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宝，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
【摘要】齐梁易代文书对萧衍进行“西伯”、刘秀、“桓文”“昆彭”、周武王等多重形象的塑造，促进了萧梁由“汤武革命”向“自国刑家”的孝治转型。萧梁儒佛并弘，在魏晋“二圣”书写传统下构建以萧顺之、萧衍为核心的帝系框架，并衍生出“储副”(萧统、萧纲)、“帝子”(萧绎)、藩王(高祖五王)、皇宗戚属等相关的皇权叙事类型。《丹阳上庸路碑》即是塑造萧纲“储副”形象的产物。太清之乱致使萧梁家国一体的皇权叙事模式发生异变，降北梁士涉及荆楚风物的书写则开启了北朝文化版图南扩的先声。
梁朝与萧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密切联结，塑造出南朝最具君主个人色彩的皇权文化。萧衍汲取儒、释、道共通的伦理政治思想，推广皇室孝德文仪，从而建立起“自家刑国，自国刑家”的家国同治模式。他还以礼乐、文教等手段进行政治化统合，注重以章表、诏奏等文学形式宣扬、巩固统合的成果。故而作为伴生产物的萧梁皇权文学，又带有鲜明的“诚为国政，实亦家风”的“家国”特征。此外，萧梁皇室成员及裴子野、徐陵等文界中坚在“虞舜、夏禹、周文、梁武，万载之中，四人而已”的叙事方向下，拓展了针对储君、帝子的叙事类型。随着梁末皇权体系崩解，北周、北齐深度介入后梁时代的再造过程，梁朝五十年不可避免地成为北朝吞并南朝大势的转捩期。加之长江中上游地区为北周所占据，降北梁士涉及荆楚人事的书写则开启了北朝文化版图南扩的先声。
一、萧衍开国文书中的形象塑造及其定型
概观萧梁建立的过程，萧衍因局势变化而反复取舍“西伯”、刘秀、“桓文”“昆彭”、周武王等角色定位，并持续操弄上述模式所对应的政治话语，直至最终将开国建朝定性为“高、光征伐”与“汤武革命”的糅合样态。这种多面形象的塑造既是萧梁国运开启的逻辑始点，也是萧衍建梁后推行孝治、重塑“斯文”的政治根基。尽管萧梁建立后不断强化“革命”建国的意识，萧衍却不否认自身“武王—刘秀”的双重比附特征。
为了效法魏晋“二圣”或“三圣”帝系传统，将萧顺之追认为“西伯”、“文皇帝”就成了务实的选择。大宝二年（５５１）十月萧纲、萧大器相继被杀，沈炯代王僧辩等人劝进萧绎称：“太祖文皇帝徇齐作圣，肇有六州。……丽正居贞，大横固祉。四叶相系，三圣同基。”这里则首次提出萧顺之、萧衍、萧纲的“三圣”模式。萧绎即位改元诏沿袭了这一模式，又特别指出萧纲“地侔启、诵，方符文、景”。至六朝，“代王”或“代邸”“朱邸”已变为藩王即帝位的政治隐喻。萧绎将萧纲与刘恒对举，也是为自身称帝寻求理据。不过，为了以“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的说辞承续帝统，萧绎大肆诛戮萧纲、萧统遗嗣，可谓“近舍周典，上循商制”。由此，萧梁依仿西周所构建的“三圣”帝系传统也宣告瓦解。
二、萧衍皇族孝治路径与“斯文”重塑
建梁之初，萧衍就借鉴“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的皇族治理困境，反思“我自应天从人”与“天下士大夫”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在稳定皇族内部权力秩序的前提下，寻求绾合“皇权—门阀”政治的逆取顺守之道。不仅如此，“应天从人”的符命造作只是王朝草创期的舆论手段，只有借助更为系统的礼法文教建制才能使之落实为自觉的士民观念。是以萧衍颁定《梁律》以严明威权与法责，又拓宽选官渠道，劝教兴化。其中修纂《五礼仪注》是“经国家，利后嗣……为国修身，于斯为急”的首务，而撰定宫庙舞乐、兴造殿阙寺观等礼制建筑也不失为“俾万世之下，知斯文在斯”的文治象征。
为了化解“耻帝道皇居仄陋于东南”的压力，萧衍在南北郊、明堂等诸多礼制事项中自我作古，不断完善礼乐文教系统，修缮国学礼馆、宫城殿阙等礼制建筑，以实现本朝“圣图重造，旧章毕新”。由于释奠礼制与孔庙祭祀关乎儒家道统、国家治统的确立，萧衍于天监四年六月立孔子庙，并创办五馆学，分遣博士、祭酒至州郡设学；天监七年（５０８）下诏“建国君民，立教为首。……思欲式敦齿让，自家刑国”，天监九年（５１０）三月国子学建成后，萧衍下诏规定皇太子及王侯子弟“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经由国子生策试入仕的皇族成员包括萧大临、萧大连等；外戚则有张缵、张绾等。至于萧衍诸子，则高选师友、文学予以专门授学另外，萧衍舍道入佛，奉行儒佛并崇的文化政策，实现了礼乐完备、文学弘化的文治局面。
三、《丹阳上庸路碑》与萧纲“储副”、萧绎“帝子”塑造
如何委派、控御皇室宗亲势力，是汉魏以来的施政难题。为避免重蹈曹魏覆辙，晋武帝将以宗室诸王为主的分封格局扭转为以帝系诸王为主的皇权政治模式。一定程度上，萧梁沿袭并强化了这种模式。在萧衍长期执政下，萧梁孕育出专对于太子、藩王的政治语言和文化。像舜、姬诵、司马绍等史上知名的孝子、太子，或者刘苍、刘德等好文藩王，均已被萧梁文、政两界改造成太子或藩王专属的政治表述。如萧统履行“隆家干国，主祭安民”的太子政务之余，又引领天监、普通年间的文坛走向，以至被过誉为具有“克念无怠，烝烝以孝”的“大舜之德”。然而，“埋蜡鹅”“采莲荡舟”事件致使萧统早故，萧衍汲取永明末萧子良、萧昭业叔侄宫斗的教训，终以萧纲为太子。萧纲为了消弭“废嫡立庶，海内噂誻”的消极影响，立储后仍积极延续萧统的文业与政治塑造。其不仅编纂《昭明太子传》五卷、《昭明太子集》二十卷，作《昭明太子集序》《上〈昭明太子集〉〈别传〉等表》，还套用《梁公九锡文》十四种颂功模式，在《〈昭明太子集〉序》中颂美萧统的十四种德行。
当然，萧梁易储后“储副”塑造的重心已向萧纲转移，原本比拟萧统的“夏启、周诵，汉储、魏两”等太子话语随之成为萧纲的专属称谓。从思想文化层面，萧纲也不断强化自身影响，如《玉台新咏》的编纂就不乏宫教之用，更有“为新变诗风拿出示范的实例，和《诗苑英华》《文选》相对抗”的深层动机。对萧衍来说，其向来注重大兴国家工程以显示本朝“自国刑家”的皇权特质。如天监九年翻修栅塘作缘淮塘，敕命周兴嗣作《栅塘碣》；十二年（５１３）扩建太极殿，由王筠撰《上太极殿表》。两次土木兴造与文事宣传，均不离“四海为家，义存威重。万国来朝，事惟壮观”的意图。
四、梁末皇权叙事变异与北方文化疆域南扩
侯景之乱不仅是南北政局丕变的分水岭，也是南方正统论由盛而衰的拐点。颜之推《观我生赋》哀叹“自东晋之违难，寓礼乐于江湘。迄此几于三百，左衽浃于四方”，即为其证。另外，梁末国玺经辛术之手送至邺城，萧詧《愍时赋》“悲晋玺之迁赵”句亦是以“白版天子”自嘲。因此，陈庆之所谓“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已不攻自破。萧衍皇权叙事的诸多定式也在这一阶段发生异化。
其一，抑建康而崇江陵，消解建康礼制建筑的王权象征属性，使“自国刑家”的治国框架沦为地方本位的“有家无国”。其二，“桓文”叙事的扭曲。梁末诸藩内轧不断，“桓、文”作为中兴之臣的政治寓意屡被消解，甚至还转指宇文泰、宇文邕。其三，操弄忠孝之名，导致家国一体的政治道德体系崩坏。萧绎在侯景之乱前一直强调皇室家教与萧梁开国守成的关系，其《上〈忠臣传〉表》就将“求忠出孝”溯源至“羲轩改物，殷周受命”，从而把萧梁教化与黄帝、周武王的圣王传统连结，客观上促动了萧梁建国后的文教转型。另外，随着北周官员在上述地域任职，相关的官方文书、文人诗笔大量增加，这就意味着北周的文化版图得以南扩，而庾信、王褒、沈炯等降北南士则充当了南扩的桥梁。因此，降北南士笔下的荆楚风物看似促进了三峡、白帝城、江陵、襄阳等山川、城邑意象的北传，事实上却是北朝皇权意识对南土逆向伸张的载体。
总之，萧衍“自家刑国，自国刑家”的治国方略，源自开国文书“高光征伐”“汤武革命”与“二圣”叙事所确立的政治框架，也是受命改制的必然选择。家国一体论作为萧梁皇权叙事的核心要义，不仅框定了皇朝文学的书写方向，也左右了文坛迭代的进程。除了“四萧”的引领外，参与禅代文书或皇家碑铭的撰制者，往往也是萧梁文坛不同阶段的执牛耳者。当家国观念融入萧梁宗教政治与权力运作的综合体系后，经由文学的折射，萧梁开国诏册、太子与帝子的斯文塑造以及梁末乱世文书都呈现出兼具史学与文学经典的双重特征。
文章摘自《兰州学刊》2022年第７期，原文约1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