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民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古人对紫色褒贬不一,理论上最受歧视的紫色,实际上在宋代同红色一样也是尊贵之色。宋朝品官的章服中,一品至三品的高官即服紫,对中低级官员还以种种名义给予赐紫、借紫的待遇,致使“满朝朱紫贵”变成了几乎满朝全是紫。紫色的风头在许多方面盖过了国色朱红。始见于北宋赞美春光的“万紫千红”一词,更反映了宋人对紫色的热爱。宋代皇家没有像西方皇家那样垄断紫色,从宋太宗朝开始向百姓全面开放,贵贱共享。由此带来紫色的创新,油紫的出现化解了朱紫难分的历史难题;另一重大创新是烧制出紫的瓷釉色彩,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紫色服饰的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紫草种植、染紫市场和紫色物品的买卖。紫草成交量之大、染紫市场之大以及紫色物品价格之高,都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五颜六色的社会，不同色彩的作用和地位有着明显的差距。色彩分为五正色和五间色。青、赤、白、黑、黄五正色之外，有绿、碧、红、紫、骝（褐黄）五间色。正色贵、间色贱。在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中，紫色以其特殊性在诸色中最为活跃，涉及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
一、紫色理论与社会地位的反差
中国古代在五正色、五间色的十色之中，紫色的地位非常奇特。首先，紫色属于低贱的间色，不能与正色相提并论。在诸色之中，紫色的传统理论地位最低，是唯一有负面定义和象征者，泛政治化的过分解读使之名声不佳。但是，紫色同时又是祥瑞色彩，在全世界范围内深受各阶层的喜爱并常被帝王所专享。如此反差，简直匪夷所思。围绕着紫色，有着诸多的政治、道德说辞，简直成了色彩伦理学的一个样板。
在卫道士看来，紫色最主要的过失是风头太健，喧宾夺主。《论语·阳货》曰：“恶紫之夺朱也。”孔夫子厌恶紫色不正，扰乱甚至取代了正色朱红。朱熹对此解释道：“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变得紫也……紫近黑色，盖过了那朱。既为紫了，便做朱不得，便是夺了。”紫，以间色乱正色，似乎有扰乱正统乃至犯上作乱嫌疑，被提升到了原则高度，以至于成为僭越的象征。如王莽代汉，被斥之为“莽紫色而余分”。显然，这是政治等级观念导致的色彩偏见。
其次就是其以艳色蛊惑人心。东汉刘熙说：“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他认为具有迷惑力的紫不正不纯，是色彩的瑕疵，颇有将其由间色诬之为恶色、邪色的意图。
但令人奇怪的是，在社会历史中，紫色在宋代或更早以前实际上却是尊贵之色。
宋初士大夫王逵说：“紫色乃水火阴阳相交、既济流通之义也，故天垣曰紫宫，又曰紫微者，紫宫微妙之所也，是以天子之居亦曰紫宸。”紫色是各种物质、精神融汇的表现，所以星宿有紫微宫即北极星，人间的皇帝则居紫宸。宋代皇宫正殿为大庆殿，“北有紫宸殿”，是仅次于大庆殿的第二主殿，每月朔望的朝会、郊庙典礼完成时的受贺及接见契丹使臣都在紫宸殿举行。按宋代制度，既有紫宸殿，相应地就设置紫宸殿学士。丁度罢参知政事即为紫宸殿学士。
皇帝常与紫光在一起，所谓“必有真天子，祥光紫处看”。紫气就是天人感应的吉祥瑞气。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宋真宗禅社首时，“紫气下覆，黄光如星绕天书匣”。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赴汾阴祭祀后土，“车驾奉天书发京师，日上有黄气如匹素，五色云如盖，紫气翊仗”。
以紫为贵者，还有佛教。宋太宗时，嘉州通判王衮往峨眉山白水寺公干，“有罗汉二尊空中行坐，入紫色云中”。紫云即罗汉居住的祥云。在开封，每年四月八日佛生日时，“众僧环列既定，乃出金盘，广四尺余，置于佛殿之前，仍以漫天紫幙覆之于上，其紫幙皆销金为龙凤花木之形”。
皇帝颁布诏令，总是用紫泥为封。紫泥、紫泥封、紫泥书、紫泥诏、紫诏等，都是诏书的别称，皇帝祭祀跪拜用的褥垫，最高规格是紫色。举办大礼时皇帝的位褥用红紫罗，百官日常用紫纳褥。在其他重大喜庆活动中，紫色不可或缺。如皇太子纳妃时，“妃乘厌翟车，车上设紫色团盖，四柱维幕，四垂大带”，颇显新娘子高贵神秘。
在皇家守孝服丧期间，一些外交场合的红色器物，用紫色替代。嘉泰二年（１２０２），在宋光宗禫除祭即除丧服之前，“今来使人到阙，本驿使人、馆伴位及赤岸、班荆馆、仁和馆等处陈设帘额等，欲照嘉泰元年体例，并用紫色钉设。内被褥有红锦绯红颜色，亦乞用紫色排办”。这一变通得到批准。以紫相待，既避开了红艳之色，又不失喜庆之意，巧妙地融合了红事与白事的悲喜，是又一种以紫夺朱的表现。
“紫禁”一词，明清时专用于皇宫。宋代不然，紫禁并非皇宫的专词，使用比较广泛。可以指代皇宫，也可以指代王宫，鲜为人知的是还可以指代朝廷词臣。楼钥赞扬沈枢言：“门生多紫禁，子舍屡黄堂。”此紫禁指的是中书舍人。
在宋代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紫色，即按不同色彩区分品官级别的章服。宋朝一品、二品、三品的高官，章服为紫色；四品、五品的中级官员，章服为朱红；六品、七品的中下级官员，章服为绿色；八品、九品的低级官员，章服为青色。其间，最高贵的紫色是间色，最低贱的青色却是正色，中级的朱红也是正色，而且是宋朝的本命色。但偏偏让间色占据最高位，不能说不是色彩本身的魅力贵重起着主要作用。
皇帝休闲时喜欢穿紫色，有图画为证：元人钱选临宋代苏汉臣的《宋太祖蹴鞠图》，其中正踢球的宋太宗和两位近臣均穿紫袍；宋徽宗所画《听琴图》，居中的自己也穿紫袍。北宋后期有“御爱紫”说法出现，典型地说明了皇家爱紫。
紫色章服，无疑是所有官员尤其是中下级官员最喜爱向往的。正式的章服以外，诸多中下级官员常以种种机缘，堂而皇之地穿上紫衣。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赐紫。官位不及而有大功，或年资长久，或为皇帝所宠爱者，特加赐紫，同时赐金鱼袋，合称赐金紫，以示尊宠。二是借紫。主要用之于外任的中下级官员。如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宋太宗“诏朝官出知节镇及转运使、副，衣绯、绿者并借紫。”；既然是借，只能在该任期内享受，期满回朝还要返还，打回章服原形。
对于紫色章服的泛滥，宋仁宗明道二年（１０３３），侍御史庞籍指责道：“近年伏见有差遣未出常调，或只是知县之类，因公事上殿，亦得改赐，遂使三品之服渐成轻易。”连知县都有机会穿紫，如此一来，朝中以前的“满朝朱紫贵”，几乎变成了满朝全是紫。
紫色地位的高贵，更多表现在对自然美的赞颂，是春光的最佳代表。“万紫千红”作为成语，通常以为出自朱熹。其实，早在北宋中期就已经出现，现知最早使用者是著名学者邵雍：“万紫千红处处飞，满川桃李漫成蹊。”此后多有运用，如文学家张耒：“万紫千红休巧笑，人间春色在檀心。”而在形容紫时，往往用“贵紫”。所有这些，表明春光的美在于紫和红，现实世界中红花总比紫花多，但紫色的表现力最强，以“万”而紫，以“千”而红，又一次抢了红色的风头和话语权，更反映了宋人对紫色的热爱。
二、紫色的蔓延与开放
宋代社会中穿紫色服装者，除了品官章服外，还有两大团体也是合法的。
一是军队。紫衫是低级武官以及相当一部分部队士兵的军装。北宋时军校的军装是紫衫，便于奔走作战，南宋初的战争期间，文官也服紫衫以适应，经两次禁令才予制止。紫衫属于制服，具有辨别部队番号身份的严肃性。北宋时不同的部队以紫色或绯色军装来区别，而南宋时期除了极个别部队外，无论禁军还是厢军，都穿紫色军装。
二是高级僧道。宋代沿袭唐代制度，向高僧名道颁发表明政治地位和荣誉的紫衣、师号。其中的赐紫衣，即朝廷赐予紫衣或紫方袍、紫袍、紫罗衣、紫袈裟等，以示嘉奖宠贵，得到紫衣者就被尊称为紫衣僧道。南宋初年紫衣商品化，朝廷开始出售紫衣帖，目的都是筹集军费。这就意味着穿紫衣的僧道数量更多。
紫色军装与紫衣师号，都是朝廷制定或赐予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广大平民百姓有没有穿紫的权力？
在西方的历史中，紫色总是与帝王相伴。如４世纪的罗马帝国，穿紫即为富贵的象征。宋代社会与之大不相同，从宋太宗朝开始向百姓全面开放。
宋初沿袭五代旧制，礼法等级制度比较混乱。太平兴国七年（９８２），宋太宗要求翰林学士承旨李昉整理制定士庶车服之制，中心思想是提倡节俭、禁止僭越。这段整理全国服饰的政府行为历时十余年，围绕着紫色服装是否开放的主线，经历了三个阶段。
其一，宋初的低级官员和举子虽不敢公开穿紫色外衣，但在袍内悄悄穿紫。官方认为有违礼制，予以禁止，同时允许在家中可以穿紫色衣服，满足了部分愿望。
其二，太平兴国七年以后的情况表明，更广大的基层公人和百姓、商人、工匠、民间艺人等却纷纷穿紫。朝廷只得再下禁令，同时又一次退让，允许中高级官员的子弟穿紫。
其三，在禁令失效的背景下，宋太宗干脆开放：至道元年六月，“复许庶人服紫”。正式诏令云：“自今许，所在不得禁之。”公开否定了端拱禁令。坦陈的原因是广大民众宁愿犯禁也要追求紫色，朝廷防不胜防，最终只好顺从民意。
如前文所言，紫衫是军装，南宋初也是士大夫普遍的官服，后来遂普及民间。不仅是服装，紫色纺织品在民间普遍使用。如妇女外出时蔽尘的面巾披肩，还有室内的紫色幕帐。
三、紫色创新与政治问题
紫色的解禁以及宋人对紫色的热爱，不可避免地促进着紫色的创新。在染色方面，宋朝有两次创新或改变。
第一次是创造了油紫。该技术大约分两个层面。一是使用了新的媒染剂。山矾叶子可做媒染剂，以此取代化学产品白矾染紫，且呈现不同的效果。二是使用了新的染色工艺。不是直接染紫，而是先染青为底色，再染紫。
关于油紫，常见有染色时用油渍的说法。其实，纺织品油浸之后很难再染色，应是望文生义。油紫之义，是指其紫如同被油浸过一样，色泽光润沉着。时人为什么说油紫“为英宗绍统之谶”呢？因为油紫与“犹子”同音，而宋英宗是宋仁宗的养子即犹子。其说源自英宗时，一位叫甄履的官员作《继圣图》指出：“又迩来市民染帛，以油渍紫色，谓之油紫，油紫者，犹子也，陛下濮安懿王之子，视仁宗为诸父，此犹子之义也。”这显然是阿谀奉承之谎言，宋英宗一眼就识破：“其言诡诞不经。”色彩名称的谶纬解读，使色彩的象征性和政治性更加凸显。
众多服紫的高级官员既以黑紫为公服，百姓也不甘落后，纷纷效仿，盛行一时。色彩的混乱，造成礼教问题，便成了政治问题。不过像宋代其他政令一样，此事也是禁而不止。有史料说：“黑紫者若着油紫，后改名多紫。神宗恶其乱色，累惩朝臣。”改名之举，不过是敷衍诏令，自欺欺人而已；到了元丰末期，改名“多紫”后愈演愈烈，连宰相韩维也穿着黑紫公服上朝。元祐元年（１０８６）正月，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传宣殿着黑紫者，若着，入即弹奏。服黑紫，韩资政维也……是时，有司乞坐违制之罪，诏虽不从其重典，而令奏劾，大理坐不应公罪”。虽属公罪，也只是让上奏章检举弹劾，无法按违制治以重刑，后遂在南宋普及开来。原来流行的赤紫因为有“御爱紫”的名号，除了历来不禁止的妇女外，竟无人敢穿，黑紫几乎一统天下。
北宋的黑紫创造了新的色彩和染法，解决了朱紫难分的历史难题。从屡禁不止、南宋贵贱皆衣黝紫的趋势看，新色彩受到民众的广泛追捧。
第二次是引进了北紫。从宋仁宗末到南宋前期，黑紫已经流行了一百余年，物极必反，不免有审美疲劳之虞，继而看中了北方传来的以“极鲜明”为特色的北紫。与黑紫不同的工艺是先染绯而不是先染青，再用很少的紫草染紫，也即仍是以红为主。其实是恢复了传统紫色，与王得臣所言宋神宗时“乃加鲜赤”的“顺圣紫”大同小异。这一时尚轮回用了百余年，宋人对紫色的喜爱换个色度依然持续。
另一重大创新是土与火烧制的紫色瓷釉。宋代瓷器是中国历史的顶峰，主要特点就是色彩的创新，最突出的是钧窑紫釉。代表色彩是瑰丽丰富而神奇的红紫，红里透紫，紫中藏青。由此开创了铜红釉之先河，改变了以前中国高温颜色釉只有黑釉和青釉的局面，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钧瓷著名的釉色以紫色最绝妙：“宋紫最秾丽，至元时犹有‘鱼釉’之称，然已婢学夫人，后此竟绝响矣……故好紫者必推宋元。”宋钧瓷的紫釉色如同贵妇人，元朝的则像是模仿夫人的婢女，其他朝代的连婢女也不如，即宋紫空前绝后。红紫的出现，可说是宋代尚赤爱紫的结晶。
四、紫色染料及市场
紫色服饰的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紫草种植、染紫市场和紫色物品的买卖。紫色是红蓝相兼的二次色，不必依赖紫色颜料也可获得紫色。实际上仍专有紫色染料，即紫草。紫草是多年生草本紫草科植物，历史上其产地由局部到大部，由野生到种植。作为经济作物，紫草的广泛种植是因为利润可观，有“其利胜蓝”之说，即利润大于种蓝草，“按种蓝一亩，已敌榖田一顷矣”。种一亩紫草，获利大于种粮食一百余亩。在长期的染色实践中，宋人还发现了水的特殊作用，如杭州义井巷的义井，此水染紫，色泽优于其他水所染。
宋代有着广阔的紫草市场，一般分民间和官府两大部分。
民间市场又可细分专业染坊和家用自染的购买。专业染坊的事例，可以杭州陶四翁染肆为代表。钱塘人陶四翁开有大染肆，“尝有紫草来，四翁乃出四百万钱市之”，“时陶氏资尚薄”。按北宋后期江西人谢逸的说法：“万缗，中人十家之产也。”四千贯自是大户人家，而此一家“资尚薄”的染坊仅收买紫草就一次性投入四千贯，交易量之大，足见染紫的业务繁忙和紫草市场的繁荣。此外，更多的是私家染紫的行为。如朱熹弹劾知台州唐仲友私自支取军资库绢二百匹，“令染铺夏松收买紫草，就本州和清堂染紫，造做宅堂帐幔、应干床帏及帏设、大卓衣及支散人从衣衫等物”。即用官库的绢、用官钱买紫草，在官府染紫，紫绢却归私家所有，属于贪污行为。私家一次买紫草千百斤、染紫二百匹，数量可谓巨大。
至于官府，购买紫草的数量更大。如宋仁宗时，朝廷在陕西的十个州军每年“买紫草一万斤”。地方政府各自经常购买或科配紫草染紫，以至于朝廷下令予以规范：“诏诸州所须酝酒黄糯米、染色红花、紫草等，自今乘时收买，无以抑贫民。”要求地方政府按市场价购买，不准非法强制贫民缴纳。
染紫工序多，成本高，因而市场上同样的物品，紫色的价格常高于其他色彩。如临安市场上，用兜罗树上柳絮状棉编织而成的兜罗锦，以紫色最贵。
宋人对紫色不懈的追求，拉动起紫色经济的繁荣。紫色染料的广泛种植和染紫作坊的资金实力，以及紫色商品的高价买卖，是宋代一项重要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行为。
在传统的正间色等级观念中，紫色名分最受歧视，但在社会生活中，紫色在宋代实际上同红色一样也是尊贵之色。宋朝品官的章服中，一品、二品、三品的高官服紫。对中低级官员还以种种名义给予赐紫、借紫的待遇，致使“满朝朱紫贵”。面对百姓服紫的热潮，宋代社会与西方不同，皇家没有垄断紫色，从宋太宗朝开始向百姓全面开放，贵贱共享。由此带来紫色服饰等的大发展，促进了紫色的创新。紫色服饰的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紫草种植、染紫市场和紫色物品的买卖，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宋代紫色一直不甘于间色的地位，以其“惑人”的色彩强势发展，势压正色，将正色、间色贵贱之分的藩篱打破，人为的是非仍由人的喜好推翻。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正统保守的礼法无法阻挡人们对美的追求，从而推动了思想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文章摘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２期，原文１７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