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建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摘要】“西学”如何“东渐”，不仅要研究西学著作的出版和传播问题，更要从“主体”的角度研究读者如何阅读并产生影响的过程。１９世纪中后期，士人日记中有不少购阅西学书籍的记录，他们展开西学文本的阐释、品味与想象，呈现出新奇、疑虑和矛盾的复合性思维。士人通过阅读西书更新“知识仓库”，审视自我，反思社会，在“中学”之外形成了另类的西学文化景观和意义之网。西学阅读网络从上海向江浙、两湖等地不断延展，由都市社会逐步进入到城乡社会，产生了明显的“涟漪效应”，体现了西学传播与士人阅读之间的互动互进关系，以及中西古今之间的纠缠过程。阅读产生知识，知识催生信仰，从这个角度看，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一、鸦片战争后西学的初步引介与士人初窥门径
尽管从明代中后期以来，西学知识不断传入中国，但是，鸦片战争前，西学并没有颠覆中国士人的知识和信仰体系。鸦片战争后，西学知识谱系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的“中学”体系，并对传统文化形成冲击，在“道出于二”和经世之学兴起的背景下，西学的传播必然需要读者的阅读予以“理解”与“回应”。早期引入的西学书籍作为“文化食谱”虽然种类有限，但它们“倚重时间”，经过传教士及“秉笔华士”的润色和阐释，努力消除“价值冲突”，以适应士人的阅读心理。经过传教士和中国助手的长期努力，西学的意义系统得到了初步的“解码”。一些思想先驱注意到“夷书”的思想价值，初步了解到这些文本所传达的意涵，他们通过“挪用”“转喻”和转述，对“夷书”的内容进行引申和运用，扩充他们的知识来源。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之前，已阅读了不少西学书籍；梁廷枏在写作《海国四说》过程中，曾大量引用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图志略》一书。这些被“移入”和改编的西学知识，具有延时传播的稳定性，其思想价值通过“历时性”得以强化。
咸丰年间，上海在西学出版与传播中的地位大为提高，西书作为“可交换”的媒介，通过空间的“移动”，为士人打开了“世界知识”的窗口。麦都思等传教士聘请王韬、李善兰、管嗣复、蒋剑人等“口岸文人”担任助手，大量翻译和刊印科学、史地书籍，使王韬等“秉笔华士”有机会成为这些译著的最早读者，并通过他们扩展阅读网络。尽管早期西学著作的发行渠道较为有限，但少数士人“遇见”西书之后，通过各种途径扩展阅读的社会圈层和意义网络。如王韬的好友周腾虎因造访墨海书馆而获赠西书，开启了阐释与传播西学的新途。咸丰三年十一月九日，他“访夷书，得墨海书馆，英夷在此翻译唐字书者。为其校书者二人，太仓潘枕书、苏州王兰卿。得《中西通书》《全体新论》《华英通语》《算法》等”。咸丰七年一月，《六合丛谈》出版不久，周腾虎便有机会阅览并颇为新奇地记道：“胪载中外近事，并及泰西各种学问，可览也。”两天后，周腾虎写信给好友潘季玉，“寄夷人新辑《六合丛谈》二本”。通过周腾虎的寄递，江苏乡绅潘季玉便有机会阅读《六合丛谈》。
与译著相比，国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有着“经世致用”的现实指向，促使读者在评析和联想中进行思想上的“对话”。《海国图志》在出版之初，其思想价值并未得以充分挖掘。但也有读者悉心考究，勇于质疑，体现出不同凡响的阐释能力。如广州的陈澧在道光二十五年参加会试南归之后，从张维屏处借阅《海国图志》５０卷本，对该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辨析。他首先肯定“其书罗列荒远之国，指掌形势，可谓奇书”。但他又直指要害：“以为最可议者，莫如《议攻篇》，以夷攻夷之说也。”并结合广东海防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以夷攻夷”不但不可行，还会后患无穷。道光二十七年，魏源至广州，陈澧与其相会，“以此书所说质之。魏君大悦，遂定交焉，并屡改《海国图志》之书。其虚心受言，殊不可及也！”魏源是否根据陈澧的意见修改书稿缺乏具体证据，但两人因书结缘，产生思想的火花，表明《海国图志》作为思想与交往的媒介，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实现了意义的延伸。可见，批判性阅读是意义生产的重要源头，也是读者“标新立异”、寻求主体价值的重要方式。
尽管在“夷夏之辨”中，早期接触西学的士人普遍根植于儒家传统，但他们“偶遇”西书仍能散发思想的灵光，引发观念的碰撞。西学突破了“道出于一”的传统，促进了思想启蒙。诸如魏源、徐继畬、梁廷枏等思想先驱通过“地理”重新阐释世界和中国，以书言志，体现他们经世致用的良苦用心。周腾虎、赵烈文之类的江南士人有机会阅读西书，使他们对“世界知识”有着初步认知。王韬、陈澧等人对西学著作的考证、质疑和批判，表明他们已能突破陈见，阐发新论，这为他们在洋务运动中撰写新著，推动西学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早期的西书阅读群体，虽然规模不大，但西学的“知识树”已在他们的思想世界生根发芽，他们围绕西学文本进行引用、对比与阐释，体现了西书阅读的思想渗透力。
二、洋务运动与西书阅读的“涟漪效应”
在洋务运动中，西方技艺作为富国、强国之术得到洋务派的高度重视。在洋务派的推动下，不少西学书籍的出版、发行得到了制度化的保障，官方出资的西学出版和传播机构不断增多。另外，不少教会学校、书局都与西学书籍的出版、发行活动有关，西书种类和数量的大幅增长直接促进了西学的传播与阅读。通过传教士和开明士绅的努力，格致、博闻等教会书院注重引入西学课艺，广泛采购“格致之书”供师生研读，从而促进了西书阅读的“公共性”。格致书院还注重对西学课艺的奖励，在《格致汇编》《万国公报》上刊登广告，吸引各地士子“应考”，极大地推动了西学知识的“成果转化”与“空间扩展”。在西学书籍“施教”与士人“问学”的结合下，通过士人的阅读得以实现。随着“夷务”的开展，《瀛寰志略》等西学书籍作为一些驻外使节了解西方的参考书，在新的阅读环境中凸显了其实用价值。
士人在何时何地阅读西书，在个体阅读史上往往是标志性的“事件”。如１８３７年出生的庄鼎臣，在光绪初年任河北永平知府游智开的幕僚期间，有机会阅读西书。他在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记载：“阅西洋花旗国人《地球说略》，载天下之形胜颇详。”１８４０年出生的吴汝纶，较早接触西学。其弟子贺涛在１９０３年赞叹：“三十年前吾国不知外事之时，固已穷考西学，因事托意，发为文章，西书日多，学益博奥精邃。”１８４５年出生的马建忠在庚申之变后，“决然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始求上海所译书观之，未足魇意，遂乃学其今文字与其古文词，以进求其格物致知之功，与所以训至于致治之要，穷原竟委，恍然有得于心”。
从“可得性”的角度看，开放的西书市场能扩展阅读网络，培养更多的“阅读公众”，尤其是上海出版的各种“洋书”拓展了士人的西学视野和认知能力。江苏娄县人杨葆光长期在沪上生活，他在同治十二年有多次借阅和购阅西书的记录，如六月二日记载：“子球送《瀛寰志略》六本、《万国公法》四本。……支买《中西闻见录》钱五吊。”六月十一日又记：“支买《五经揭要》、《卫生要术》钱五吊。”浙江桐庐人袁昶在上海龙门书院求学期间就接触不少西学书籍。如同治八年八月，他阅“关慎斋《夷务事实》，将令钞胥撮录其要”。之后，他多次在日记中介绍西学知识。是年九月，他详细抄录《华盛顿传略》，并对该书“有评有赞”。这些记载表明，他勤于采择、阅读各种西书，这为他以后参与维新活动提供了思想资源。
随着西书消费地理的扩张，更多的普通士人有机会获得西学的阅读体验，萌生丰富的文化想象，创造出新的思想空间。如在江苏苏州的吴江乡下，乡绅柳兆薰于光绪十年五月六日，读“东洋人医书《经穴纂要》”，并感叹：“看其图像，令一身内外，巨细毕呈矣。”而在江苏东台县城，２２岁的吉城在光绪十四年时已有３次参加江南乡试的经历，并对江标的乡试闱墨《为电》一文赞不绝口，之后又多次参加上海求志书院、格致书院的课考，成绩不俗。当然，西学的传播也会受到一些士人的漠视。如苏州士人潘钟瑞在咸丰十年后曾客居上海二年，造访过墨海书馆，与沪上文人有较多交往，但对西学并无兴趣。他虽对上海“夷场”风貌记忆深刻，但对西方文明却并不关注。即便是偶尔获赠西书，也仅仅是提及而已。如他在光绪十五年八月十七日记载：“昨子静侄赠余英吉利新刻九十六图，袖珍本，每图一页即间一页图说，但系夷字，无一认识者。”纵观他１８６０年至１８９０年间留存的日记，却再无阅读西书的记录。在种种可能之间，一些士人对西书的冷淡，隐喻了内心的抗拒心理。
综上所见，在洋务派“经世致用”“中体西用”的价值导向下，西学之“用”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制度化”推广，印刷资本主义推动了西书由都市向城乡社会撒播，泛起层层“涟漪”，引发了更多士人的新奇体验，并能产生观念的变革。尽管阅读地理极不平衡，个体阅读的情境、心态与评价也存在较大差异，往往新旧并存，纷繁复杂。
三、维新前后士人的西书阅读与“新意”蔓延
甲午之后，国将不国，“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不仅是一种政治秩序的危机，而且是一种远为深刻的危机——东方秩序的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士人需要用新的世界观来重建意义和秩序，“除旧布新”便成时代所趋，启蒙所向。西书是“新”的隐喻，士人读西书不仅是趋新的标志，也是争当“新人”的重要途径。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喜新厌旧”的潮流中，士人面对古今中西的选择，有着更为复杂的阅读体验和更为幽微的心路历程。
维新前后，在西学书籍广为发行的背景下，不少士人能够博览西书，结合中西学术源流和思想谱系，通过拈借、对比、评论和想象，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阅读文本，并进行“跨文化对话”，展露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学术立场。如“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孙宝瑄，与不少当朝显贵和沪上名流相稔，他对中西之学持较为开放的态度。他认为：“居今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皆偏于一者也。惟能贯古今，化新旧，浑然于中西，是之谓通学，通则无不通矣。”孙宝瑄将中西知识融会于他的阅读情境之中，旁征博引，探求新意。饱学西书之士不仅能活读活用，还能在“沟通体系之内积极进行意义的整合”。
但西学的浸染并非一蹴而就，不少乡绅受到科举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很难突破中西文化的壁垒，内心颇为矛盾和焦虑。１８６７年出生的温州平阳县生员刘绍宽，虽然在光绪二十年之前便阅览了《物理小识》等西学书籍，但他重考据，学经义，读闱墨，积极参加科考，对儒家礼义传统念念不忘。光绪二十年四月，他与友人在平阳设立书社，购置中西书籍，以开风气。但他提出：“不学礼，无以立，今后礼制必尽崩坏，生民祸亟。存其书，翼有能考索而兴之者。礼以义起，变通从时，不必泥古也。若西学之书，不过十年即成尘羹土饭矣。”他所理解的西学尚停留在“格致”的层面上，而传统礼义之书则置于更重要的地位。他在后来总结甲午年的读书经历时指出：“是岁学力、思想较上年稍为开辟，然间有走作，不固所守之处，新知旧学难相融洽如此。”这种新旧冲突的矛盾之说，可谓诛心之论。
在“除旧布新”之风的影响下，新学可以突破帝制时代原有的封闭阅读系统，吸引开明官绅的阅读目光。维新前后，上海出版的大量西书在北京一些开明官绅之间传播，为沉闷的帝都注入了一些活力。如谭嗣同早在１８９３年便在京师结识新学之士，购阅西书。１８９５年，梁启超则在京师强学会阅读了大量西书。同年，王同愈由京返乡，在天津附近的杨村拜会杨敬孙，对方出示《盛世危言》，王同愈读后感叹：“深切时务，洞烛利弊，国家诚求富强，舍此奚择哉？”维新之后，京师阅读风气大变。黄绍箕在写给张的信中称：“京官稍有才学志趣者，争阅新书，将来衡文之选，皆出其中。沪上书报，销售之广，过于往年，不止百倍”。这表明阅读西书已成为时代所向，变革所需。
西学阅读网络的空间扩张，对“地方性知识”、阅读传统和社会风气产生一定冲击。地方精英的西学阅读取向，不仅促进了地方性阅读群体的形成，而且强化了西学书籍的“在地化”和社会影响力。一些饱读西学之士还通过组织化传播，广泛开展西学教育和阅读，开启文明之风。如离开官场的吴汝纶，利用保定莲池书院这一新学传播的基地，促进西学教育的推广和阅读社群的建构。吴汝纶西学造诣颇深，其日记中阅读的西书至少在５８种以上。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他的学生多受维新思想的识染，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西学阅读网络。如他的得意弟子贺涛在冀州信都书院执教时，竭力购置西学书刊，大力推广新学。地方大员对西学的倡导，则有利于促进西学阅读圈的扩展，并影响地方士绅的阅读风气。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办新式学堂，聘姚锡光、夏曾佑人担任新式学堂教习，他们都曾具有一定的西学基础，且术有专攻，对文本的阐释颇为深入。
地方精英的变革言论，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西学阅读经历有关。维新时期，皮锡瑞在湖南颇有影响，尤其是其在南学会的数次讲演，显示出扎实的西学素养。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他阅《泰西新史》，在指出书中一些谬误之后，他对当时译著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西人著书者多英人，偏袒英法，中国不考校诸国之同异，惟英人之书是信。”三月三十日，他阅《俄游汇编》等书，在肯定“颇得其旨”的同时，又认为这些书“于中国不能变法及西国不能遽行于中国之理，诸君似尚隔膜”。他对西学著作的研读和辨析，为之后大讲汇通中西、变法开智提供了思想资源。而在维新时期与皮锡瑞为敌的保守派代表人物王闿运，对湖南维新派的活动大为反感。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他看《中日战纪》，对书中内容骂道：“全无心肝人所作也。”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一日，他读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颇为不满地写道：“搜辑虽勤，竟无所用，不知彼国亦喜之否。若作小说，反有所观，顾忌既多，词又雅正，便成无用也。”在他看来，这些西学著作，于旧法不符，全无用处。此类“新书旧读”和“抵抗性阅读”的倾向，反映出保守派对新学的厌恶。
由此可见，维新前后，新旧之争空前激烈，士人阅读西书的体验可谓五味杂陈、意义多元，但西学作为“济世良方”已产生广泛影响。对趋新之士而言，读西书，学新学，求变革，是释放对传统的内在紧张和追求现代文明的具体表现。从“我思故我在”的角度上看，不少士人留意采摘西学知识，意在反思和改造传统，表达“求新”的旨趣，重建新的价值和信仰。在“除旧布新”的过程中，不少士人通过对西学的深入研读，实现向知识人的身份转变。一些士人固然还在苦读经史，留恋旧学，甚至坚拒新学，但西学的“匡时济世”作用被不断放大，并促使读者不断“推陈出新”。在新旧冲突加剧的过渡社会，士人通过对西书的集体选择和整体阐释，形成了更为庞大的“阅读共同体”，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变革的步伐。
总体来看，以日记为中心探究士人阅读西书的阐释过程和思想历程，只是复杂阅读世界的“一个面相”，而且，个体阅读西书的记忆具有选择性，不少士人仅以“流水账”的方式记载书名，表示“已阅”，难以揭橥阅读过程中的幽微心态。由于士人的社会经历、文化素养、价值观念和阐释能力差异较大，并受到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情境的影响，其阅读体验也千差万别，呈现出新奇、疑虑和矛盾的复合性思维。但是，这些真实读者的“出场”，却能“重演”西书阅读的部分历史场景。他们通过购阅西书的记录和回忆，展开文本的阐释、品味与想象，在“中学”之外形成另类的西学文化景观和意义之网。
士人的西书阅读不仅是思想上的“相遇”，还表现在实践上的“指引”。西书作为“镜像”，是“新”的象征，为士人提供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西书是一种“可沟通”的媒介，它为读者提供了另类的世界知识，促进西学文本的意义输出和价值再造，并使许多互不相识的作者和读者进行“隔空对话”。从早期的“全球”历史与地理观念的介绍，到后来进化论和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士人通过阅读西书更新“知识仓库”，审视自我，反思社会，进而融汇变通，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萌生对西方文化的运用与改造，投身于社会变革的实践之中。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蔡元培，他们的西书阅读实践，对后来的学术活动和政治生涯都有着深刻影响。
文章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５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