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游自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汉书·五行志》建立起一套基于分类原则的叙述框架，将各种灾害和怪异纳入经学解说范畴，以灾异言人事，以天道说治道。魏晋以后正史《五行志》灾异书写基本遵循这一模式，根据史料来源性质的不同，形成从灾异到灾异、从祥瑞到灾异、从无定性到灾异三种书写策略。不论哪种书写策略，异象在《五行志》语境下都会以各种方式被转化为“妖”象加以理解，经史家重新解说之后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中古《五行志》的灾异书写，是以反常之道表达常态下治道理念的一种途径，史家希望以此掌握对君臣警诫的话语权。
一、从灾到异：中古《五行志》的叙述框架
汉代灾异学说中，灾和异的具体所指区别较大。灾一般分自然和人为两种，前者主要是水、火，后者主要是兵祸。异的情况更为复杂，甲骨文里既有疑怪之意，也有变异、变化的意思，还可以作“祀”解；后世进一步引申出别、殊、怪、非常等义。概言之，在时间或先后顺序上，灾先异后；在程度上，灾轻异重；在导致的后果上，灾与“害”紧密相连，异与“变”形影不离，而异对帝王的警示作用要大于灾。７部《五行志》的类目基本遵循了《洪范五行传》的体系设置，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有一些调整。如妖目中，汉志、新唐志新增“鼠妖”，涉及鼠为害、猫鼠同处、猫鼠同乳之类的怪异；诗妖里分离出“讹言”；鼓妖里分离出“无云而雷”、“雷震”。孽目中，续汉志以降，“言传”对应的介虫之孽被移到“听传”，代之以毛虫之孽；“视传”对应的蠃虫之孽被移至“思心传”，代之以羽虫之孽。另外３部《五行志》在类目名称上也大体沿用《洪范五行传》，只不过并不按照五行或五事的顺序排列。
二、从祥瑞到灾异：以龙瑞为例
秦汉以降，尽管祥瑞名目繁多，但不管哪种分类，龙都是公认的大瑞。然而，当此大瑞被纳入《五行志》话语体系时，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意义。《洪范五行传》列“龙蛇之孽”，汉志引“说”曰：“《易》曰‘云从龙’，又曰‘龙蛇之蛰，以存身也’。阴气动，故有龙蛇之孽。”此目原在五事之“孽”以外，是据《周易》推演而出的，《周易·乾卦·文言传》有言“云从龙”，龙多伴随云气现身，《系辞下》又言“龙蛇之蛰，以存身也”，龙蛇蛰伏，象征君子保存己身之道，然阴气搅动以致龙蛇无法蛰伏，君子难以存身，故有龙蛇之孽。龙是至尊至贵之神物，多与君王相关联，本当遨游于天，方合天道，但汉志此说则强调“云从龙”、蛰伏的阴类属性，这是其由祥瑞转向灾异的关键。
汉志所载与龙有关的灾异共三例。第一例是夏朝末年，“有二龙止于夏廷”，自称褒之二君，后“龙亡而漦在”，夏帝藏之匮中。周厉王时，发匮漦出，化为玄鼋，致女子受孕，生下褒姒，褒姒祸国，西周覆灭。第二例源自《左传》昭公十九年（前５２３），“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郑人请求祭祀禳除之，遭到子产拒绝。刘向将“斗”象径直比附郑与晋、楚、吴三国相斗；所谓“众心不安”意指并不明确，包容性太强，或可理解为内政不稳、臣下相争。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晋武帝太康五年（２８４）正月癸卯，“二龙见武库井中。帝观之，有喜色。百僚将贺”，尚书左仆射刘毅与卫将军司马孙楚等表达了不同看法：刘毅据旧典驳斥了庆贺龙瑞一派，另一派则对“潜龙勿用”作出新解，尽量不与祥瑞冲突。孙楚独辟蹊径，不再囿于灾异祥瑞的争论，而是借题发挥，认为是贤者隐伏之象，借此机会劝诫晋武帝广揽贤才，不分贵贱。最后，晋武帝接受刘毅的意见，诏曰：“正德未修，诚未有以膺受嘉祥。”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看作灾异或妖孽，只是觉得自己德行不够，没有资格承受祥瑞而已。
三、从无定性到灾异：以“人死复生”为例
“人死复生”是神话故事、志怪小说、宗教信仰等常见的主题之一，与中国古代生死观紧密相连。神话时代的“人死复生”只是对生命循环的最原始追求，谈不上吉凶观念；三代以后，鬼神信仰逐渐成为这类故事的中心。目前所知完整的故事首见于天水放马滩秦简《志怪故事》，大意是说秦昭襄王七年（前３００），有个叫丹的人获罪被处死。三年后，丹死而复生，又过了四年他才逐渐恢复了知觉。故事借丹之口，记录了死者好恶及祠墓禁忌。类似故事也见于同时代秦牍《泰原有死者》，重点放在了对死后世界及禁忌的描绘上。
秦汉以降，死后世界的镜像越来越清晰，蒿里、泰山成为普通人死后的归宿，佛教地狱观念也逐渐兴起，这些地下世界在时人观念中属“阴”，“人死复生”是从“阴”返回“阳”，而“阴”、“阳”分别代表了下和上，自然就推导出“至阴为阳，下人为上”的结论，应用到现实政治，预示了下人反上、臣子作乱，这完全符合《五行志》的灾异思维逻辑。即便到了北宋，刘羲叟在记录“人死复生”异象后，仍旧引京房《易传》“兹谓阴昌，贼人为王”作解说，文字虽然不同，意思是一样的。总而言之，“人死复生”这一异象原本无关乎灾祥之辨，班固之所以采入《五行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洪范五行传》有“人痾”一目，而复生异象的主体又是“人”，二者是直接对应的。经后世史家对解说的筛选、二次创作、固化，此类不带价值评判的异象被纳入灾异叙述的框架内，最终呈现出来的自然是一个灾异书写的面相。
四、中古《五行志》的话语体系
史家为《五行志》量身定制了独特的叙述框架及灾异书写策略，其目的是要构建一套专属的话语体系。面对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灾害、异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知和反应，但在知识精英眼中，灾异本质上是对“常”即既定秩序的背离。从先秦到西汉前期，“常”与“妖”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将灾祥之辨与“常”关联，已经成为知识精英的集体意识。因而，将灾异视为反常的“妖”，只是灾异书写的第一步，接下来是如何认识和解说“妖”。大儒在面对那些从未听闻、见过的异象时，“举统类而应之”，尽量把它框定在自己既有的知识架构中去认识。《五行志》的叙述框架即是荀子所说“举统类而应之”，五行、五事、皇极之下类目众多，统以罚、妖、孽、祸、痾、眚、祥、沴８类举之。《五行志》对后７类的使用范围虽有所框定，但并不固守界限，行文中出现了诸如“惰略嘉礼不肃之妖”、“言不从之妖”等，显示出“妖”概念的泛化。所以，《五行志》里的“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妖”是通名，是《五行志》的核心概念，接续了《左传》以降知识精英“弃常为妖”的经典认知；另一方面，“妖”又指代具体灾异，灾异被以各种各样的特定名称分门别类，纳入一个庞大的阐释体系中，有些是真实存在的自然现象，有些则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曲解、杜撰出来的，其原初状态或是灾异，或是祥瑞，还有一些则无定性。
灾异书写的第二步是“变妖为常”。《五行志》不遗余力地展现各种灾异及其与人事的关系，其实是为了警诫后世君臣，以达到除“妖”的目的。魏晋以后《五行志》对灾异的解说多集中在五事、皇极两大项，笔者将这两大项灾异指向的事例归纳成四类：第一类与君王相关，一般表现为威仪不肃、祭祀失时、怠于国政、滥用民力、听信谗言、残杀大臣、拒谏肆行、赏罚失措、穷奢极欲、暴虐自负、崇佛兴道、身死国亡等；第二类与权臣外戚相关，主要表现为外戚大臣擅权、奸小弄权、臣下谋反等；第三类是外寇战事，包括不同政权间的战争、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等；第四类是女主干政。
就灾异书写而言，《五行志》以种种逸出常道的灾异之事来警诫君臣，当天地征象与人的某种行为或际遇在时空上发生联系时，史家运用象征、隐喻、类推等方法，力图昭显这种联系的深刻寓意，其中最重要的象征是先于一切的，正是由于象征意义才引发那些所谓的观察结果，而不是相反，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解说时的斧凿痕迹。所以，那些形形色色反常怪异的“妖”，与其说是史家对前代政治的批评与鞭挞，不如说是他们表达常态下治道理念的一种途径。
文章摘自《历史研究》2022年第２期，原文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