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宝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存在着“无心插柳”和“有心栽花”的双重悖论。前者在与读者互动的张力中走向深入；后者在与读者互动的统合中形成合力场并由此扩延。在胡适的加盟及其“不谈政治”的坚守下，《新青年》将文学的“改良”与“革命”作为切口登上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的舞台，而古文大家林纾被读者化后，与《新青年》形成的张力以及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更是让文学革命取得意外收获。同时，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天职”的《新青年》同仁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思想谱系，在其影响下的读者也有着“政治”与“学术”的不同路径选择。《新青年》引领的新文化运动呈现出的多面性、复杂性与开放性给读者的自我发展留下了无限的可能性。20世纪的中国为之焕然的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阅读的力量。
一、从《新青年》的“启事”说起
从阅读史的视角说《新青年》，１９１８年３月１５日出版的４卷３号杂志，激发了当年读者无穷的想象力，可以说是一个心理“拐点”的到来。４卷１号上“陈独秀先生主撰”的退隐，已经让习惯性地看到这几个字的读者有点摸不着头脑。４卷３号上的一个重要广而告之信息的再度刺激，更让读者不堪“重负”。就是这个“目次”之前扉页上的《本志编辑部启事》大大加速了杂志的转型，也让读者与其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互动。读者与杂志的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非常规状态。即是说，读者与杂志的关系处于一种非“散养”状态，从本应有的自然分布网格变成了一种人为的传播布局。
二、“有心栽花”与“无心插柳”
《新青年》是以倡导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起家的，但是必须看到，这个双重的“革命”却有着“无心插柳”和“有心栽花”的双重悖论。在前者，带有很强的“无机”特点——原始动机的不确定性，是在与读者互动的张力场中走向深入；在后者，则带有明显的初始动机的确定性，是在与读者互动的统合过程中形成同向力场并由此扩延。如果读者的评价与“记者”的期待一拍即合，这就会构成同气相求的双向激励之同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站在了“有机”的起跑线上。相反，如果读者的诉求与记者的诉求格格不入，那么“无机”的异构就会接踵而来。当然，这个部分的互动更多地呈现出选择性，即杂志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读者来信的取舍。这实际上也正是我们考察《新青年》编读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就“无机”一层而言，这里还有一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让我们引起足够重视的杂志与读者的关系：《新青年》创刊时并没有将白话文以及文学革命作为其主打。文学革命及其反响就是“无机”的意外性收获。改变这一基本架构的则是胡适的加盟及其一以贯之的“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的固执与坚守。应该说，他与陈独秀定下的“不谈政治”之君子协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青年》的思路和走向。
我们看到，正是这样的编、读互动使得《新青年》这颗禾苗如沐春风，并很快茁壮成长为家喻户晓的“金字招牌”。也正是这个编读往来招徕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生意”，《新青年》很快将文学的“改良”与“革命”作为切口登上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以及思想史的舞台。事实上，当初的白话文作为“正宗”的倡导和提议很多人尤其是遗老型人物都不以为然，古文大家们甚至对这些毛手毛脚的后生鄙夷不屑。古文大家林纾的出台颇能说明问题，本来，时年已经六十七岁的林举人是以颐养天年的心态论学处事的。即使是那篇所谓的打头维护古文的文章，也是躲进小楼自成一统的忧时患事之文，不料就是这篇几乎可以说是豆腐块的时文一经披露便不胫而走。“新青年派”急于寻找一个立此存照的靶子，以便“把旧文人们的许多见解归纳在一起，而给以痛痛快快的致命的一击”，那场著名的双簧正是他们精心设计的引蛇出洞之“撩拨”策略，即是说，没有反对的读者，创造“读者”也要上。在《新青年》一班人的百般挑逗下，１９１８年的林纾这位六十七岁的老人几乎是拄着拐杖晃晃悠悠应战的。
如果说林纾是“文学革命”硬拉来的“革命对象”，那么张厚载则是《新青年》必须改造的“旧青年”。作为《新青年》之青年读者的张厚载同学本应是想象中的“新”的青年，不曾料想的是，这位风华正茂的北大学生却以老气横秋的面貌呈现在编辑部同仁面前。接着对林纾的围攻之后，另立门户的“新文学及中国旧戏”的“通信”便赫然映入读者眼帘。本来，稳坐钓鱼台的林纾坐不住完全是《新青年》双簧逗引的结果。作为读者的他，经过其弟子、就学于北大的张厚载的穿针引线，以盛情难却的愤激连续发表了《荆生》与《妖梦》，作为对《新青年》同仁的回应。读者、作者以及学者（生）关系的纠缠在让林纾名声扫地并为此付出了近一个世纪的污名代价的同时，也让《新青年》获得了好雨当春的名头。其实，诸如读者与“记者”之间这样扯拉不只是林纾和张厚载，北大内部的辜鸿铭、刘师培等等也都在之列，只是没有形成这样的张力而已。
三、《新青年》与“新青年”
一旦“文学”进入《新青年》的视野，它与“思想”就如同舟车之两轮一般开始了并驾式的驱动。如果说《新青年》与林纾以及张厚载这样的“读者”开展的是单向度的文白新旧之争的话，那么随着《新青年》进至同仁杂志时代，鉴于作者思想谱系的多重性，更鉴于读者阅读趣味的多样性，也便会表现出不同面相的互动、排列与组合。不过，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无心插柳柳成荫”是实，但这一部分却不能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毕竟“思想革命”借助“文学革命”一途，行之更远。二者之间有一种风借火势、火借风威的相得益彰。
《新青年》同仁是一个有着不同知识背景和思想谱系的群体。在“民主”“科学”精神主导下的编辑们尽管有着自我执着的诉求，但就向着一个方向——“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从而“引到光明世界”上，却是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新青年》对于读者而言，充当了茫茫海上的灯塔、茫茫人海的“指针”，而且是进步、正确、科学与否的矫正器，这无疑对于“新青年”之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新理想之合力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导航作用。
《新青年》影响的读者在政治一脉之外，还有着“学术”一脉的并驾齐驱。鉴于《新青年》杂志的知识来源和思想谱系并非铁板一块，因此在我们看到《新青年》对《国民》及其所依托的社团给予诸多提携和帮助的同时，还对另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社团及其刊物《新潮》进行了“结对子”的提携和帮助。既然《新青年》启蒙“标的”是青年，作为传播对象的青年学生加入《新青年》中，正有相得益彰之美：一方面《新青年》的受众堪称有的放矢，另一方面“新青年”的言行又成为杂志最有力的声援者与反哺者。应该看到，作为北大学生社团之一的新潮社一开始就得到了《新青年》的支持与“辅导”。《新潮》成为《新青年》杂志舆论传播链条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资源共享——思想资源与读者资源之双重资源——有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延伸及扩散。《新潮》正是通过《新青年》进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位置：既作为《新青年》的同路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又凝结并锻炼了一支在学理上“为万世开太平”的青年生力军。如果说围绕《新潮》开拔的青年多是注重文学理论和思想学理的学生，那么从文学实践这一维度观察而来的创作型队伍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支劲旅。当然，这支《新青年》的铁杆读者群有一大部分骨干来自新潮社，但它又不限于该社，是一个分布范围较为广泛的谱系。当然，这一谱系的“新青年”不乏兼顾学理研究与文学创作两个方面的兴趣。在总的倾向上，更多属于“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一脉。
作为青年男女“圣经”的《新青年》，如果说杂志自身影响力的建构是编者“可控的”，那么读者如何自我解读、理解并发展《新青年》的思想，便超出了编者的“可控”范畴。《新青年》杂志编者能力的“有限性”，恰恰彰显了读者能动性的“无限性”。但是也应看到，在上述《新青年》杂志“辅导”下的“新青年”之三种走向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走向，毕竟大浪淘沙的时代命运与道路的选择会因人而异，比如张国焘等人走向了“歧途”。这也体现出了《新青年》读者走向的复杂性、多样性、不可控性。
四、一个文本与N个读者
综上，从阅读史的视角审视《新青年》的读者与编者之间的互动不难发现，作为作者、编者共同体的《新青年》同仁，从安营扎寨、聚众打擂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龃龉与紧张。这个紧张的与生俱来性又是以编者尤其是“主撰”们以舍我其谁的过分自信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这也是《新青年》与这个时期的很多刊物的不同之处或说过人之处。在我们看到其“自由讨论”、多重互动背后，其实有着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心、使命感以及担当精神。正是这样一种既定心理，让《新青年》有了一股其他杂志不具备的引领力、号召力和辐射力。《新青年》的鲜明立场决定了其“将令”色彩，这个色彩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读者开放的有限性。在这个有限性背后是编辑“导师”们的自我颐指气使性作祟。在我们肯定其引领力和向导力的同时，也要看到其背后隐藏各自为战的危机以及由此而来之难以为继的可持续性。也许，这乃是《新青年》与生俱来的多面性、复杂性与有限性给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空间。
文章摘自《山西大学学报》2022年第３期，原文约237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