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浩芯，北京大学文学院。
【摘要】江南崔府君信仰兴起于南宋，在后世演化过程中，呈现出与华北不同的面貌。作为政治话语的府君馈羊而生孝宗传说，为民间重视利用，赋予了崔府君送子职能；“磁州都土地崔府君”的说法进入公共文本知识，通过仙传文献、仪式文艺等落实为民间的信仰实践，使崔府君在海盐、桐乡等地神歌构成的神灵谱系中，化身“土地神”形象。崔府君的“泥马渡康王”事迹常被后世挪用到其他神灵身上，显示出江南神灵传说生产的类型化趋向。这既体现在民间宝卷的文本创编中，也被广泛用于解释各地寺观庙宇等风物由来。地方传说借“泥马渡康王”与宋室南渡的历史叙事相关联，反映了两宋政治变化在江南民间文化中的深久记忆和丰富表达。
江南崔府君信仰兴起于南宋，在后世演化过程中，呈现出与华北不同的面貌。作为政治话语的府君馈羊而生孝宗传说，为民间重视利用，赋予了崔府君送子职能。“磁州都土地崔府君”的说法进入公共文本知识，通过仙传文献、仪式文艺等落实为民间的信仰实践，使崔府君在海盐、桐乡等地神歌构成的神灵谱系中，化身“土地神”形象。崔府君的“泥马渡康王”事迹常被后世挪用到其他神灵身上，显示出江南神灵传说生产的类型化趋向。这既体现在民间宝卷的文本创编中，也被广泛用于解释各地寺观庙宇等风物由来。
一、求子神和土地神：崔府君信仰的江南变貌
德政与判冥：华北崔府君神格形象。宋代以来，“生著令猷，殁司幽府”一直是崔府君神格形象的通行叙事，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为官德政。《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说：“府君，唐贞观中为滏阳令，再迁蒲州刺史，失其名。在滏阳有爱惠名，立祠后，因葬其地。”这是华北许多地方对崔府君的基本认知。二是主幽冥事。唐代《唐太宗入冥记》等传说文本中的冥界神崔判官，是崔府君信仰建构的另一来源，其职能与东岳泰山信仰相似。
祷子有应：杭州崔府君信仰的民间演变。南宋绍兴十九年（１１４９），宋高宗下旨在杭州建显应观供奉崔府君。楼钥所作《中兴显应观记》详细记录了这座祠庙的兴建缘起，其中提到的崔府君灵验传说，分别与宋高宗使金和宋孝宗出生有关。这奠定了显应观在杭州宫观格局中的显要地位，也为其信仰的后世演化提供了传说基础。
“土地神崔府君”的产生和记录。元明以后，在《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下简称《搜神广记》）等仙传文献的“文本定型”作用下，各类民间神谱、碑记中的崔府君身世传说有了较为一致的通行叙事。庙宇活动方面，南宋时临安确实有白马庙，明成化《杭州府志》对它的说法是，“宋建炎间建，祠磁州都土地崔府君，世传谓渡康王者即此也。”湖州南浔的嘉应祠建于宋代，据庙碑记载是为祭祀当地土神崔承事、李承事。总之，仙传记录、民间传说和相关庙宇活动的共同指向，是“土地神崔府君”这一形象在江南被创造和接受的事实。
二、“请土地”：江南仪式文艺中的崔府君
明清以来，浙北海盐、海宁、桐乡等地流行一种名为“待佛”的家庭祭祀活动，仪式主持者在祭祀时会说唱神歌，用以迎送、款待三界神灵。这类神歌靠艺人之间抄本传承，形式以韵文说唱为主，多讲述地方民间信仰体系中各类神灵的身世来历，卷本有《如来》《观音》等。其中以“土地”为赞唱对象的神歌，内容正与崔府君密切相关。为方便对照，先来看崔府君传说的通行叙事。
《搜神广记》“崔府君”条情节单元如下：家世和神奇出生：崔府君为祁州鼓城（今属河北晋州）人。父名崔让，纯良积善，祷于北岳，夜梦神人赐玉吞下，隋大业三年生子，取名子玉，生而颖异；为官义行之一：唐贞观七年受任长子县令，阴府断案，除恶虎之害；为官义行之二：改任滏阳令，整太宗阴府之事，决杨叟二子负债之冤；为官义行之三：改任卫县令，斩巨蛇平水患；神奇死亡：受上帝召引，留遗文而逝；显灵和敕封之一：安史之乱中梦慰唐玄宗，受封护国侯；显灵和敕封之二：宋高宗避难庙中，得府君白马相渡，杭州建庙奉祀。
《搜神广记》中的崔府君传说按出生－义行－死亡－显灵－受封的情节结构展开，且每一部分都对应明确的时空信息。神歌叙事的历史背景则多被架空，主人公生而不凡，既不必经历死亡，为官义行和显灵事迹也常常混融难分，猛虎都能成为神奇助手。这一差异陈泳超在讨论常熟宝卷时已注意到，因为神歌、宝卷的目标“主要不是取信于人，而是取悦于神”。至于宝卷中“经常皇帝封完再进一步去让玉帝敕封，越多越好，这便是文学‘不负责任’的夸饰”，也同样体现在上述神歌中。主人公得到的最终敕封，无一例外都是土地神；最后，神歌中崔府君籍贯由“祁州鼓城”被改作福州、衢州、徐州等地，宦迹也虚构出常州太守、彭城令等，以至于看起来几乎变成了江南神灵，这也是神歌叙事本土化的体现。
三、“泥马渡康王”：江南神灵传说的类型化表达
崔府君信仰被带到浙江最重要的原因，是其“泥马渡康王”之灵异事迹。这一传说在华北崔府君祠庙少见提及，在江南则演化出数量丰富的传说群。而赵构即位后一路南逃的事实，是江南民众共有的历史记忆，也为“泥马渡康王”传说的江南演化提供了信实性依据。
助宋抗金：江南神灵传说的常见主题。《金陵新志》等记载表明，“渡康王”的主使者常被后世附会到其他庙宇神灵身上，显示出江南神灵传说生产的类型化趋向。其中一类讲述神灵生前英勇抗金的义行，如杭州显功庙等，这类传说的核心主题是神灵助宋抗金，折射出金人南侵的政治剧变对江南民间信仰的深远影响：一方面，许多新的神灵信仰因此兴起。如时人所说：“比年以来，忠臣义士以身殉国者，往往湮灭无闻……凡自靖康以来，四方死事之人，悉令载之祀典。”许多捐躯死节之士被建庙奉祀，像崔府君这样有功于国家的神灵，也得到统治者的崇奉；另一方面，宋金之战本身作为叙事内容进入神灵传说，作为各阶层一致承认的“神格典范”，崔府君等神灵的事迹为后世各种地方传说提供了参照模板，助宋抗金的传说主题，成为江南神灵传说追求正统和表达认同的自觉选择。
民间文艺对“泥马渡康王”的演绎改编。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在“泥马渡康王”传说演化中起到重要作用。明人张岱记录过一次宴会演剧：“是日演《卖油郎》传奇，内有泥马渡康王故事，与时事巧合，睿颜大喜。”清人赵翼提到该传说则说，“宋高宗初至杭州，即命立崔府君庙以示灵异，于是《精忠》小说遂有泥马渡江之说。”可见江南士民对这个传说的熟悉程度。从宋元间《宣和遗事》，到明清时《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更有戏曲说唱直接以“泥马渡江”代指南渡史事，这些作品的流行，对普通民众的历史认知和文化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神灵传说的创编提供了丰富的取材资源。
风物传说中的历史记忆。将视野从叙事文本转向信仰载体，江浙许多地方借“泥马渡康王”来解释当地寺观庙宇的由来，使这类神灵传说兼具风物传说的特征，这在当代采录的传说文本中十分多见。例如浙江慈溪的猛马庙，被认为是渡康王之白马所在庙宇，附近埋马村、马蹄槽、跃马堰桥等地名，传说也是康王逃难时留下的。事实上，前文所列那些宝卷颂扬的神灵，也都被常熟境内不同村社奉为社神或地方土神，与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可以说，这些传说为普通民众提供了感知和想象遥远历史的渠道，由此塑造出了新的文化景观和地方认同。民众通过讲述皇帝在当地起死回生的传奇经历，来宣扬地方历史和空间的神圣性，使“小地方”参与进两宋“大历史”的叙述中。
就“崔府君”来说，从这一信仰在华北和江南的不同样态，及其送子神、土地神形象的不同建构路径，可以看到地域互动、官民互动下神灵信仰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辙。尤其是“磁州都土地崔府君”的产生记录，经历了从特殊认知到公共知识的转变，揭示出《搜神广记》等仙传文献内容来源的地方性和文本层次的复杂性；它被民间神歌移用，为地方神灵谱系提供了“土地神”的具体形象及传说内容，体现了这类仪式文艺传播信仰知识和指导民俗实践的双重功能。就“泥马渡康王”来说，它在康王逃难传说群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是江南神灵传说普遍借用的传说类型，这体现在民间宝卷的文本创编、景观风物的由来解释等许多方面。这一传说的流传演化，既受到通俗文学的直接影响，更因为它隐喻着宋室南渡的历史事实，其背后是深植于民众心目中的正统观念与历史心性。
文章摘自《浙江学刊》２０２２年第４期，原文约１１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