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林芳，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
【摘要】解放区后期文学对于“鲁迅形象”的政治化建构，使“鲁迅方向”的重心由前期的“为民族”转变为“为阶级”,其中所寓托的“鲁迅形象”也主要由前期的“民族英雄”变为“阶级战士”。 建构者揭示了鲁迅“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凸现了鲁迅坚定的阶级立场。以对鲁迅作品的政治化解读为前提和基础，使其发挥了证明《讲话》、助推“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和整风运动、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重要作用；这种由鲁迅的政治之“用”显现鲁迅的政治之“质”的策略，使作为“阶级战士”的“鲁迅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
从１９４２年５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到１９４９年７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解放区后期文学开展了对于“鲁迅形象”的政治化建构。在解放区后期文学阶段中，建构者通过转变“鲁迅方向”的重心，建构出了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政治色彩的“鲁迅形象”，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这一“鲁迅形象”较之解放区前期文学阶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显现出了强烈的阶级政治的倾向性。
一、“鲁迅方向”重心的转变
从抗战全面爆发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在解放区前期文学阶段里，主流意识形态根据民族救亡的现实需要提出了“鲁迅方向”。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毛泽东把“政治的远见”视为鲁迅的“第一个特点”，但这里所说的“政治”主要关乎民族关系而非阶级关系。次年４月，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鲁迅方向”，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这里的“立场”所指确乎是阶级政治的立场；但是，“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也就是说，阶级立场是服从于民族利益的。１９４０年１月，毛泽东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提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首要特性是“民族的”。由此观之，在解放区前期，“鲁迅方向”虽然具有“为民族”和“为阶级”的双重蕴含，但是，在这一时期，它的重心显然在于“为民族”，“鲁迅形象”主要是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
但是，解放区后期文学阶段开始后，“鲁迅方向”的重心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鲁迅方向”的重心由“为民族”向“为阶级”转变的发生，其中所寓托的“鲁迅形象”主要成了一个“阶级战士”的形象。
对于“鲁迅方向”重心的转变，我们可以从解放区后期文学创作的主题取向来展开考察和探究。此期被视为实现了“鲁迅方向”的文学创作，其所表现的主题主要是关乎阶级关系的、是“为阶级”的。解放区后期文学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下发生的，是《讲话》指示了解放区后期文学发展的方向。《讲话》明确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讲话》指引下生成的解放区后期文学因而也形成了以追求功利性为目的的价值观，而这种功利性主要是以阶级利益为中心、通过阶级—政治倾向性表现出来的。
在解放区后期文学展开的过程中，有很多作品在当时就被视为实现“鲁迅方向”的成果。例如，１９４４年阜平高街村剧团集体创作的剧作《穷人乐》，１９４５年由冀中军区政治部火线剧社排演的歌剧《王秀鸾》。这两部作品所表现的主题主要是关乎阶级政治的，被邓拓视为实现了“鲁迅方向”的作品，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有关阶级政治的主题取向在整个解放区后期文学创作中占主流。陈涌对《讲话》发表三年来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总结，他列举了那三年里产生的１５篇“优秀的代表作”，其中，具体表现民族斗争的只有３篇，其他１２篇作品全都是表现阶级政治主题的。陈涌在总结时提出了“毛泽东方向——鲁迅方向”这一重要概念。
二、鲁迅思想的政治化阐释
在解放区后期文学阶段，将“鲁迅方向”中的重心由“为民族”转变为“为阶级”。但是，将“鲁迅方向”中的重心作出这样的置换，还必须到鲁迅那里去寻找依据和支撑。于是，建构者从阶级政治立场出发，从思想层面展开了对“鲁迅形象”的政治化建构。
鲁迅的思想从总的趋势来看，虽然可以说他经历了“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但是，在其思想发展的每一个时期，他的思想色调也绝不是简单划一的。１９４２年，延安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大会，萧三刻意强调了鲁迅的阶级属性，指出：“一个革命文学家一定要无产阶级化，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是做到的。”
在对鲁迅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作出描述和揭示后，建构者重点凸显了鲁迅的坚定的阶级立场。起初，他们对鲁迅“立场”的阐扬是结合对王实味的批判和杂文问题的讨论而展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不久，主流意识形态组织了对王实味的批判。当时，王实味已被打成“托派分子”，而鲁迅生前又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对托派作出过猛烈的抨击。出于批判王实味的现实需要，鲁迅的阶级立场作为王实味“错误”立场之对照便得到了批判者的关注。
从１９４１年１０月起，以丁玲等为代表的一批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在延安倡导“鲁迅式”杂文，延安文坛出现了一批尖锐揭露解放区缺点和阴暗面的杂文。由于这些倡导者和写作者是以鲁迅精神和鲁迅杂文为标榜的，因此，如何纠正他们的“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观念、同时又要维护鲁迅具有坚定阶级立场的“阶级战士”形象，就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讲话》中，毛泽东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应对，把他们的这一概念视作是“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而发生的“各种糊涂观念”之一，并指出：“‘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意谓鲁迅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以《讲话》的这一精神为指引，建构者对鲁迅杂文的阶级立场即作出了进一步的申张。
稍后，建构者对鲁迅阶级立场的阐发显出了一种更普泛性的阶级政治的意义。１９４２年，《解放日报》为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发表社论指出：鲁迅“有着最明确的政治立场”，主要表现在“他坚持革命的大旗，明分友敌之区别”。中共中央党报对鲁迅“政治立场”的如此评价，极具代表性、权威性和引导性。１９４８年，在解放战争进入高潮之时，殷白提出要向鲁迅先生学习，其中包括“学习他‘有所为’的人生态度，也就是明白的阶级立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超越某种特定的政治语境以后，为了凸现鲁迅阶级立场的执著与坚定，建构者常常强调鲁迅阶级立场的一贯性。这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了将鲁迅思想阶级政治化的强烈意图。
当然，也有一些建构者客观地看到鲁迅思想有一个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变过程，意识到鲁迅坚定的阶级立场并非“一直”都有。但是，他们也都无一例外地将鲁迅的这一转变看作是一个“进步”，是“他的思想能跟着时代前进”的表现，是“以思想革命来建设新思想”的结果。从这些对鲁迅身份转化的评价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鲜明的阶级政治取向：选取鲁迅整个后期思想系统中与阶级政治相关的方面并做出高度评价。这就从思想上完成了鲁迅作为一个“阶级战士”的政治化建构。
三、鲁迅与“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
对“鲁迅形象”政治化建构的最终目的还在于发挥鲁迅对于现实政治的作用。１９４４年１０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印了作为“文艺读物选丛之一”的鲁迅小说选集《一件小事》。编印者将鲁迅小说视作进行阶级政治教育的形象教材，寄托了对鲁迅作品从阶级政治层面发挥作用的热切希冀。
为了引用鲁迅、以发挥鲁迅对于现实政治的作用，建构者对于鲁迅作品作出了政治化解读。其中作出较大努力、并具有较大代表性的是徐懋庸。在解释阿Ｑ革命时，他引用了马列主义关于农民“革命的可能性”的分析，认为鲁迅的描写“完全是合乎事实，而且合乎马列主义理论的”。他还由此伸张开去，联系到了“今天”农民参加革命问题。徐懋庸对于鲁迅《阿Ｑ正传》《理水》的解读完全是一种政治化的解读。所以，不管是他对小说本身的解读还是对鲁迅思想的揭示，都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是，从阶级政治层面理解鲁迅的作品却相当普遍。
以对鲁迅作品的政治化解读为前提和基础，建构者在解放区后期开始了对鲁迅作品的政治化引用。在引用鲁迅证明《讲话》、助推“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是周扬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文艺大众化、作家思想改造和普及与提高关系等。周扬从以上这些方面通过引用鲁迅来阐释《讲话》精神，在显现《讲话》对鲁迅文艺思想资源的承继的同时，也使鲁迅发挥了佐证《讲话》、助推文学新方向的作用。
关于鲁迅与《讲话》的关联，另有论者从其他一些角度作出了论述，与周扬的论述构成了一种相互呼应、相互补充的关系。藉此，鲁迅与《讲话》的关系得到了更为全面的揭示。在周扬所论问题之外，他们主要还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关于“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本身。萧征将文艺新方向的主要内涵理解为“无条件的为大众服务”，而他作出这一理解的依据是鲁迅所言的“革命的爱在大众”；夏征农也通指出鲁迅肯定革命文艺“是属于革命的劳苦群众的”，“大众是有文艺要文艺的”。
第二，是关于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关系。《解放日报》社论引用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有关“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的论述，认为它“充分地表现了尊重历史和尊重现实的精神”，然后加以引申，说它“同时要求着作家去亲身深入地参加革命建设和斗争，不脱离当前每一历史时期的革命政策和路线，具体地为它服务、工作”。
第三，是关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讲话》从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的前提出发，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斗争中去”。夏征农认为鲁迅始终主张文艺必须反映现实，而要做到正确地反映和描写现实，则“必须到革命斗争中去，到工农大众中去‘经验’‘体察’”。
第四，是关于文学的宣传功能。《讲话》要求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胡锡奎在文艺界整风中批评“艺术家不做一般的宣传写作”的观点时，对此作了引述，说“鲁迅早已指出：一切艺术作品都是在宣传”。
总之，建构者以对鲁迅作品的政治化解读为前提，通过对鲁迅的政治化引用从以上多个方面相当全面地梳理了鲁迅与《讲话》的关联，使鲁迅发挥了证明《讲话》、助推“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的作用。反之，建构者在引用鲁迅证明《讲话》的同时，使“鲁迅形象”本身也具有了很鲜明的阶级政治色彩。
四、现实政治漩涡中的鲁迅
解放区后期文学阶段开始以后，国内阶级政治方面的斗争不断深化和激化。在此背景下，鲁迅因为被引用而卷入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漩涡，发挥了助力整风运动、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重要作用。这使作为“阶级战士”的“鲁迅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塑造和凸显。
鲁迅在整风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而在鲁迅诸多方面的作用中，最重要的是“引他的言论”来推动思想改造。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８日，在延安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大会，鲁迅的遗言“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被张贴在非常醒目的位置上。这自然寓示了在整风运动中人们应该以鲁迅为榜样积极开展自我批评与自我改造。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所编印的鲁迅小说选集《一件小事》，编印者在《编后记》中以鲁迅小说为例，希望“大家在社会改造的事业中，要有决心和勇气反省自己的缺点，以便改造自己”。
由于整风运动是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所以，引用鲁迅作品来推动思想改造，是具有其广泛的面向的。但是，其重点也是明确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０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７月３１日，《晋察冀日报》也发表了这篇文章。两报所配发的编者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引用鲁迅这篇作品的主要目的是要针砭鲁迅在文中指出的知识分子“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并自以为“高于一切人”的缺点，来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其实，引用鲁迅来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是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要求。１９４２年６月和９月，延安鲁艺和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整顿文风委员会分别印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作为整风参考资料。次年３月，徐懋庸在太行文联扩大执委会的闭会词里也提出：“要真正展开文化界整风运动”，文化工作者就都要“认真地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的著作，以提高自己的修养”。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引用鲁迅作品、学习鲁迅精神来开展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动机。整风运动结束后，这种以鲁迅为参照开展知识分子改造的思路在解放区仍然还在延续着。
解放区对于鲁迅作品的引用在助力整风运动的同时，也指向了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和反抗。抗战胜利前夕，新四军军部在华中地区举行座谈会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赞扬鲁迅反对法西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精神。此前不久，蒋介石发表双十节演说，坚决反对改组国民党政府和统帅部。次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抨击了“国民党的寡头专政”。正是在这一重大的现实政治斗争中，华中各界引用了鲁迅，并使鲁迅参与到了这一斗争中来。
１９４６年６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从那以后直至解放区后期文学结束，建构者为了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而强化了对鲁迅的引用，并主要凸现了其两个方面的特质：一是鲁迅正确的政治方向。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９日，晋绥边区文化界集会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会上，力群指出，鲁迅“善于揭露和教育群众谁是当前国家民族最危险的敌人”。他号召学习鲁迅的这一精神，并用之于当下，“指出今天蒋介石卖国和汪精卫一样，美国反动派比日本帝国主义更凶猛、狡猾”。二是鲁迅的硬骨头精神。解放战争开始之初，要打败优势明显的国民党军队，就必须具有战胜强敌的坚定意志和顽强精神。正因如此，范文澜提出了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号召人们“要拿出硬骨头来，像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一样打垮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在解放战争时期，建构者通过对鲁迅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硬骨头精神的重点阐发，既使鲁迅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使“鲁迅形象”作为“阶级战士”的政治化特质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
解放区后期文学中以阶级政治视角建构起来的“鲁迅形象”是“阶级战士”的形象。这是整个解放区后期建构起来的最重要的“鲁迅形象”，并在现实政治斗争中予以了广泛的运用。但是，一些建构者为现实政治服务之心过于急切，在阐释鲁迅时常常以意为之，这就难免牵强附会。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需要的鲁迅。从总体上看，解放区后期文学中的“阶级鲁迅”形象的政治化建构，较好地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显现出了对以阶级利益为中心的功利性的积极追求。
需要说明的是，解放区后期文学中以阶级政治视角建构出的这一“鲁迅形象”虽然较之前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从中显现出来的对于文学功利性的追求却是与前期一脉相承的。前期对“民族鲁迅”形象的建构，其重点虽然与后期不同，但也同样以追求功利性为目的。在注重文学之“用”、追求文学功利性方面，二者是完全一致的。解放区前后期文学的关联，从“鲁迅形象”的建构中，亦可窥其一斑。
文章摘自《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７期，原文135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