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丽珠，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胡烈妇为《元史》列女之一，史传全文仅约八十字，虽曰“烈妇”，却有义之行、无烈之实。胡妇因杀虎救夫而脍炙于元代南、北士人之口，是少见入史之前具有丰富传世资料的元代列女。由于事迹流布于庙堂江湖之间，文图并茂，故事在复述中流变，使其承载的叙事功能远比列女史传的内在意义与外在形式更加多元。叙事方向大致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为政治正确的诠释，主要在宋元对峙和南宋亡国的背景下，元廷官员强调胡氏的义烈，彰显国朝人伦淳厚，才出此祥瑞之征。第二类着重伦理纲常的发扬，将胡氏杀虎救夫与冯媛当熊保君并列，甚而添加饶娥杀蛟，完整为君、父、夫三纲的论述。第三种则从百姓的角度控诉政虐，尤其南宋遗士以颂扬胡烈妇为表，军兴戍役之害为里，批判苛政猛于虎。当故事成为正史的一部分，这些叙事空间随之消散，胡烈妇的讨论也趋于冷寂，明清士人偶尔提及，反倒是因对元人传世相关画作的兴趣，而非故事本身的吸引力。
在《元史》中有定名为“胡烈妇”者，但这位妇女在行为题材上，则不属于主流类别，如贞节、殉烈，其主要特质展现在“义烈”。她杀虎救夫，并未壮烈牺牲，最终失去生命的是她的丈夫。本文不着重于全面的整理胡烈妇的相关记载，而是透过主线人物分梳故事流传的路线与展延过程，从历史背景与个人立场上分析述说者的意图，亦即故事细节因何而变，藉此阐发史传人物入史之前受所处时代的形塑过程。
一、列女与天伦
成为“列女”的一员之前，胡氏的英勇事迹，在元代朝野引起许多反响，其中朝堂代表人物为徐世隆（１２０６—１２８５）。他撰写的《胡氏杀乕歌》，补充了不少细节。徐世隆广为传播胡氏杀虎，定调其足称“列女”典型。
北方士人王恽（１２２７—１３０４）在城破之后，跟随父亲经历北渡的艰辛。王恽父、祖皆在金朝为吏任官，王恽也把自己当做金朝遗士的一员，他和徐世隆相互呼应，作《烈妇胡氏传》，内容虽然简短，但部分细节详于《杀虎歌》。徐世隆和王恽都提到荆钗、柔懦等女性特质，用以对比英烈、壮毅等表现。
除了朝廷中著名士大夫的宣扬，地方士人也加入了传播故事的行列。四明人（今浙江宁波）任士林（１２５３—１３０９）也有一篇《烈妇胡氏传》。他提供了目前可见关于杀虎救夫事件最详细的记载。任士林并未如同徐世隆和王恽那样，视胡氏为“列女”候选人，他主要叹服于事件之奇。如果说徐世隆、王恽代表的是北方金代遗士的圈子，那任士林的关注则来自南宋士人群体，他关怀的重点和庙堂士人有明显的差别。
同一个故事，代表中央官僚的徐世隆、王恽着重为典为范的政治用途，任士林则强调战争、徭役的伤害，以及无畏虎暴背后的无奈。
二、当熊与杀虎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有一册《四烈妇图》，据称为元代佚名之作，画册中最早的题跋为明代。稽之史料，明人程敏政（１４４５—１４９９）自称曾《题沈廷美尚宝所藏四烈妇图》，并标注四则故事分别为：楚妃投水（战国）、冯媛当熊（汉）、凝妻断臂（五代）与平妻杀虎（元代）。
据元人记载，元代的胡氏杀虎图像版本似乎众多，不同作者的题记、题诗，都宣称见过杀虎图，左证创作杀虎图者不只一人，图像也肯定不只一幅。
胡氏的事迹一出场，就从众多贞节烈女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列女呼声最高的候选人，文字显然难以满足当时叙事者的想象与流传欲望，朝廷与地方著名士人的讨论，诱发以图像重现情景的需要，图像则对故事的渲染与流传，更具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此热潮显未延续至明清，目前未见后世有相关话本小说。这显示胡氏杀虎事件的话题性，仅在元代昙花一现，明、清以降的士人，对这样一位女性的故事兴趣索然。
有意思的是，这四个故事的主角，被选择并列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认定？观看的对象是哪些人？目前无法深究，但冯媛当熊与杀虎救夫是元代文字传述中最常见的模拟，显示女性／猛兽这样的组合，是标准之一，而夫／君则是“烈妇”展现“义”（ｒｏｙａｌｉｓｍ）的对象。冯媛当熊的事迹，唐宋以来少见士人谈论或刻意赞扬，甚至可以说是因为有胡氏杀虎故事在元代的流传，冯媛当熊成为一个类型对象，才得以再次取得关注。冯媛当熊的价值核心，本不在于夫妻之爱，而在于忠君之义，元人题写胡氏杀虎图，往往以冯媛当熊比拟，有意无意地转嫁了当熊事迹中的君臣纲常价值，救夫与救君所牵涉的“天性”与“伦常”，也不免重迭结合。
与王恽交情甚深的胡祗遹（１２２７—１２９５）曾为“救夫杀虎图”题诗。此诗将胡氏比为元代平民版的冯婕妤，一位不知书的野妇，在关键时刻能够展现对君父夫的义烈，他归功于本朝伦常风气之淳厚，所以像胡氏这样的“祥麟瑞凤”、元代“冯媛”的出现就有合理性。胡祗遹的诗，焦点不再惊讶于胡氏以弱质女子杀虎的奇异，而是诠释为“我朝人伦厚有余”，故而“当熊冯媛无时无”。
元人陈镒，有《题刘平妻杀虎图》诗，同样将冯媛与胡氏模拟，强调女性的柔弱与对猛兽的勇武，烘托“为义亡（忘）其身”之说。刘诜（１２６８—１３５０），他亦有《题刘平妻杀虎图》诗，但细节上出现了差异，和流传至今的杀虎图不太相符。故此，如非刘诜个人描写不精准，就是他所题者另有其图。从胡祗遹、陈镒和刘诜等南、北士人都曾题杀虎图，显见胡氏故事流传地域甚广。
由于长寿而经历元代大部分时间，晚年生活于明洪武朝的武进人（今江苏常州）谢应芳（１２９６—１３９２），工诗文。他提到有位名为胡石、字润卿的巡检，曾拿了一幅“胡妇杀虎图”向他索书，他题诗于后，画的内容正是至元七年滨州军士刘平往戍枣阳遇虎，妻胡氏逐虎杀之的故事。可见胡氏杀虎救夫的诗文图像流布的情况，从中央官僚到地方教官，从前金遗士到南宋文人，乃至巡检这样的基层捕盗官，都参与其中。谢应芳把冯媛、饶娥和胡烈妇古今三人，贯穿君、父、夫三种伦常关系，呼应胡祗遹等官员的意念，至此，百姓因应役面临的生死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被诠释为政治祥瑞，冯媛当熊也因此在沉寂多年之后，伴随胡氏故事而起。
杨学文是辗转州县的基层官员。杨学文解释自己对此事的关注，是因徐世隆杀虎歌与“好事者”的图画流传，胡氏事迹受到广泛褒扬，纔有他的“锦上添花”。杨学文亲眼看过某一幅图像，他描述道“英英义胆鬼神惊，一刀儿手天为助，百灵呵斥虎自倾，不然何能与虎争，当熊委身差可拟”，以及“此图价可百倍高”。对胡氏的赞扬，离不开冯媛当熊的对比，几乎成为一种通则。
元代诗人张翥（１２８７—１３６８），他有《为古绍先题刘平妻胡氏杀虎图》，即有一幅杀虎图，聚焦在胡氏之胆识犹胜打虎男子，未见上升到伦理纲常的范围。
出身北方的元初词人张之翰（１２４３—１２９６）亦曾题《胡氏杀虎图》。证明张之翰也见过一幅杀虎图，认为胡氏是一位特殊型的“烈妇”，救夫者并不少见，能杀虎最为稀罕。
三、政治与猛虎
在众多传播杀虎救夫诗文图像的士人中，知名度最高的，影响力最广的，除了徐世隆之外，首推赵孟頫（１２５４—１３２２）。他自述此事“闻之中原贤士大夫”，即前述北方出身的士大夫群体，故而“慷慨作烈妇行以歌之”。
赵孟頫名满天下，其《烈妇行》自是推波助澜。比较明显的是藉此事传达对时政的婉转批判，不同于伦理纲常或国之祥瑞的阐释，赵孟頫之论不脱苛政猛于虎的旧说，但有别于人，在宣扬胡氏的义烈之余，更批评时政对百姓的苛虐。
元明之际的唐肃（１３３１—１３７４），在《题赵松雪烈妇行后》曰：“右《烈妇行》一首，吴兴赵文敏公所作，当时同赋者颇多，若杨公仲弘、徐公威卿、陈公众仲以下，或文或歌或近体，皆一一可观。可文敏此篇尤为絶倡，故能脍炙人口，久而益传也。”唐肃证明了赵孟頫《烈妇行》诗歌的影响深远，贯穿到明初，也提到元代多位著名士人都与赵孟頫以此相互唱和，这种情况势必引来士人圈的大量关注。唐肃的说法，证明胡烈妇事迹的流布，赵孟頫起着重要作用。赵孟頫传世作品中，《烈妇行》并不特别受后世关注，唐肃专门评论《烈妇行》，应意有所指。
刘将孙（１２５７—？），其《题渤海兵士刘平妻胡杀虎图》，视角不同。他说是因读到徐世隆的赋，纔关注这个故事，认同胡氏是位“奇妇人”，也确认这是一件真实而流传甚广的事件，但他认为足以引为劝戒的，应是“虎”，而非众人所言的胡氏之勇，他着眼于虎之死，感叹虎只见眼前之利，以致殒命于妇人之手，是“贪以忘身”。
吴师道（１２８３—１３４４）作《杀虎行》。胡烈妇的事迹在吴师道看来，不是祥瑞，也不是义烈，反倒是军兴征戍带来的人伦悲剧，是不忍卒睹的人祸。他的观点呼应的是赵孟頫、任士林等南宋遗士，批判这个事件凸显人民的安居乐业受到破坏。
可见围绕胡氏杀虎，论者絶大部分都认同这位奇女子之胆识、勇武与义烈，但在延伸的评论上，北方／南方、庙堂／地方等身份背景各异的士人，赋予杀虎故事的价值与意义不同。前者多以胡氏应为烈（列）女典型，强调政权的正面与义烈出现的相辅相成；后者则往往强调杀虎故事是苛政虐民的结果，甚至暗喻宋元易代的天意与人力。
入明之后，传颂近百年、图文满天下的杀虎救夫事件，最终成为《元史·列女》中约八十字左右的《胡烈妇》传。成为正史后，事件似乎失去了魅力，讨论空间不再多元。明清人对胡氏事迹的兴趣，本质已变。他们常隐去胡氏之姓，不知是否避讳敏感字眼。在清代有这种现象，容易理解，时人通常称刘平妻，甚至把胡烈妇改称刘烈妇。再者，他们也不那么关注故事的情节，或发扬胡氏的义烈不让须眉，主要是对已属珍品的元人画作有浓厚的兴趣，而画作恰好是以杀虎救夫为主题。
胡妇因杀虎救夫而脍炙于元代南、北士人之口，由于事迹流布于庙堂江湖之间，文图并茂，使其承载的叙事功能远比列女史传的内在意义与外在形式更加多元。众多士人对同一故事，会因个人学养背景与政治位置，表现不同的关怀点，这也是胡烈妇故事流传过程中的意义，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方向，像是徐世隆、王恽等出身北方、仕宦经历较为接近庙堂者，强调能出现胡氏这样的奇女子，象征国朝的祥瑞，应当成为列女典范。第二种则是把胡氏杀虎和冯媛当熊并列，强调为君、为夫之义烈，上升到伦理纲常的价值观，通常以地方人士为主，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士人，像谢应芳，更特意添加饶娥杀蛟，以完整论述女性为君、父、夫的奉献。第三种则是偏离道德、伦常层面，而强调百姓受军兴、戍役之害，纔会有杀虎之事，透过曲折的方式，批判时政对民众的压迫，属于苛政猛于虎的论述路线。最终当故事成为正史之后，这些讨论空间也就随之消散。
文章摘自《文史》2022年第２辑，原文约146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