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孝荣、侯振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明清时期，姚广孝的形象经历了从明代前期道德、学问、人品俱佳的“靖难”和“新明朝”功臣元勋，到宣德中期以后兼具儒学之敌的功臣元勋，再到嘉靖年间作为儒学之敌的功臣元勋的僧人，最后至清朝乾隆年间成为策划“靖难”之役叛乱的“祸首”的曲折变迁。明清时期姚广孝的形象变迁基本上由朝廷主导，官民士人从而衍之，但官民士人的形塑有时也影响了朝廷的形象建构。
一、明朝前期姚广孝功臣形象的确立和巩固
永乐年间功臣形象的确立。永乐十六年（１４１８）三月，姚广孝病逝于北京。对这位军师谋士和老战友的去世，明成祖“震悼”，为辍朝二日。他三次遣镇远侯顾兴祖谕祭，称赞他“辅成家国，其绩居多”，宣布追封“荣国公”，赐谥“恭靖”。太子朱高炽、平江伯陈瑄等，与六部、都察院各衙门文武重臣，均有祭文祭奠。六月，明成祖再发诰命，宣布追赠姚广孝为“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荣国公”，“谥恭靖”。对此，《明史》总结说：明成祖“震悼，辍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以僧礼葬。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帝亲制神道碑志其功”。
洪熙年间配享太庙。姚广孝对先后作为燕世子、皇太子的明仁宗朱高炽有辅导、培养之功，二人交往时间长，感情深厚。姚广孝去世，皇太子朱高炽遣礼部郎中陆贞致祭：“当靖难之日，卿竭诚效力，佐成大功，用锡褒荣，特授卿以三少之职，式资德义，翊赞予躬。而卿年龄益高，功行弥笃，广视物表，究竟益深。”肯定姚广孝的“靖难”之功和永乐年间对自己的辅导之劳。至洪熙元年（１４２５）三月，明仁宗继位后的第一个清明节，“遣皇太子朱瞻基祭长陵”，并加赠姚广孝为少师，与另外三位“靖难”功臣武将——河间王张玉、东平王朱能、宁国公王真一起，在太庙中“配享”明成祖。
宣德年间的祭祀和贬斥。宣德中期，随着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地位的加强，以及时间流逝、政治环境转趋宽松，各地特别是江南一带一直存在的怀念建文帝、反对明成祖夺位的情绪慢慢公开释放，官民士人可以合法地怀念宽仁的建文帝及殉死诸臣了。他们虽不敢、不能直接否定和攻击明成祖及“靖难”之役，却可以从官方哲学、名教公论的角度来贬斥姚广孝。宣德五年正月修成《明太宗实录》，其中姚广孝小传在叙述其生平、功绩之后，特别提到：“广孝尝著《道余录》，诋讪先儒，为君子所鄙。”永乐十年，他“净写成帙”，公开流传，笃信程朱理学的儒臣们受朝野风气影响，择《道余录》加以批判，并写入《明太宗实录》姚广孝小传，为明宣宗认可并作为定本。这样，姚广孝一方面仍是被朝廷尊奉的“靖难”和“新明朝”功臣元勋，配享于太庙，另一方面又被朝廷贬斥为官方哲学之敌、儒学异端，正统之人皆鄙而视之，原本崇高的姚广孝形象遭到强力污损。
明朝前期朝廷确立和巩固姚广孝功臣元勋的形象和地位，既是基于姚广孝生平、才学相对客观的表述，也有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三代君臣的现实政治考量。首先，这一举动的根本目的是强调“靖难”和明成祖一系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巩固推翻建文帝统治、建立“新明朝”的政治成果。其次，最高统治者也是借以褒功劝能，树立楷模，维系人心，以便更好地维护明朝统治。宣德中期随着程朱理学地位的稳固和和政治环境转趋宽松，姚广孝受到从民间到朝廷的贬斥，他虽然仍是“靖难”和“新明朝”功臣元勋，仍奉祀于太庙。
二、明朝中期对姚广孝的批判和否定
明朝中期，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地位更加巩固，政治环境越发宽松，从朝廷到官民进一步对姚广孝加以批判和否定，嘉靖年间甚至将其撤出太庙配享。
正统年间的批判。正统三年（１４３８）修成《明宣宗实录》，其中有广东右参政杨勉小传，杨勉为姚广孝同乡，“有干才，而怀市心。初为进士时，乡僧道衍为僧录司左善世，以守城旧劳，承礼遇，勉倾心事之。未几，赐衍名广孝，授太子少师，勉谄事为父，广孝没，躬为服丧，士类鄙之”云云，直接贬低和抹杀了姚广孝在“靖难”之役中的功劳；“勉谄事为父，广孝没，躬为服丧，士类鄙之”之句，则又将杨勉尊重、孝事同乡长辈和功臣元勋姚广孝，指斥为儒官向“异端”僧人屈膝谄媚的可鄙行径，既批判了杨勉，也否定了姚广孝。这是宣德中期贬斥姚广孝之风的进一步发展。天顺五年（１４６１）修成《大明一统志》，其中姚广孝小传缕述其生平，肯定他有“靖难”功，“所著有《逃虚子》《石城》《霞外》等集”，没有提及《道余录》，未贬斥姚广孝。但宣德中期以来朝廷树立的集功臣元勋与儒学和名教公论之敌的姚广孝形象，已经为朝野所遵从和接受。
嘉靖年间撤除太庙配享。嘉靖三年（１５２４）九月，明世宗在张璁、桂萼等人支持下，“始定大礼”。次年四月，光禄寺署丞何渊上疏，“请于太庙内立世室以为祢庙，崇祀献皇帝，与祖宗同享太庙”。明世宗由此开始包括太庙祀典在内的祭礼制度改革，功臣配享是太庙祀典改革的重要部分。嘉靖九年八月，明世宗对礼部尚书李时及大学士张璁、桂萼等提及廖道南之言，表示“夫广孝在我皇祖时，建功立事，配享已久，或不当遽更。但广孝系释氏之徒，使同诸功臣并食于德祖、太祖之侧，恐犹未安。礼官虽曰遵畏成典，实非敬崇祖宗之道，卿等其加思之。”明世宗认可姚广孝的功臣地位，但是又指出他以僧人身份配享太庙不合礼制和人伦之情。张璁等人心领神会，讨论后提出：“信有如皇上所谕者，臣等议当撤去，即移祀于（隆）兴［隆］寺内……”明世宗“从之，仍命告于皇祖以行”。这样，姚广孝被撤除太庙配享，移祀于大兴隆寺（原庆寿寺）。至嘉靖十四年四月，大兴隆寺发生火灾，改迁姚广孝牌位于大隆善寺（原崇国寺）。
官民的批判和诋毁。宣德中期以来朝廷对姚广孝形象的重塑，既顺应了朝野舆论，又为官民士人进一步形塑姚广孝确定了风向，吹响了号角，不少人随之批判、否定，一些人甚至编造各种故事来丑化和诋毁他。前述正统年间编修《明宣宗实录》，监修官为英国公张辅，是与姚广孝同时配享的河间王张玉之子；总裁官是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学士杨溥等，不少人曾是姚广孝在永乐年间的下级同僚。《明宣宗实录》对姚广孝加以贬斥和批判，一定程度上也代表和反映了这些文武高官对姚广孝的评价。其后理学名臣邱濬斥责《道余录》说：“儒生不读佛家书，道本无亏岂有余。”贬斥态度，表露无遗。明世宗撤除姚广孝配享太庙，不少官员大肆称赞。如兵科给事中高金说：“臣每心悦叹服，以为大圣人之崇正黜邪有如此者。”刑部郎中李谕称“：陛下明圣，斥去姚广孝，万世颂仰。”
苏州地方官民也鄙视乡人姚广孝。姚广孝生前认养子姚继，永乐年间授中书舍人，洪熙元年升尚宝司少卿。至“义孙”姚廷用，朝廷不再授官，而沦为底层“里役”。姚廷用“好著故衣”，显摆祖父荣耀。天顺年间，他拜见知府杨贡，“跪而绯袍”。杨贡问明是姚广孝“遗衣”，“大怒，丑诋之”。嘉靖年间，姚广孝后人“徙居顾山镇，业腐酒”，做小本生意，甚至将姚广孝获赠官诰五道“货卖”，可见生活艰难。与此同时，民间主要是苏州等江南地区不断编造出各种有关姚广孝的故事，其中不少寓含着丑化、诋毁色彩。如正德年间王鏊《姑苏志·姚广孝传》，在“别有《道余录》，则专诋程朱”句后，提供了例证：“其友张洪尝云：‘少师于我厚，今死矣，无以报之，但见《道余录》，辄为焚弃。’”再如王鏊《震泽纪闻》载姚广孝还乡赈济而被友人王宾拒见的故事：“尝以赈饥还吴，有王宾者，高士也，广孝与有旧。诣之，闭门不纳，三往乃得见。无他言，第云：‘和尚错了也。’”。
三、明朝后期对姚广孝的争议
明朝后期各朝对于姚广孝的定位和祭祀，皆遵从嘉靖朝立场和做法。不过，与《明世宗实录》没有朝廷遣官祭祀姚广孝记载不同，明朝后期历朝实录及《崇祯长编》都多次记载各位皇帝春、秋“遣”官祭祀姚广孝，包括明穆宗七次、明神宗三次、明光宗和明熹宗各一次，明思宗七次。嘉靖年间先后在大兴隆寺、大隆善寺祭祀姚广孝是太常寺官每年按制度举行，而明世宗没有再下令之举；明朝后期诸帝并不禁佛，有的甚至崇佛，对姚广孝再未公开指责、批判，因此常下令按制在大隆善寺祭祀，遂在实录中留下多次记载。朝堂之外，明朝后期专制统治进一步松动，人文主义思潮流行，思想启蒙运动兴起，政治参与经历了从“口喃耳语”到“扺掌剧谈”的转变。姚广孝诸多轶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社会舆论对姚广孝的态度相较于朝廷立场更为复杂，人们各抒己见，在不触及“靖难”底线的前提下畅所欲言，并出现了肯定姚广孝及其《道余录》的进步史观。其时的争议与复杂态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参与靖难。晚明进步思想家李贽曾在北京遍访姚氏遗像、遗著，瞻仰膜拜，认为他是明朝盛世的开创者、功臣元勋：“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今日，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晚明名臣黄道周称姚氏为“人中之英”，“虽加少师，亦是虚名，大都应运，自是天生”。当然，贬损姚广孝者不能否定“靖难”，但可以转换思路，将姚氏定义为投机分子。崇祯年间大学士黄景昉称姚广孝“最阴贼”，认为成祖即位本就是太祖默定、天命所归，“缘多却姚广孝、袁珙一番谀赞，反增形迹”。
其二，《道余录》功过。正统保守的士大夫仍对其加以贬斥。如万历时福建巡抚徐学聚说：“广孝尝著《道余录》，诋讪先儒，为君子所鄙。”但是，明朝后期王守仁心学大盛，与程朱理学对立，心学左派及泰州学派学者更近于禅学，言论尤为激烈，不少士大夫开始重新审视《道余录》的价值。李贽奉《道余录》为巨著：“公有书，名《道余录》，绝可观。漕河尚书刘东星不知于何处索得之，宜再梓行，以资道力，开出世法眼。”他身体力行，终于在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将《道余录》重刻流传。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为姚广孝和《道余录》辩护：“盖其天姿超旷，不屑依人为可否，故自伸其所独得者如此。”实际上，《道余录》问题的本质在明朝前、中期是儒释之争，在明末又成为禅学、心学与程朱理学之争，反映出当时思想界打破专制传统、启蒙主义兴起的思潮和进步的历史观。
其三，僧、儒身份。姚广孝生平经历的复杂之处在于其作为一位僧人，但辅成“靖难”，成为功臣元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于其立身之始终，毁誉不一。一些学者认为姚广孝始终是僧人。明末史家高汝栻称：“姚少师料敌成功……可谓萧然尘外矣。不恋生前之荣，岂爱身后之名？”论者往往将其与元朝刘秉忠并举，但姚广孝功成后不蓄发，不婚娶。官员陈懿典便以姚之德行高于刘：“簪黻爵位，冠盖之荣，妻妾之奉，一切不淄，即良、泌、秉忠所不免染指者，而广孝独不少涉焉。”谈迁却认为姚氏此举有欺世盗名之嫌：“当公贵显，年殆七秩，桑榆垂尽，何论婚宦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姚广孝互逃儒、释之间，没有处理好身份的转换。如王世贞指出，姚广孝“于释则臣道靡也，于臣则释道累也”。蒋一葵也称：“少师栖遁禅宗，中婴世网，既参佐命，卒叛初服，互逃儒释之间，未获进退之所。”多数人对明世宗撤除姚广孝太庙配享表示赞同。
四、清朝对姚广孝的全面否定
清朝时期，姚广孝随“靖难”之役乃至明朝统治遭到否定，清高宗更是将其定为“祸首”“乱臣贼子”，明朝树立的功臣元勋形象遭到完全反转。
清朝前期的否定。康熙中期至雍正年间，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统治日益加强，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屡兴文字狱，针对明史也主要是严厉把控明清兴亡和明清之际史事的书写。官修《明史》自顺治二年（１６４５）诏修，至康熙年间万斯同手定，其中姚广孝本传叙述其生平，肯定他的功绩，也收入明朝中期以来流传的其姊和好友王宾拒见等故事，但没有提及《道余录》，论赞称“姚广孝固倾危之徒也，托身缁流，踪迹诡秘，靖难之役，裦然为功臣首，可不谓幸焉”。后王鸿绪删补修改成《明史稿》，姚广孝本传一仍其旧，无鲜明的贬损之意。因此，后人批评王鸿绪“于永乐篡逆及姚广孝、茹瑺诸传每多恕辞，而于惠帝则指摘无完肤状，盖其心有所阴蓄，不觉流露于书”。清朝前期的私家编修明史十分活跃，产生出一大批明史著作，如张岱《石匮书》等。这些著作中的姚广孝本传，皆叙述其生平、史事，总体上肯定其“靖难”之功，但也加入王宾、其姊拒见以及《道余录》事，指斥其为程朱理学“异端”及纲常名教之敌。如《石匮书》传赞曰：“姚广孝协定大计，乃循初服，栖心玄门，终不得以富贵易之，奇士哉！虽然于释则臣道靡也，于臣则释道累也。彼王宾者隐人无论焉，盖愧其姊矣。”总体来说，这些史著对姚广孝的生平叙述和评价，从史事选取到文字表述，皆不越明朝中后期以来的框架。
乾隆年间定为“祸首”。乾隆年间，清高宗进一步强化专制皇权统治，严格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大力维护伦理纲常。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告成的官修《明史》，是在王鸿绪《明史稿》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润色而成，贯彻了最高统治者包括清高宗的“■断”和史观。其姚广孝本传与《明史稿》大体相同，仍肯定姚广孝的“靖难”之功，但增补了“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识者鄙焉”。但是，在官修通鉴类、史评类著作中，清高宗借述史评表达褒贬，完全否定“靖难”之役和姚广孝。如《御撰通鉴纲目三编》于永乐十六年三月“姚广孝死”条，清高宗作眉批曰：“若姚广孝，出自缁流，当其选僧而请侍燕邸，则在洪武时早已隐怀不轨”。清高宗还作诗批判明成祖、姚广孝：“建塔以藏身，千年名不沦。一兴应一灭，其主必其臣。未止多行戮，徒称斯返真。无生背戒律，有像画麒麟。儒墨去韩远，萧曹拟汉亲。漫言羞见姊，原是弃伦人。”诗中自注：“永乐最听广孝之言，其称兵簒逆，皆用其谋。甚至大行诛戮，瓜蔓株连，未闻广孝有所谏止也。”对于姚广孝监修的《永乐大典》，清高宗亦横加指责：“当时领书局者惟一姚广孝，因而滥引缁流，逞其猥琐之识，雅俗并陈，举释典道经悉为阑入，其奚当于古柱下史藏书之义乎？”他不屑于姚氏身份，责备其书收录过多佛道典籍，有违儒家传统。
乾隆以后的评价。在官方话语影响下，乾隆以后朝廷、民间及官私史籍、诗文等对姚广孝形象的表述，也基本定型。对姚广孝的吟咏、论评多遵从清高宗“祸首”“乱臣贼子”形象。如乾嘉时期知名藏书家吴骞称“：沈石田先生世居相城，姚广孝亦相城产，此如一薰一莸，不可同年而语。”将同为相城人的姚广孝与明朝中期工诗善画、品行高逸的名士沈周（石田）比为一薰一莸，沈周为香草、善类，姚广孝则是臭草、恶人。不少学者作诗对姚广孝加以批判申斥，诸如“斧斨已遣勤公旦，冠被终愁詈姊媭”；“协谋博得君王宠，惭愧缁衣换少师”。而史书、方志中的姚广孝传，则沿袭官修《明史》。如光绪《顺天府志》之传，杂引《明史》等记载，既肯定姚广孝的“靖难”功绩，也贬斥其著《道余录》，为儒学异端和名教罪人。同治《苏州府志》姚广孝传，则照搬官修《明史》。再如晚清学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在介绍姚广孝著作时，附有姚广孝小传，亦仍《明史》，并就《道余录》愤恨地表示：“孰知死后五百年，焚之不尽，其不能掩恶，益可儆矣。”总之，乾隆以后，朝野对姚广孝或肯定其为“靖难”功臣元勋，但兼具程朱理学的“异端”，是为官修《明史》形象书写模式，或指斥“靖难”为叛乱，姚广孝为“祸首”“乱臣贼子”。
明清时期，姚广孝的形象经历了从明代前期道德、学问俱佳的“靖难”和“新明朝”功臣元勋，到宣德中期以后兼具儒学和名教公论之敌的功臣元勋，再到嘉靖年间作为儒学和名教公论之敌的功臣元勋的僧人，最后至清朝乾隆年间成为策划“靖难”之役叛乱的“祸首”“乱臣贼子”的曲折变迁，直至完全的形象反转。其形象变迁频度之多，反转幅度之大，为中国古代所少见。纵观明清时期姚广孝的形象变迁，基本上由朝廷、皇帝主导，官民士人从而衍之，但官民士人的形塑有时也影响了朝廷和皇帝的建构。姚广孝形象的曲折变迁是时代与环境变化的产物，政权合法性的转移、忠节观的塑造、儒释力量的消长、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矛盾都是其形象建构过程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考察明清时期姚广孝形象的数度变迁，对我们梳理明清时期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士人心态都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摘自《南开学报》2022年第４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