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胜源，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因为颜之推深受高洋、杨愔赏识，所以在《观我生赋》《颜氏家训》中选择魏收以高洋继承高欢之“德”与所受“天命”,建立北齐的“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颜之推与祖珽的交情亦深厚，故能主导文林馆事，却在北齐灭亡后逐渐形塑出超越旧“珽党”立场的历史观，认为斛律光之死乃北齐亡国的关键，转而批判杀害斛律光的祖珽、何洪珍，并为反对诛杀斛律光的韩凤抹去恩幸之名、肯定其贡献。颜之推的家国之思由此亦表露无遗。
《赋》《家训》虽皆为颜之推之作，成文时间却不同。秦元从《赋》中详述颜之推一生所任官职，却不见大象末任御史上士之迹，认为《赋》当写于建德六年（５７７）至大象二年（５８０）之际。至于《家训》，王利器由《风操篇》“今日天下大同”、《勉学篇》直称《广雅》之名而不为隋炀帝杨广讳，认为当作于隋文帝杨坚平陈（５８９）后、杨广即位（６０４）前，则《赋》成文必早于《家训》。但颜氏两部作品对北齐人物的观感并不一致，如《赋》对祖珽的评价远高于《家训》，其中隐含颜之推超越党争的深切省思。
一、文人之争与颜之推的历史书写
北齐末文人之争，是指起于天统二年（５６６）止于武平三年（５７２），魏收、阳休之围绕北齐国史起始之年引发的争端。魏收将齐元之年定于高欢韩陵之战获胜那年，阳休之将北齐元年系于高洋称帝之年。由于高洋被时人视为失德之君，魏收之举有借高洋继承高欢之德与天命、塑造禅代根据的用心，阳休之所为即存否定高洋即位正当性之目的。颜之推的倾向史籍无载，但从某些迹象来看应属高洋一派。
据《北史》之《邢邵传》《魏收传》，邢邵位在魏收之前是因辈分较长之故，又因两人为文师法对象不同，双方各有支持者，便致纷扰。祖珽在任、沈间究竟欣赏何者呢？《家训》说祖珽曾对颜之推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引用典故）邪？”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则祖珽自更推崇沈约之文无疑。《家训》虽未明言，却特意征引沈约文论，并让邢邵跻身北方仅有的四位兼通经史者之一，行文也将邢邵排在魏收之前，可知颜之推亦认同祖珽之论。在颜之推心中，魏收文采虽不及邢邵，仍然超越群伦。颜之推以重墨描写魏收言行，《家训》对位望仅在邢邵、魏收之下，入关齐臣之首的阳休之却只有一条言及：“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颜之推精于音韵，对阳书的批评必有所据，但不顾多年同僚情分，直指阳休之治学粗疏鄙野，即是重魏轻阳姿态的明确展现。更重要的是，若依阳休之“天保之岁为齐元”说，北齐乃无德之高洋所创建，自非天命所归之政权。《家训》虽云“吾今羁旅，身若浮云，竟未知何乡是吾葬地”，却以“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署名，便有视北齐为精神归宿，乃至以北齐遗老自居之意。
魏收强化高洋即位正当性的举措，不只“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还有高欢与高洋的庙号。高欢的庙号被魏收定为“太祖”，高洋的庙号则被拟为“高祖”，魏收此举便有视高洋乃承继“太祖”高欢之德与天命而肇建北齐之想。高欢死后，孝静帝追封其为齐王，兼度支尚书崔昂、中书侍郎阳休之等人曰：“案《礼》，诸侯五庙，太祖及亲庙四。今献武王（高欢）始封之君，便是太祖。”颜之推精于《汉书》，又引此事作为俗士不涉群书之证，便有认可魏收之意，颜之推党同魏收之迹便斑斑可见。
《家训》对高洋执政则云：“齐文宣帝（高洋）即位数年，便沉湎纵恣，略无纲纪。”至于高演，《家训》虽肯定他“天性至孝”，却说若高演早知有“欲母早死而悲哭”的古语，便不至于为其母患病而容貌减损、缩减膳食，并称高演之举乃“不识忌讳”“良由无学所为”，不啻指责高演于孝道有缺，却对高洋的不孝劣行一字不提，着实偏袒高洋而苛责高演。《家训》称高洋虽失德，却“尚能委政尚书令杨遵彦（杨愔），内外清谧，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无异议，终天保之朝。遵彦后为孝昭（高演）所戮，刑政于是衰矣”。《北史·杨愔传》于此则作：“自天保五年已后，一人丧德，维持匡救，实有赖焉。”
通过上述分析，将颜之推归于高洋派似无疑义。颜之推入齐不久便得高洋召见，高洋对他相当欣赏，任为奉朝请，并在游天池时一度欲命颜之推为中书舍人，因其饮酒才作罢。高洋游天池在天保九年（５５８），隔年便去世，颜之推宦途便走向低谷，直到河清四年（５６５６）才任赵州功曹参军。颜之推这七年间的心境，史书不存。但从《家训》对高洋的袒护、杨愔的推崇，乃至对高演的批评，可知忠于高洋、党于杨愔的颜之推，在乾明政变后仕途不佳，回想天保九年因贪杯错失中书舍人之职，才会深感后悔、顾影自怜。
二、文武之争与颜之推的历史书写
颜之推虽属高洋派，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却是反高洋派的祖珽，《家训》七次述及祖珽，乃提及之北齐大臣次数最频繁者。颜之推官场得意，处境却是内外交迫，颜之推所以成为“武职”即韩凤等人除之后快的对象，据自注乃得高纬礼遇之故。然而，颜之推最初不过是替高纬撰“古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的四文臣之一，是故交祖珽大力支持，他才能主导文林馆事；而颜之推治下的文林馆又“不欲耆旧贵人居之”，即欲培植文士势力。因此在韩凤等眼中，颜之推乃祖珽党羽，亟欲铲除也是当然。诸如崔季舒等虽皆为“珽党”，其中最受祖珽器重者乃“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的颜之推，他能掌知文林馆事便是表征。然而颜之推在崔季舒等连署谏表时，却突然请假返家，坐视同党横尸殿庭，不得不说是官宦生涯的污点。颜之推以为崔季舒等所以失败，乃未在帝侧，未受高纬信任之故。故其特意告假不参连署，便是知此事必然不成的保命之举。颜之推一生多次命悬一线，重视自身安危亦是当然，《家训》特设《养生篇》可以为证。
崔季舒事件发生后四年，北齐灭，颜之推第三次尝到亡国之痛，在《赋》中深刻反省。他认为北齐之亡不脱后宫奢侈、恩幸乱政与祖珽改革失败三因素。但宫廷侈靡、祖珽新政受阻皆与恩幸密切相关，颜之推等于让陆令萱等全然承担亡国之责。颜之推并将高纬比为丝、玉，认为他会犯错都是陆令萱等引导所致。然而高纬对北齐之亡亦有不可推卸之责，那么颜之推又为何要为高纬卸责呢？《赋》说，颜之推因得高纬赏识而欣喜不已；《北齐书》本《传》亦称高纬对他“甚加恩接，顾遇逾厚”。北齐将亡之际，颜之推献奔陈、募兵策，一度被高纬采纳，但为高阿那肱反对而作罢。高纬虽不从其谋，仍任颜之推为平原太守，命守河岸。颜之推被高纬如此看重，会为故主粉饰也就不足为奇了。
颜之推在《赋》自注列出的恩幸有四人：穆提婆、陆令萱、何洪珍、高阿那肱。但依《北史·齐幼主纪》，还有邓长颙、陈德信与韩凤。邓长颙、陈德信皆为宦官，邓长颙在武平中“任参宰相，干预朝权”，并和颜之推共同奏请设立文林馆，陈德信则与颜之推一同劝高纬募兵，颜之推不将两人归入恩幸其来有自。但对屡次欲加害于他，并对故人祖珽落井下石的韩凤，颜之推也回避不提，便甚难理解。此外，颜之推将何洪珍列入恩幸亦大有文章。祖珽任领军乃“珽党”权势之巅峰，而祖珽以一目盲文臣却能掌握军权，促成耶律光之死，何洪珍在此事中又举足轻重。也就是说，若站在“珽党”立场，颜之推应大书韩凤之恶、为何洪珍讳才是，他却直言何洪珍乱政，并将反对诛杀斛律光的韩凤从恩幸除名。
《家训》将斛律光、韩凤等“军旅之臣”，归于国家六种人才（六事）之一类，并称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最终更说“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涂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态度与鄙视武人的张雕武（虎）、祖珽相比绝然不同。颜之推在《赋》里不将韩凤列于恩幸，已展露他超越文武之争的认识，到了《家训》则更进一步批判故交祖珽，并肯定韩凤等武人的贡献。颜之推能有超出齐末党派立场的深刻认知，正因第三次亡国的血泪教训，北齐之亡对他的冲击之大亦可想见。因而在文人之争方面，颜之推被高洋器重，故《赋》《家训》从魏收“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书写亦偏高洋而苛高演。在文武之争方面，颜之推深受祖珽提携，却在北齐灭亡后，逐渐形塑超越文武党争的历史认识，在《家训》斥祖珽为卑鄙政客，肯定斛律光、韩凤等武人的贡献。颜之推浓厚的家国情怀，由此也可见一斑。
文章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６期，原文约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