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晓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宋元史研究中心。
【摘要】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和德理在华的身份让他们得以亲历元朝宫廷节庆并留下了详细记录，这是构建中国形象的核心文本。元朝宫廷礼仪的时代特点和类型，在马可·波罗《寰宇记》、和德理《行程记》中皆有反映，马可·波罗所记的两大节庆、和德理所记的四大节庆在元朝具体时段的历史背景中都可以得到解释。特定的仪式将旅行者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联系起来，为马可·波罗、和德理在中国的行迹提供了线索。在巡幸庆典、节庆中的服色与仪节等方面，中西史料的相互印证，证明了马可·波罗、和德理的旅行记作为史料的可靠性和重要性。
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和德理在华的身份让他们得以亲历元朝宫廷节庆并留下了详细记录，这是构建中国形象的核心文本。元朝宫廷礼仪的时代特点和类型，在马可·波罗《寰宇记》、和德理《行程记》中皆有反映，马可·波罗所记的两大节庆、和德理所记的四大节庆在元朝具体时段的历史背景中都可以得到解释。特定的仪式将旅行者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联系起来，为马可·波罗、和德理在中国的行迹提供了线索。中西史料的相互印证，证明了马可·波罗、和德理的旅行记作为史料的可靠性和重要性。
一、宫廷节庆在旅行记中的重要性
马可·波罗、和德理抵达元朝的时间相差约半个世纪，他们的旅行记中对元朝宫廷礼仪的描述都占了不小的篇幅。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期间，马可·波罗旅居元朝。马可·波罗自称受到忽必烈的宠爱，留侍侧近。这种说法有夸饰成分，但马可·波罗对元朝宫廷节庆的描述确实极为详尽，种种细节非亲历者不能道。约１３２４—１３２８年，和德理旅居元朝。和德理是方济各会修士，受教廷之命前往元朝传教。和德理的游记对马可·波罗的记载有不少呼应，也有很多增益，反映出视角的不同以及时代的变迁。
马可·波罗、和德理对元朝祭祀的记载较少，这与元朝祭祀的特点有关。元朝的祭祀是由蒙、汉二元传统构成的。汉式的郊、庙、社稷等祭祀，世祖、泰定帝皆未曾亲临，基督教士更不可能参加。元大都的蒙古礼仪以烧饭祭祀为代表，只有少数蒙古贵族才能参加。马可·波罗、和德理没有记载元大都的祭祀仪式，应该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这些仪式。和德理没有去过元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迹象，没有记载元上都的任何礼仪活动。但马可·波罗记载了元上都的洒马奶（蒙古语ｓａｃｕｌｉｑｕｍｉｓ）祭祀。洒马奶用以祭祀长生天（蒙古语Ｍ?觟ｎｇｋｅ Ｔｅｎｇｒｉ），是元朝最尊贵的祭祀。自世祖忽必烈（１２６０—１２９４年在位）起，元朝皇帝在上都地区驻跸约五个月，在夏末秋初都要进行洒马奶祭天仪式。马可·波罗记述的种种细节与《元史·祭祀志》等汉文史料若合符契。洒马奶祭祀伴随着宴会活动，有一定的节庆性质，所以马可·波罗得以目睹。马可·波罗、和德理作为西方人，无论是商人还是教士，能够见到的元朝宫廷礼仪主要是节庆。因此，宫廷节庆成为这一时代西方旅行家构建中国形象的核心文本，在旅行记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二、马可·波罗所记两大节庆
至于元朝的宫廷节庆，马可·波罗提到了两大节庆，一是新年，一是大汗的生日。《元史·礼乐志》记载，元朝共有十种礼节，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包括三种：（１）元正受朝仪；（２）天寿圣节受朝仪；（３）郊庙礼成受贺仪。第二组仪式与第一组类似，包括七种：（１）皇帝即位；（２）皇帝上尊号；（３）册立皇后；（４）册立皇太子；（５）太皇太后上尊号；（６）皇太后上尊号；（７）太皇太后加尊号。上述两组十种礼仪中，元正受朝仪、天寿圣节受朝仪分别始行于至元八年（１２７１）、至元九年（１２７２），从此每年都举行。这恰与马可·波罗所记的新年、大汗生日相符。忽必烈在位期间，至元十年（１２７３）三月，册立皇后、皇太子。马可·波罗彼时尚未抵达，不可能看到册立皇后、皇太子这两种礼仪。还有五种礼仪是马可·波罗离华以后元朝才创制的：如皇帝即位仪式，始行于至元三十一年（１２９４）成宗铁穆耳登基之时；皇太后上尊号，始行于武宗至大三年（１３１０）十月。总之，上述七种礼仪，马可·波罗皆无缘得见。
三、和德理所记四大节庆
和德理来华时，距离马可·波罗来华约有半个世纪，时移世易，元朝宫廷节庆也有变化。和德理提到元朝的四大节庆，这需要结合他在华时元朝的历史背景来考证。和德理记载，大汗每年有四次节庆。早期拉丁语抄本记载这些节庆“具体包括割礼节庆、大汗的生日，以及其他”，实际上只记载了两个名目。而１５７４年剌木学刊布的意大利语版本（学界通称“小剌木学本”，Ｒａｍｕｓｉｏ ｍｉｎｏｒ）中如此记载大汗每年的四节庆：“首先是他的生日，其次是他的加冕日，第三是他与皇后结婚之日，第四是他的长子的生日。”“割礼”出现在这里是很奇怪的，因为世界上只有犹太人、穆斯林以及非洲部分民族行割礼，蒙古人从来就没有这种风俗。在小剌木学本中，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ｉｓ（割礼）一词被改成了ｉｎｃｏｒｏｎａｚｉｏｎｅ（加冕）。这可能是因为传抄者或整理者认为蒙古人不可能行割礼。这样一改，乍一看似乎更合理，但实际上背离了和德理的本意。和德理在元朝期间，处于泰定帝统治时期，不可能有皇帝加冕即位的仪式。实际上，和德理此处所谓割礼特指耶稣受割礼节，即１月１日（每年圣诞节后第八日），和德理实际上是用耶稣割礼节代指元旦节庆。
和德理所记的第三、四个节庆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小剌木学本所记的皇帝与皇后结婚之日、皇长子的生日，关乎皇后和皇长子，让人想起泰定元年（１３２４）三月举行的册立皇后、册立皇太子的仪式。然而，册立仪式不是每年都举行的，而且１３２４年初和德理不可能抵达大都。古代东亚也不曾有结婚周年纪念日这样的节庆。与皇后相关的每年都举行的节庆只有一种可能，即皇后诞辰。蒙古人起初没有庆祝生日的习俗，到１３世纪中叶，蒙古宫廷才开始庆贺皇帝诞辰。至于庆祝皇后诞辰，直到元顺帝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才出现。而和德理已去世二十余年，不可能获知其事。元朝庆祝皇太子诞辰始于至大元年（１３０８）。从这一年开始，高丽国王每年遣使入元祝贺。《秘书监志》中保存了泰定二年（１３２５）秘书监呈献的贺皇太子千秋（诞辰）笺。泰定年间（１３２４—１３２８），应该每年都庆祝皇太子诞辰。小剌木学本所载第四个节庆，即皇长子的生日，与和德理在元朝时的情况相合。尽管第四个节庆名目恰好符合事实，但小剌木学本的第三个节庆名目是无法找到实据的。
四、巡幸的庆典
元朝实行两都巡幸制度。皇帝每年在大都、上都之间往还。不仅如此，元朝皇帝每年还在两都附近举行春猎秋狝。皇帝出行时，后妃诸王随行，百官扈从，旌旗蔽日，如云之盛。皇帝从上都或者春猎之地回到大都时都有迎驾礼仪，实际上相当于节庆活动，只是具体日期不固定。关于巡幸的仪仗，和德理记载：“他有四支骑兵，一支在他前面先行一日程，两翼各一支，另一支殿后一日程，所以他可说是始终走在十字的中心。”和德理又记，大汗有侍卫四人，称为怯薛，左右执御，奉驾而行。侍卫，何高济汉译本据裕尔英译本作Ｃｕｔｈｅ，实际上诸抄本写形各异，有Ｃｕｃｈｅ、Ｃｕｓｈｅ等，正确的写形应为Ｃｕｃｈｅ，对应蒙古语ｋｅｓｈｉｇ（元代音译“怯薛”）。马可·波罗记载，大汗忽必烈每年阳历三月初从大都南下，行二日程，至海子，在那里举行春猎。冯承钧将海子译为海洋，遂认为马可·波罗意有未达，因为大都至海洋的距离远超过二日程。实际上，元人惯以海子指湖泊。蒙古语ｎａ’ｕｒ（湖泊），在《元朝秘史》中皆译为“海子”，１４世纪初伊本·木罕纳也将之译为“海”。马可·波罗此处用的ｍｅｒＨｏｓｉａｎｅ一词指的是元朝皇帝春猎之地漷州（今北京通州）柳林的湖泊，所以应译为海子。漷州柳林春猎是元朝历代皇帝必循之例。
漷州柳林春猎持续一个月有余，随后皇帝回到大都，有迎驾、朝会等庆典。迎驾活动包括各种各样的伎乐表演，这次有舞狮表演不意导致世祖乘坐的大象受惊奔走。至于宴会，马可·波罗记载：“当他（大汗）抵达他的首都汗八里时，便在其主要宫殿驻跸恰好三天。他召开了隆重的朝会，维持极为可观的人数。在他妻子们的陪伴下，他大肆享乐、庆祝。”皇帝每年秋从上都返回大都的前后，大都也会举行一系列庆典活动。首先，皇帝从上都启程之时，留守大都的百官得到消息，便举行“巡城会”。其次，巡幸仪仗抵达大都以北时，诸王、百官、卫军、留守怯薛依次前来迎驾，“若翰苑洎僧道乡老，各从本教礼祝献，恭迎大驾入城”。
五、节庆中的服色与仪节
元朝的朝会礼仪是世祖至元八年仿中原传统并结合蒙古礼俗制成的。马可·波罗１２７５年来华，是最早目睹元代朝会的西方人之一。他详细描述了新年、皇帝生日时宫廷的节庆礼仪。几十年后和德理的记载也颇为详细，与马可·波罗互相补充，而且契合汉文史料。
马可·波罗提到了朝会的班次，皇族在前，然后是诸国王、官人们（直译男爵们），其后为其他诸人，各按次第就位。和德理提供了更多信息，他记载，官人们头戴冠，手执白色象牙牌，官人们按照等级穿着三种不同颜色的衣服：第一种是绿色，第二种是血红色，第三种是藏红花色。官员手执的白色象牙牌显然就是元代朝仪中必备的“笏”。需要特别解释的是第三种服色，即藏红花色。藏红花（又名番红花）的花瓣是紫色的，花蕊常被用作香料、染料，水溶液呈黄色。和德理此处所取的当是紫色之意。按元制，一品到五品官员服紫，六、七品服绯，八、九品服绿。元代刊行的居家日用百科全书《事林广记》收录了一幅“皇元朝仪之图”，相当于朝会礼仪的指导手册。在朝会图中，百官按照等级穿着紫、绯、绿三种服色。和德理所记述的朝会中的绿色、血红色、藏红花色（紫色）服色，是按品级从低到高的顺序。
马可·波罗没有记载官员的三等服色，但详尽记载了一色质孙服之制。三等服色源自汉制，而蒙古本俗则有一色质孙服之制。元代朝会是糅合了汉制与蒙古礼俗的复合型礼仪。朝会与宴飨前后相连，密不可分。深谙元朝典制的元人王恽（１２２７—１３０４）记载：“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正是因为与朝会相结合，宴飨才成为元朝三大事之一。据至元八年入元的高丽使臣记载，朝贺礼仪结束之后要举行宴会，群臣“改以戎服上殿”。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元史·礼乐志》记载：“（朝仪）礼毕，大会诸王宗亲、驸马、大臣，宴飨殿上，侍仪使引丞相等升殿侍宴。……预宴之服，衣服同制，谓之质孙。”从高丽使臣的记载可知，元朝君臣在朝贺礼仪中穿着汉式服色，朝会结束后更换为蒙古袍服，开始宴会。质孙，一般认为系音译自蒙古语ｉｓüｎ（颜色），叶奕良先生认为来自波斯语ｊａｓｈｎ（节庆，礼仪）。《元史·舆服志》记载：“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庭大宴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
在礼仪执事人员方面，马可·波罗、和德理都记载有专人负责高声呼喊，指挥鞠躬行礼等仪节。这就是元朝朝仪制度中负责唱赞的礼官。和德理还记载，有一些官员负责监督男爵是否缺席，缺席者要受到严格的惩罚。元代确实设立了两种专门负责监礼的官员。元仁宗皇庆元年（１３１２）颁布圣旨，规定札撒孙、监察御史负责在朝会时整治礼仪秩序，纠察失仪者，对其采取罚钞、标附等惩处方式。监察御史秩正七品，始设于世祖朝前期，自世祖朝后期以后参用汉人、蒙古人。札撒孙是蒙古职官，又称札撒兀孙、扎散温孙，音译自蒙古语?ａｓａｑｕｌｓｕｎ，义为执法者，据汉文、波斯文史料可知，其基本职能是为斡耳朵、军队及个人指定平时驻营、战时布阵和大型聚会时的位置，元代演化为维持宫廷秩序。马可·波罗、和德理虽然没有记载这些官名，但准确地记录了他们的职能。
马可·波罗、和德理所记元朝节庆的诸多细节得到了各种汉文史料的证实，这证明他们的旅行记是真实可靠的。不能因为文本中出现了今人感觉陌生的内容就将其判定为假。实际上，许多暂时未解决的问题在坚实的语言学考证和历史学背景之下都可以得到解释。全面引入西方学界的文献校勘整理成果，对研究的深化必然大有助益。从马可·波罗、和德理的记载可以注意到１３—１４世纪西方旅行家对元朝礼仪的态度是友善的、正面的甚至是赞赏的。可以说，元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实力足以使其文化成为西方倾慕的对象。随着元朝灭亡，中西交通不再畅通，但他们的旅行记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仍在积极地传播来自元朝的中国形象。
文章摘自《浙江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５期，原文约１２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