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平；魏春羊，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作为儒学的象征，县级以上文庙历来是学者关注的焦点，而乡村文庙很少受到关注。宋至清山西乡村社会创建有大量文庙，这与“有学必有庙”的传统、政府的崇文重教、禁毁三教堂、程子乡校等因素密切相关。乡村文庙最初选择在大村巨镇创建，明清以后常有和乡间祠庙杂居的现象。其选址渐趋多元，且受堪舆学之影响。地方官员在创修过程中多扮演倡导鼓励的角色，而富家大族是实际的主导者。普通乡民不乏热心创修乡村文庙之举，更有甚者出现合村乡民共同参与的迹象，然其如若自发创修，往往举步维艰。在历史变迁中，乡村文庙除自然衰颓残毁外，也有因民间神祠挤占而衰亡，或被乡村书院而取代，此外还遭遇到文昌、魁(奎)星庙宇的强力挑战，整体上呈现出衰落之势。山西乡村文庙的历史变迁表明:儒学外在形式的乡村渗透虽是有选择性的，且在不断地在地化与简约化，但亦难逃衰落的命运。
儒学不仅“是中国两千多年思想文化的主干，又扩展到东亚各国，成为东亚文化圈的共同思想基础，其尊荣显贵远在其他诸子百家之上”。学界以往关于儒学传播的研究，多聚焦在探讨儒学内容的传播方式上，关于儒学形式的传播研究则有待深入。文庙作为儒学外在形式的标识物，是“仅次于故宫皇城的古代文化崇高殿堂。……这种学宫是知识传播与儒家伦理道德传播的有机结合体，成为儒家符号化的典型”。以文庙作为切入点，不仅能够探讨儒学在各地的传播情况，同时也能反映民众对儒学的接受程度。
现今全国各地尚有乡村文庙的遗存，但留存数量最多的还要属山西。据２０１２年山西第三次文物普查可知，全省现存乡村文庙５０处。历史时期“山西至少共有乡村文庙２２０处，其中，晋城地区１４２处，长治地区２６处，临汾地区２５处，运城地区８处，晋中地区１２处，吕梁地区３处，阳泉地区２处，朔州地区、忻州地区各１处”。就历史发展趋势来讲，山西乡村文庙最先大量创建于北宋的泽州地区，金元时期步入了创修的高峰期，明清时期，其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衰颓之势。本文通过分析宋至清山西乡村文庙的创建原因、创建选址、创修群体以及发展趋势来探讨儒学在乡村社会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并借此来重新审视传统时期儒学的社会化问题。
一、乡村文庙的创建原因
一是庙学教育传统的延续。中国传统社会很早就形成立学祭先师的传统。唐太宗时，下诏停祀周公专祀孔子，进而推动文庙在各地创建。景德三年（１００６），王钦若上陈宋廷，希望朝廷下令在各地广修文庙。王钦若的上奏获批后，庙学进入繁荣时期。北宋时，乡村有了创建文庙的记载，当时“整个社会崇儒重教之风十分盛行，各种形式的办学活动也很活跃”。民间学师聚徒讲学的场所很可能祭祀孔子甚至建有文庙，如宋人赵与时的《宾退录》就记载：“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
二是政府崇文重教的推动。北宋初年，“朝廷对民间办学多予奖励，赐书、赐田、赐额，加以表彰资助，对隐居民间聚徒讲学的名师硕儒，也多加褒荣”。金代，“自大定累洽重熙之后，政教修明，风俗臻美。及明昌改元，尝诏天下兴学。刺郡之上，官为修建；诸县听从士庶，自愿建立，著为定令。由是庙学，在处兴起”。元代社学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乡村文庙的创建。各地乡村创建的社学中，有些即设置有孔子圣像，如泰定二年（１３２５），高平县令郭质兴复县邑５９个乡村文馆中即有孔子像之陈设。一些地方官员甚至明令乡村创建文庙、兴办教育。明清时期，乡村文庙的创建已是偶发现象，但零星的创建尤其是重修活动与官方的兴学政策难以分开。
三是三教堂禁改的促进。禁改三教堂是乡村出现文庙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士人对三教堂内的圣像布局不满，明清官员不断上奏朝廷，请求禁毁三教堂，各地不时有禁改三教堂的情况。其中，改建为文庙就是三教堂禁改的处理结果之一。乾隆九年，朝廷颁布三教堂的禁令后，乡村即有将三教堂改为文庙的现象。如绛州娄庄艮隅旧有三教堂，“绅士耆民遵制酌去他像，恭妥至圣，整顿庙貌，且仿泽宫设四配十哲暨两庑诸贤儒位”。由三教堂改建而成的文庙虽非乡村创建文庙的主要原因，但也间接促使文庙在乡村社会不断出现。
四是程子乡校的影响。北宋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１０６７—１０７０），程颢在担任晋城县令期间，大力发展乡村教育。《明道先生行状》虽未提及乡校是否为程颢所建，但后世关于程子乡校的说法已深入人心，并对当地的文化教育产生了促进作用。不仅如此，程子乡校还深刻影响了山西其他地区，“达手邻邑之高平、陵川，渐乎晋、绛，被乎太原，担簦负笈而至者，日夕不绝。济济洋洋，有齐鲁之风焉”。更有甚者，后世官员对于乡村文庙的重修也往往被附以践行程子乡校的典范。
除以上几种常见原因外，孔子后裔创建的家庙是乡村社会出现文庙的又一重要因素。另外，一些孔子曾经活动或途经过的区域也常常创建起文庙。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乡村学子求学之际也会兴起创建文庙之念。
二、乡村文庙的创建选址
乡村文庙并非每村皆有，其选址首先考虑的是什么样的乡村才会创建。一是乡村文庙多创建于历史悠久的乡村。如高都文庙所在的高都村，“考《史记》：秦庄襄王三年，蒙骜拔魏高都，则高都似属魏。秦、汉置县，在今高都村”。二是乡村文庙多创建于位置优越的乡村。如周村文庙所在的周村镇，“泽据太行之险，扼燕、云，俯瞰中原。镇居郡西，黄沙耸峙，太行、王屋、析城诸山巘嶂列□，乃巨镇也。《金史》曰：‘晋城有周村镇。’以镇表识，泽雄三晋，而镇实一郡冠”。三是乡村文庙多创建于经济发展较好的乡村。这一点对于大多数乡村文庙的创建选址来说更具普遍性，可从以下几方面解读：第一，文庙所在的乡村在明清时期多发展为巨镇。第二，文庙所在的乡村在明清时期多为里甲制中的设里之村。第三，文庙所在的乡村在清代多为创建有社、义仓的村落。
明清以后，山西乡村文庙的创建选址并非集中在大村巨镇上，而是更趋多元。其中，一个独特的现象是乡村文庙在民间祠庙内的大量创建，且在各地乡村均有所体现。另外，就堪舆学与文庙创建选址的关系来看，元代以前山西乡村文庙的创建选址很少受到堪舆学的影响。明清时期，堪舆学在乡村文庙的创建选址中显然有了更多的运用。
三、乡村文庙创修中的群体参与
地方官员的参与。守土官员在乡村文庙的创修乃至维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应注意到不同朝代之间的差异。金元时期地方官员不论是在乡村文庙的创建活动中，还是在重修维护过程中，都或以出资主导，或以引导乡民主持创修等方式积极参与其中。然而，明清时期已鲜有地方官员参与到乡村文庙的创建活动中，而是以引导乡民对残存的庙宇进行重修为主。
富家大族的参与。金元时期，乡村文庙的创修与村中大族关系密切。明清时期，乡村文庙的重修也多是在村中大族的倡导下开展的。乡村大族的捐资倡导不仅对本村文庙的重修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赢得了乡民的肯定，甚至还会得到地方官员的褒奖，社会声望也因之获得极大提升。
普通乡民的参与。乡村文庙多由地方官员和乡村大族创建完成，而普通乡民极少主导创修，但亦不乏其例。元明清时期，还有一些乡村善士十分关注文庙的创修。与乡村普通儒学之士不同，乡村善士不一定接受过儒学教育，但在儒学价值观的熏陶下，尤其是科举制拓展至乡村后，他们逐渐意识到文庙之于乡村教育的重要性，因而积极参与到创修活动中来。
四、乡村文庙的式微
总体来看，乡村文庙除自然衰颓残毁外，还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衰亡方式。
一是因民间神祠挤占而衰亡。宋至清，民间神祠不断挤占乡村文庙的生存空间。“明道先生殁几三百年，泽潞里馆，岁昵淫祀□嬉优伶中乏俗浇，识者兴叹。由金源而来，庙貌仅存者，九而已”。一些士人亦曾通过捐资重修文庙予以对抗，“予观淫祀日盛，且有非所崇而崇之者。矧大圣人祖尧舜，宪章文武。先圣人而圣者，非圣人以明；后圣人而圣者，非圣人无以法。所谓仪范百至，师表万世者也。于以捐赀重修，共襄盛事，使春秋之祈赛常新，宗社之规为公设，庶几有以慰圣灵”。不过，这样的效果也始终不理想。
二是被乡村书院取代。一些乡村文庙在初创时就有教学功能，后世有改称为书院者，如屯留县藕泽村藕泽书院在元代创建时就称为孔庙。明代时，其已转称为藕泽书院。另外，不应忽视的一个现象是乡村文庙“寄生”于乡村书院而存世。有些乡村书院在创建之初就建有祭祀孔子的殿宇，如东山书院位于潞州东南雄山乡雄山之东岭，初创书院时，“于其内先建先师庙三稳，其后为学习堂三稳，主教者居焉”。不过，依托于乡村书院而存世的乡村文庙，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存在的独立性。
文庙在乡村社会的式微，还在于其所发挥的功能被后起的文昌、魁（奎）星庙宇所取代。在明清科名前定论的影响下，文昌、魁（奎）星神灵主宰科举取士结果的功能给乡民提供了难以抗拒的诱惑。为数不多的乡村文庙被乡村文昌、魁（奎）星庙宇取代已成为难以避免的趋势。
作为儒学乡村渗透的符号象征，山西乡村文庙的创建与庙学教育传统的延续、政府崇文重教的推动、三教堂禁改的促进以及程子乡校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这些因素也是乡村文庙金元时期走向兴盛以及明清时期得以艰难存续的关键助力。
儒学在传播过程中，实际上倡导的是“富而后教”的思路。乡村文庙的创建选址在县境内的大村巨镇之上，无疑是这一儒学传播路径的贯彻。只不过，乡村社会盛衰兴替是常有之事，这往往对文庙的乡村渗透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儒学在向民间社会传播过程中，儒家圣贤早已预料到潜在的困境。《论语·泰伯》记录孔子的话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在强调让百姓循着儒学倡导的礼仪去生活即可，没必要深入领悟儒学的理论思想。此外，朱熹指出：“家塾祀夫子，于古未闻。若以义起，当约释菜礼为之乃佳。”这不仅为民间祭祀孔子以及创建文庙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文庙民间化提供了实践方向。就山西乡村文庙的祭祀来说，多以仪式简单的释菜礼为主。总之，儒学的乡村渗透更多的是儒学价值观的渗透而非外在形式的渗透，那些儒学繁琐的礼节、府州县文庙的规制以及祭祀仪式在乡村社会是很难得到贯彻的。
文章摘自《湖北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４期，原文２２３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