛮夷”的转变均围绕秦汉东北边塞展开。而秦汉时期的边塞不仅是地域的分界，亦为身份的分水岭。正是边塞承载着关于华夷区分的观念意识，主导了时空背景下亡人向蛮夷的演生。在空间的维度中，秦汉边塞扮演着华夷边界的角色。在时间的维度中，秦汉边塞促成着华夷身份的转化。当然，空间与时间维度中亡人向蛮夷的转变并不只是单独存在，还会交错而生。
由上，边民跨越边塞成为“亡人”后，在华夷区分的时空背景下，可演生为“蛮夷”：一方面，在塞内外分隔的场景中，“亡人”因居塞外而被视为“蛮夷”；另一方面，在边塞相隔的历史进程里，“亡人”因长久生活在塞外，其后代变成了“蛮夷”。此两种“蛮夷”演生路径不仅存在于华夷区分的观念意识中，也被实践于秦汉东北塞外族群身份的辨识与建构上。当然，在对塞外族群进行区分时，“亡人”及由其演生的“蛮夷”会有别于当地原有的“蛮夷”，其本为“中国人”的身份仍会被强调。另外，在“亡人”回归郡县统治，重新成为“边民”后，其被附加的“蛮夷”身份亦会随之慢慢褪去。这些又彰显出以上“蛮夷”演生路径的灵活性与可逆性。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就越塞本身而言，其形式既有亡出，也有亡入。而相对的，塞外蛮夷的越塞亡入，也会形成另一种类型的“亡人”，亦能催生新的族群身份。一般来说，进入塞内后，塞外蛮夷除仍以“蛮夷”身份与边民相别外，在塞内外区分或对抗的场景中，其则会因居处塞内而被归人为“华夏”。此外，长时间的塞内社会生活与政治互动，也将潜移默化地推动着人塞蛮夷的“华夏化”进程，从而促使其走上以“华夏”自居的道路。如匈奴刘汉政权的建立即可作如是观。显然，同为跨越边塞，因方向的差异，蛮夷的亡入与边民的亡出形成了恰好相反的身份演生路径。而正是这些围绕边塞上演的亡出与亡入现象，及其相关的“辨识”与“建构”，不断强化着时人对边塞所拥有的身份区分职能的认知。
文章摘自《学术月刊》２０２２年第４期，原文约１３６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