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晓翔，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无锡老城西门外运河与梁溪交汇处有一河心小岛，明清时称“太保墩”。连接公园与河对岸的石桥名“显应桥”，桥洞下绘制的“显应义举”壁画却讲述了一段清代地方传奇。壁画中的主人公为开原乡约正支凤。清嘉庆二十四年无锡遇旱，为引水灌田，支凤率领西乡农民将显应桥下石坝扒开。城里士绅大为不满，因之上告，支凤被逮下狱。一年后道光帝即位，大赦天下，支凤才被释放。
显应桥事件并非村民内部的水权纠纷，而是城乡间的对抗。城乡水利纠纷之上又叠加了阶级对抗内涵，一场舆论与道德战随之而起。令人惊讶的是，文化战场上的主导权一直把握在乡民手中。显应桥冲突依靠民间说唱文学——宝卷——广为流传。因内容敏感，直至民国时期，民间艺人在无锡城内说唱《显应桥》时仍常遭士绅驱逐殴打。
显应桥冲突呈现的不仅是城乡水利纠纷，更是城市与乡村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心理层面的全面对抗。这与传统认识中的近代“城乡一体”格局大相径庭。就此而言，显应桥冲突既有其偶然性与特殊性，也体现出历史之必然。
一、开衅：改桥为坝
嘉庆二十四年的显应桥冲突，缘于西乡民众要求开坝引水，抗旱救苗。显应桥下为何有坝？士绅又为何禁止乡民开坝？
梁溪与运河交汇于无锡县城西门外的环城河，太保墩即当二水之冲。太保墩与县城一水相隔，墩东之水可经西水关进入无锡城内之束带河，显应桥则位于墩西。清康熙十一年因传显应桥有碍县令功名将其拆毁，康熙三十七年重修显应桥，筑坝则发生在雍正八年至九年间。看似寻常的一件小事，却开启了城乡间的长期争端。
改桥为坝由无锡士绅发起倡议，其中一位关键人物为华希闵。华希闵，无锡望族华氏后裔。据华希闵称，改桥为坝之事“都人士有同心，特莫肯先发”。雍正八年，无锡县令江日容迁泰州知州“始得允行”。所谓“具词以告”，乃指华希闵向县令正式提交《请改显应桥为梁溪堤呈》。
在公呈中，华氏首先驳斥了建桥有碍邑令功名之说，随后指出该桥关系地方科名甚重。县令江日容在离任前批准了这一请求。雍正九年春“即桥垒石为堤，实瓦砾于其左右”。
明清之际，江南为科举文化重地，地方望族多由科举起家。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关心科名原为士绅阶层之本能，但笔者认为，雍正年间无锡士绅竭力推动显应桥“风水改造”，还应置于钱粮清查这一时代背景下理解。
江南素称重赋之区，钱粮积欠亦多。为缓解地方官征税压力，雍正初于苏、松、常三府大规模升州析县，无锡亦析置金匮，二县同城而治。但“分县没有解决钱粮拖欠的老问题”，积欠清查亦同时展开。在此期间，地方官吏严追酷比，江南士族备受冲击。
钱粮清查对无锡人文环境与城乡关系的影响很快显现出来。雍正时“迫于追呼”，城居地主纷纷出售田产，田价大贱。又言雍正间“邑旧族皆破坏，子弟多无力读书。而为商贾及力农有骤富者，又不知读书。此人文所以日衰也”。在此背景下，地方士绅对于重振人文，确有现实紧迫感。
然而，对乡民而言，农田水利才关乎生存需求，这在民间水文化上也有所体现。无锡有两座水仙庙，其中之一位于太保墩。清代以前，水仙的身份并不明确。鼎革后，里人以故令刘五纬为水仙。刘五纬，明天启元年任无锡县令。其被奉为水仙，当缘于天启二年芙蓉圩区的排涝工程。天启二年大水，知县刘五纬“躬率圩民并工挑筑，工成仍为沃壤”。刘五纬于清初被奉为水仙，反映出水利对乡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性。
显应桥下筑坝后，经梁溪上下之水皆绕墩东而行，由西水关入城之水量更为充沛。但对西乡民众而言，墩西水道阻塞，太湖来水多被挡在坝南；而坝北水流趋缓，不仅汇入支河水量减少，且河道更易淤垫，一遇旱受害不小。可以说，在雍正年间显应桥的“风水改造”中，官绅忽视了西乡民众的水利需求。
二、争端：石坝废存
19世纪初，江南地区水旱灾害频发。自然灾害不仅引发社会动荡，也令显应桥石坝存废问题变得更为敏感。领头人支凤正是在此时崭露头角，逐渐成为乡民利益的代言人。
支凤，字浩明，庶民地主出身。因有监生身份，支凤还被推为约正，即官方认可的“老人”。作为沟通官民的中介，支凤深度参与到浚河、赈灾等乡村事务中。
在嘉庆二十四年“显应义举”之前，支凤曾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九年（1814年）与城绅发生过两次冲突，起因皆为抗旱。
嘉庆十二年的冲突尚未涉及显应桥开坝问题，城乡之间的分歧主要在灾情认定与赈灾方式上。在府县官员主持下，城乡间勉强进行了合作。第二次冲突发生在嘉庆十九年。这一年的江南大旱为多年罕见之“奇灾”。地方官为动员绅富参与私赈，大量聘任绅董，“且畴其劳，赏爵级有差”。在灾情与奖励的双重刺激下，各地赈灾皆较为踊跃。锡金二县亦于城中设立赈局，由绅士经理。
在官绅看来，此次赈灾可谓功德圆满。然而对乡民而言，赈济只能解一时之困，戽水救苗才是长策。为此约正支凤又“捐求仍将王泗河及钱桥至双河疏浚”，却遭钱桥生监与士绅阻挠。支凤又向知县呈请，准将太保墩之显应桥坝开通，知县韩履宠准其所请。于是显应桥石坝在筑成80余年之后，第一次为引水灌田而扒开。而嘉庆十九年恰逢甲戌会试之年，已经出钱出力、辛苦办赈的城绅对此不满，亦在意料之中。
旱情缓解后，石坝的善后问题提上议程。西乡民众希望自此废除石坝，并趁天旱水浅之际深浚河道。然而无锡县令韩履宠却不愿兴此大工。见此情形，支凤等复请改坝为闸，以利启闭。经江苏巡抚张师诚批复，勘准设闸。锡金两邑绅士却以“显应桥开通有关城河水利”为由呈请堵塞。压力之下，张师诚接受了士绅恢复石坝的请求，但向乡民许诺遇旱开通。
支凤等再向江苏布政使杨龗递呈，请求增加条款：“一遇旱涝，官为虔祷时即刷摹，呈请开通桥门济灌”，并勒石示谕。继任巡抚胡克家、布政使陈桂生接手这桩公案。胡克家认可了乡民的请求，将呈请开坝时间写入规约，无锡县立“显应桥奉宪遇旱开通碑”，正式颁布显应桥坝开塞规则：“如应开时，绅士人等亦不得藉词阻遏”。至此，因嘉庆十九年显应桥开坝而导致的城乡纠纷暂告一段落。
概言之，与雍正初年相比，19世纪初的绅民关系与城乡关系已悄然发生转变。尽管士绅阶层仍具有相当的支配力，但也开始顾忌民间舆论。面对城乡矛盾不断升级，地方官也开始走调和路线。关键问题上，城乡间无法达成一致。难以调和的城乡矛盾最终导致嘉庆二十四年的暴力冲突。
三、高潮：“显应义举”
与嘉庆十九年相比，二十四年的灾情并不算严重。但无锡人窦镇记载，嘉庆二十四年“麦收歉，夏秋大旱，山禾尽槁”，这样的损失对农家而言也是难以承受的。
关于开显应桥坝之事，支凤本人在分家书中追忆道：“奉碑开桥。岂料巨绅挟恨，栽风种电，耸朦前抚宪陈听情，令拿搜罗招告。”江苏布政使杨懋恬、按察使麟祥亲自过问。入狱一年间，支凤经历了多次刑讯。次年道光帝即位后大赦天下，支凤才被释放。
开坝事件在无锡引起巨大轰动。自道光朝开始，钱桥监生支凤为引水救荒而开坝入狱的事迹便开始通过香诰与宝卷流传。与香诰相比，显应桥宝卷存世较多，抄录时间从清道光朝直至民国，情节内容互有差异，反映出不同说唱者对脚本的再加工。宝卷的价值并不在于呈现“客观的真实”，而在于投射“主观的真实”。对创作者而言，情节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引发共情。就此而言，宝卷不仅是宗教说唱文本，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更是对地方记忆的制造与重构。“草根”阶层的文化策略与动员能力在此得到充分展现。
宝卷故事中，城乡争水首先被上升到“义利之辨”，乡民因之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支凤放水救苗，原是上保国课、下救万民的义举，而士绅们却只关心功名利禄，不仁不义。而府县官害怕得罪乡绅，不敢为民做主。然而支凤不屈不挠，最终将开桥状子投到苏州城中的巡抚衙门。苏抚陈桂生为其义举感动，决定“准了他的状子”。
然而陈桂生准状纯属虚构，官员的内心独白与对话也明显出于演义。从这些情节设计中，可以看到弱势群体的“特权想象”，以及他们试图描绘的“官绅民关系”图式：民众奉公守法，大宪也明辨是非，惟有士绅蠹国殃民、自私卑劣，是导致地方社会失序的根源。
宝卷故事中，支凤与无锡士绅的决裂有两种版本。在一种版本中，支凤从巡抚衙门拿到开桥告示后赶回无锡，乡民里老个个欢喜，但支凤认为开桥之事仍须与众绅商议，然而“满城乡绅多发贴，并无一个到来临”。一怒之下，支凤便在城中贴了告示，拂袖而去。至七月二十四日当天，支凤等带领乡民来至西门外显应桥下，开坝放水。
在第二种版本中，众绅受邀后来到县衙，支凤道：“准期七月念四日开通显应桥”。但乡绅邹炳泰提出：“再定三日开了罢”。支凤争辩道：“再歇三日岂非旱死无数”。一旁薛银大闻言生怒，支凤也“掇起心头火一盆，拜别乡绅回家转”。至七月二十四日，支凤等不仅率领乡民砸开石坝，还将士绅们请来的拳师打得落荒而逃。
陈桂生准状既为虚构，县衙商议也不可能发生，然而宝卷中提到的俞、许、秦、邹、嵇、孙、王、侯、郑、顾等姓却是人尽皆知的无锡城中望族。然而这些人物真的参与过开桥冲突吗？不仅史料中无法查证，宝卷故事里的说法也漏洞百出。
由此可见，开桥事件中的冲突双方在事后既未各自剖白，也未相互沟通，真相早已成谜。于是在敌对情绪与想象的推动下，城乡矛盾不断激化。对宝卷创作者与听众而言，立场取代了真相，“城里巨绅”的负面形象逐渐定格，他们到底做过什么不再重要。
宝卷故事中最为巧妙的写作策略，是七月二十四日开坝这一情节设计。显应义举真的发生在七月二十四日吗？这个日子究竟有何寓意？这还须从宝卷的文本属性中寻找答案。
在无锡，七月二十五日为张巡诞日。张巡诞日是一年中最为重大的赛会之一，四乡民众往往提前一天赶至惠山，因此发展出二十四日晚的“坐夜”。在惠山坐夜的宣卷中，讲述一段发生在“历史今天”的乡民敌巨绅往事，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听众情绪。
事实上，从嘉庆二十四年开桥冲突的后续来看，城里士绅对地方事务的主导性也已大不如前。二十四年开坝后，桥洞却长期未塞。“显应石桥宜堵”，也是近20年后之事。可见地方官员对桥洞当留当塞也犹豫不决。但最终石坝还是恢复了。
显应桥坝最后一次开通发生在20世纪初。1919年，江苏水利协会向省长呈请于各县农会下设立水利研究会。无锡水利研究会第一届主任为胡雨人起草《无锡全县救治旱潦之计划书》，其中议及拓宽西门桥、开通显应桥石坝并疏通水道。水利会等人对西门桥改造方案本无异议，后因薛南溟提出“此项水利与无锡市境内无关系”，10位城绅又一致反对。最终双方妥协，西门桥拓宽工程照旧进行，但桥宽缩减1／3，显应桥坝同时打开。
胡雨人在无锡水利研究会中的境遇，与嘉道年间的钱桥监生支凤颇有几分相似，可见城乡冲突与权力格局的延续性。但时势变迁也是显而易见的。
清代无锡县城西门外显应桥下石坝三筑三毁，见证了近200年的水利纠纷与社会变迁，也折射出江南城乡关系与地方秩序的重要特征。
自明中叶开始的士绅城居化趋势在清代得以延续，政治与文化资源不断向城市集中。至晚清，“城绅”一词已从“乡绅”概念中析出，频繁出现于各类文本中。因士绅城居化而导致的城乡心理隔膜则可追溯至明代中后期。彼时乡民对官绅尚心存畏惧，他们的诉求往往要借助“经世济民型”的士大夫予以表达，这也奠定了后者作为地域社会“支配阶级”的道德基础。这一情形在清中叶后逐渐改变。士绅对乡民的每一次胜利，都在瓦解其作为文化与道德权威的基础，建立在“乡绅支配”上的地方秩序格局也逐渐变形。清代江南因士绅支配力下降、社会隔阂感加深以及官员能动性缺失而造成的城乡社会矛盾，一直延续至近代。
文章摘自《南京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