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铮强、郎启浩，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西夏战事、庆历新政、顾命定策与反变法，构成宋代韩琦传记叙述的重点。因为致力于变法及拓边西北，北宋神宗时期形成的碑传文本，强调韩琦主张对西夏采取攻策，虽有异见却仍奉行新法。李清臣所撰韩琦行状甚至将庆历新政改写成由韩琦主导的西夏策略。南宋既否定变法，《东都事略》等史传文本强调韩琦极力反变法及对王安石“独识其奸”的一面，掩饰其西夏攻策、奉行新法的事实，庆历新政的相关叙述也有误导之嫌。在韩琦政治地位无以动摇的情况下，两宋传记文本对韩琦事迹各有隐讳与扭曲，结果造成韩琦形象的模糊化。
一、西夏战事
在北宋的韩琦传记中，西夏战事部分的叙述篇幅最大，家传、行状、神道碑与墓志铭这部分叙事的字数各占全文的２４．６％、２３．８％、２３．２％及１７．７％，是顾命定策部分的２．５倍（行状）至１．６倍（墓志铭）。南宋《东都事略·韩琦传》将西夏战事的篇幅压缩至１４％，顾命定策部分扩大至２６．８％。《宋史·韩琦传》中两部分各占１７．６％，似乎是对两宋叙事结构的刻意调和。
除篇幅的压缩之外，西夏战事叙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请用攻策、好水川之败及种谔取绥州三个方面。关于请用攻策，主要涉及各传记文本对奏议的取舍问题。康定元年，自三川口之战、延州之围后，在西夏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下，“夏竦等为累奉诏以老师费财，虑生他变，令早为经画，以期平定”。又“及刘承宗败，上复以手诏问师期，竦等乃画攻守二策，遣副使韩琦、判官尹洙驰驿至京师，求决于上”，韩琦“遂与夏竦参定攻守二策”。仁宗倾向于选择攻策，但“执政以为难”，唯韩琦支持仁宗。对此，行状摘韩琦奏议中“以二十万重兵惴然坐守界壕，不敢与虏确，臣实痛之”之语，并补述“奏虽不下，知兵者以公说为然”。神道碑则记韩琦“今彼志气骄惰，我傥并兵从一道出，粮充械利，鼓行而前，宜无坚敌矣！曷不用攻策”之语，对朝廷未采其言表示惋惜。关于好水川之战，主要涉及对韩琦责任的评判。好水川之战由韩琦布置，结果主将任福“数违制度”遭致战败身亡。战后朝中不无向主帅韩琦追责的声音。但北宋韩琦碑传无不极力回护韩琦，将责任全部推诿于任福。对种谔取绥州的态度，与请用攻策情况相似，北宋碑传引用韩琦奏议强调其“已得之何可废也”的坚决反对态度。《东都事略·韩琦传》则保留“种谔收绥州，诏废之，琦议不可，乃留为绥德城”寥寥数语。简言之，神宗朝碑传着重强调韩琦对西夏的攻策，以此张扬当时拓边西北的意图。南宋既以变法拓边为祸，删除韩琦攻策言论又刻意增入其强调内忧的奏议。
二、庆历新政
韩琦传记文本中，以有关庆历新政的叙述最为晦涩。韩琦在庆历新政期间的行迹相当清楚，严格讲他没有直接参与范仲淹发起新政的行动。这一方面是因为开启庆历新政的标志范仲淹上十事疏时，韩琦已宣抚陕西而不在京城。另一方面，韩琦返京之后，庆历新政虽然尚未结束，但韩琦念兹在兹仍是西夏战事，各种奏议与庆历新政关注的吏治、兴学等无所关涉。韩琦与庆历新政的关系，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韩琦在人事上无疑属于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阵营，这期间的陟黜与范仲淹几乎完全同步，但韩琦与庆历新政的关系似乎仅限于此，在另一方面，韩琦并非庆历新政的发起者或直接参与者，对新政本身的内容不甚措意。《宋史·韩琦传》没有保留韩琦荐石介、为苏舜钦等说情等事，韩琦外放的原因也具体到水洛城之争，韩琦与庆历新政的关系仅保留一些含糊叙述。
三、顾命定策
《宋史·韩琦传》论赞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当治平危疑之际，两宫几成嫌隙，琦处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相三朝、立二帝固然是韩琦最重要的政治功业，宋神宗因此才为韩琦亲撰神道碑并篆额“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但北宋碑传必须隐讳宫廷斗争的具体情形，对所谓“当治平危疑之际，两宫几成嫌隙”几乎不着一字，更是众口一词指英宗病愈时曹太后主动还政。《东都事略》《宋史》有关“两宫几成嫌隙”叙事给人的印象，曹太后与宋英宗在韩琦与欧阳修的极力调处下主动和解，曹太后仍是主动还政。按《韩魏公家传》及其他一些记载的描述，两宫嫌隙并未和解，曹太后始终抱有废英宗的意图，只是遭到韩琦极力阻止，最后在韩琦的强烈要求下才不得已撤帘还政。
宋神宗继位与韩琦保护宋英宗密切相关，宋神宗对韩琦既千恩万谢，神宗朝韩琦碑传对两宫嫌隙自当讳莫如深。除去宋神宗忌讳的因素，《韩魏公家传》称宋英宗“复大位，皆公力也”，有悖于当时政治伦理而遭到指责。将《邵氏闻见录》与《宋史·韩琦传》的相关叙述进行对照，后者的讳言其实是在承认两宫嫌隙、英宗复位“皆公之力”的情况下，又极力掩饰宫廷斗争及韩琦非常举动的具体情形。这种叙事极有可能沿袭自《四朝国史·韩琦传》，既为韩琦“张大勋业”，又不至于陷其于不义，撰述手段不可谓不高明。
四、反变法
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年）二月，韩琦在大名府上《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常平官奏》，三月上《又论罢青苗疏》。熙宁七年，因契丹求地，宋神宗手诏询访，韩琦借此再次申论青苗法弊端。韩琦罢相后反变法的主要事迹，《韩魏公家传》对三次奏议几乎全文照录，约１万２千字，占全文１６．５％。宋神宗既未采纳韩琦反对青苗法的意见，御撰神道碑对此只字不提也不足为奇。被宋神宗誉为“良史才”的李清臣对这部分的处理也十分巧妙，略述韩琦抱怨青苗法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择取“异令意”一语避免韩琦直接反对新法。宋神宗时代的碑传自然不会铺陈韩琦的反变法立场。及神宗去世，政局反复，致使《神宗实录》反复重编，形成所谓墨本、朱本、新本。据此，元佑时代的墨本《神宗实录》应该具载神宗手诏及韩琦等人奏疏，铺陈韩琦的反变法言论；绍圣时朱本《神宗实录》并无删削，但目的可能是揭露韩琦等人答非所问、“深指时事以为言”的别有用心；南宋绍兴年间新本《神宗实录》“削去遣裴昱赐韩琦等四人诏”，这样处理可以掩饰韩琦等人的答非所问，增强奏议批评青苗法的正当性。
南宋时期朝廷既确立“爱元祐”而非熙宁的政治立场，韩琦传记中自然可以增强其反变法的叙事。于是《东都事略·韩琦传》摘录了熙宁三年二月《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奏》的片段约２００字。不过韩琦反青苗法的奏议并无成效，仅此似乎不足以体现韩琦与王安石的对立，因此《东都事略·韩琦传》最核心的反变法叙事在于文末韩琦轶事部分添入韩琦指王安石不可任宰辅的轶事。关于韩琦与王安石的冲突，笔记类文献记载甚多，但《东都事略》是首次将此类记载纳入韩琦传记文本。在否定熙宁变法的氛围中，这个“惟琦独识其奸”的神话就成为后世攻击王安石的著名修辞。《宋史·韩琦传》保留“惟琦独识其奸”的轶事，并增入熙宁七年（１０７７年）借答诏反青苗法的奏议，将反变法叙事的篇幅增至约８００余字。
宋代韩琦传记的构建，有些符合臣僚传的一般特点，有些则是对韩琦的特殊处理。致力于拓边的神宗朝强调韩琦对西夏战争的作为，对好水川之败的责任有所回护，对顾命定策过程中涉及宫廷斗争的情形多有隐讳，这些都是宋代臣僚传一般的处理方式。韩琦传记的特殊性在于对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评价，是涉及宋朝政治走向的重大命题；韩琦属于庆历新政及反变法的阵营，但比较超脱于党争；作为“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臣，其政治地位及历史评价均无从动摇。结果，任何政治背景的传记文本，只能在全面肯定韩琦的前提下，渲染、夸大乃至编造韩琦事迹中对己有利的部分，而刻意隐讳对己不利的部分。这就造成了在韩琦史料特别详尽的情况下，传记文本中韩琦形象相当模糊的特殊现象。
文章摘自《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７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