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广军，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新青年》多达千余人的留学苏联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学员由于倾向于革命政治教育，是最为特殊的《新青年》阅读群体。旅莫群体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学习，能够在理论上而非政治实际上对《新青年》进行批判、辩论等价值重估。从阅读角度来看，《新青年》是该群体出国前思想启蒙的阅读文本，也是在苏联时期国内政治信息交流的阅读文本，更是其归国后重新审视国内政治的文本。从该群体对《新青年》的阅读、接受、批驳等舆论，可以观察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国际之间的政治互动。
一、共产国际的《新青年》认知
共产国际对《新青年》的了解多来自中国代表的报告。在诸多共产国际的代表中，马林对《新青年》的关注最多，也最持续。１９２２年７月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称１９２１年下半年“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４日马林还报告称当时遇到的困难“月刊不能定期出版。无经费出版《新青年》和《先驱》，值得注意”，并称自己会“过问管理和组织工作”，以示重视。马林十分重视《新青年》等党刊的编辑发行，甚至一度参与编辑事务和经费事宜。马林不断提醒中共《新青年》不能定期出版是有害的。此时的《新青年》的确处于不定期的出版状态，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报告称“《新青年》杂志以前每月出版一次，现在改为三个月出版一次”。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５日马林也将《新青年》由于月刊改为季刊的情况报告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称从月刊到季刊，事实上削弱了《新青年》的影响力。马林对《新青年》阶段性发展变化的判断是基于其观察，更是出于其着力所推动的《向导》杂志的创刊来言说的，也反映出此时的《新青年》办刊缺乏政治宣传而仅仅停留于翻译外国文献的层面，是很难迎合此时中国青年政治运动发展需要的。
二、莫斯科留学群体的《新青年》阅读
随着１９２０年代留学苏联、向往“赤都”热潮的出现，大量先进分子赴苏追求进步，而在苏联也形成《新青年》的特殊文本阅读场，革命理论的学习场、辩论场。《新青年》的文本主要是由国内赴苏人员随身所带、通过邮寄等方式传播至莫斯科。中山大学设有图书馆，有图书几千册，该馆最初书的来源是“基本上是把学生们带去的书集中而成的。学生有几百，有的带的书很多”。在沟通介绍国内中共理论方面，《新青年》承担着向这些学员传播信息的作用。在苏联中文资料缺如的情况下，一些学员的国内亲朋则主动邮寄书刊资料。东方大学成立有中共旅莫支部，重视党团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及时反馈回国内的《新青年》杂志发表。１９２３年５月７日的中共旅莫支部临时大会讨论通过《旅莫党团训练具体方案》，重点研究了“关于党员的研究范围及供国内本党机关报的材料方面”的问题，要求每个成员选择专题写文章供《新青年》等刊物发表。由于有此要求，《新青年》上经常出现来自莫斯科的稿件，甚至１９２５年第１期上主要都是。在莫斯科期间，蒋光慈写作和翻译了一些宣传唯物论、革命文学的论文寄回国内，发表在《新青年》《向导》上。因而此时的《新青年》翻译作品较为集中。而随后回国的瞿秋白受命于陈独秀，“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注重实际的政治宣传”。留苏归国人员群体作为翻译苏联文献的主要群体，再到归国后的实际编辑，实际上推动了《新青年》办刊路线的进一步转向。
三、留苏群体对《新青年》的重新评估
国内中国共产党背景的理论刊物文章事实上是能够在苏联留学群体中形成影响的。由于出版时差等问题，旅莫支部像彭述之一样“只能不定期地注意到这些出版物”，而回国后则“开始有系统地检查各种不同出版物”，包括党的刊物《新青年》。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新青年》和《前锋》，从苏联回国后的彭述之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思想的演变、党的宣传工作的演变角度认为应该“必须用锐利的目光，严格检查一整套《前锋》以及《向导》报和《新青年》”。１９２４年１２月号的《新青年》“国民革命”专号由彭述之负责，他采取的编辑策略是局限地将自己的理论有系统地提出来，以避免论战，因此发表了《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文，事实上也能反映出旅莫小组的观点，而该期的发行“多少带来爆炸性作用”。而该号传播到莫斯科后，在留苏人员中也产生了回应性影响：该期出版几个月后，彭述之了解到“同样地，在莫斯科或在东方大学，我们的中国同志当中，不论是我让他们留在那儿的，或在我离开之后便动身回国的，都一致赞同我１９２４年１２月在《新青年》特刊上提出的我所维护的学说，他们一致认定，这是以最佳的方式符合了当前的迫切需要，即对当前局势做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从《新青年》所传递的国内政治动态而引起的反应来看，旅莫学员由于在苏联接受到共产主义教育更为理论化，理论水准得到提升，对于国内的国共合作等问题持保留态度，甚至是反对态度的。这显示出旅莫学员的《新青年》阅读已经进阶到对《新青年》的政治路线进行重新评估的阶段。
四、“《新青年》已经不新了”——域外阅读场的观察
旅莫的东方大学学员中是中国共产党首批赴苏取经的青年精英，中共中央对其十分珍视，“与国内同志相比，他们在对马列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经验的学习等方面有很大优势，因此在很多问题上十分看中他们的意见”。但是事实上，旅莫共产党人在很多实际政治问题上若只通过《新青年》交流国内政治实际问题则是不足的。曾经三次赴苏联的张国焘称“从莫斯科看中国的动态，有类瞎子摸象。中国出版的报刊，莫斯科不易见到，那时没有广播，又很少人来往”。１９２０年代初留法勤工俭学的聂荣臻也回忆称“我们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主要是《向导》周报。这时的《向导》与以前的《新青年》不同了，越来越多地涉及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对各种政治主张的分歧，对军阀混战，都有具体的剖析”，《向导》代替《新青年》成为青年关注中国实际的阅读物。以苏联的阅读场来观察，１９２６年３月间的《新青年》似乎已经不再成为时代的必读要刊了。１９２６年３月，在中山大学就读的王稼祥致信国内青年，开列了一批“必读革命理论书籍目录”，其中刊物类包括《向导》《中国青年》周刊——没有包括《新青年》。而从留苏者讨论较多的《向导》来看，“政治评论”性质的《向导》是留苏学生了解国内政治情况的窗口，而不是《新青年》。个中原因，可能此时王稼祥等留苏学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已明显感觉逾越了《新青年》上的理论，而《新青年》也很快变成为这一特殊阅读群体的国内信息来源渠道而已。
从旅莫学员群体的《新青年》阅读行为到中共理论逐渐成熟，留苏的经历无疑能够为《新青年》的办刊补充理论更新，显得尤其重要，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地域之隔绝，国内准确的政治实际并不能为旅莫人员所掌握，因此，他们通过《新青年》的阅读而判断出的中国政治实际也难免发生理论与实际的误差。从留苏群体的《新青年》阅读和批判来看，实际上体现出《新青年》的公共舆论空间从国内延伸至国外，并构建成特殊的阅读场、舆论场。由于留苏教育在中共高级干部培养中的作用，《新青年》的阅读场和舆论场则显得更为特殊和意义重大。一般言，共产国际诸代表是《新青年》思想转向的“重要外援”，而从广义上来讲，留苏中国学员对《新青年》的编辑参与，也可以称为“重要的外援”。
文章摘自《山西大学学报》2022年第２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