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田，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汪湛穹，厦门大学电影学院。
【摘要】盛行于近代江南乡村的“留戏饭”，把家庭生活的福利追求建立在比物质消耗更为广阔的基础之上，成为一项特殊的家庭消费。“留戏饭”并非纯粹、孤立的经济现象，而是被中外学者作为典型例证来说明国民性的特点，在近代文明的视野下对它予以评骘。外在的现实品评无法代替对社会历史的寻根究底。返诸“留戏饭”发生的生活情境，在礼尚往来的亲缘世界里抽丝剥茧，可以发现，在纷扰的近代社会中，江南乡村人坚守“如何活着”的自身法则，依循自然而合理的乡村伦理，诠释着“留戏饭”的内在逻辑。对“留戏饭”的考察不仅是对一个日常行事的价值判断问题，而且关涉到社会史研究的思维方式。
“留戏饭”，也称“吃戏饭”“留餐饭”“戏饭”等，特指款待前来观看戏剧的亲友，是一项专门的家庭消费，尤盛于近代江南乡村。对于此项乡村日常消费，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难得有研究者去涉及。不过，晚清来华的美国人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以“他者”的眼光，在1899年初次出版的《中国乡村生活》中，对“留戏饭”进行了详尽介绍，并将之与“面子”（Face）联系在一起进行专门分析，自此，触发了中外学者热衷讨论的所谓“面子理论”。其中许多人都认同明恩溥稍前在另一处的看法，即“体面（Face）之语”和中国人“紧要之气质”之间的关系。流风之下，作为必要的社会交换，近代流行于江南乡村的“留戏饭”行为，因为有悖一般经济学原理，而为西方他者所称怪，并被纳入国民性、近代性等话语体系中，成为中外文化精英讥诮传统中国文化特色和文明程度的典型俗例。这恰恰忽视了对于“留戏饭”这样的乡村日常行事，应该首先将它返诸近代日常生活情境，置于当地、当事人的社会网络中，历史地理解其内在逻辑。如此，对“留戏饭”的考察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问题，而关涉到社会史研究的思维方式了。
在理论经济学看来，作为家庭消费的“留戏饭”产生的目的是自家生活福利的最大化，即如何高效利用家庭物质资源问题。但事实上，“留戏饭”把家庭生活的福利追求建立在比物质消耗更为广阔的基础之上，成为一项特殊的家庭花费。其一，“留戏饭”是与庙会连动而生的花费。其二，“留戏饭”是与庙会连动而生的花费。其三，对乡村一般家庭来说，“留戏饭”是一笔大额支出，而以太湖周边乡村为最。
“留戏饭”本身是一种家庭消费现象，但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把它当作生计行为，进行经济学的分析。事实上，它确实不是纯粹、孤立的经济现象，需要进行跨学科的整体考察。但实际情况是，既往的讨论常常游离在基本历史事实之外。最早对“留戏饭”加以审视的明恩溥，将“留戏饭”归为一种文化现象。字里行间，他无法抑制自己对“留戏饭”的不适感受。在明氏看来，“留戏饭”集文化虚伪与文明落后于一体，应当否定。而中国的文化精英更在意“留戏饭”的文明程度。或是将地方文化的特色等同于封闭，或以近代文明的标尺诟病落后，抑或面对现实社会生活徒叹奈何，所有对“留戏饭”的负面态度，固然便于人们在近代文明世界中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日常事件进行定位，然而这些外在的、客位的、消极的品评，并不能替代对于这一日常事件本身的寻根究底，一旦究诘开始，非深入地方社会网络、还原地方情境不为功。
近代中国文化精英认同明恩溥等人的“面子”说，不过是对其直觉的欣赏，实际上并不认为他们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里子”，尤其是底层社会。置身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不难意识到，“留戏饭”不过是乡民应对生活大事的特殊方式，与之相关的首先是他们的生活观。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正是“留戏饭”现象产生的“特定的处境”。
“留戏饭”发生的地方是底层人的世界，他们有自己的活法。在传统农业社会，伴随着大自然节奏，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人们生活辛苦而劳瘁、单调而麻木。通过节日对一年进行区隔，乡村中出现了可以弛纵数日的生活时段。这个时段多在农闲，农历三四月间，此时循例做戏，便于亲戚间走动。弛纵时段里充满喜庆，喜庆的日子出手自然大方许多。弛纵时段的行为不免肆意。弛纵时段唱戏为答谢神庥，大多在庙台上演，充溢着馨香之气。在此神圣时段，浙东“大年戏”当坊村落的人们尽管为“招呼亲戚和朋友”好一阵忙碌，“但是他们决不会有一点背地的埋怨”，因为他们“另有一番见解，说这是为神的效劳，报答神的恩赐”。作为神圣事业的“留戏饭”就不会在凡俗的经济上计较了，更何况他们已经准备了五年，以为一逞：值年村子的人们在三四个月前就“紧张着迟钝的神经，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以上便是“留戏饭”体现的乡土中国生活方式，并以地域性体现为一种文化特色。如果对此简单地贴上陈规旧俗的标签，不免沦为远离实际生活情境的自说自话。
留戏饭”主要是为亲戚而准备的，反映了一定范围内的亲缘关系。这个范围在江南称作“庙境”，是以庙会及会戏为纽带而形成的亲缘世界。庙会演戏是亲戚应该留宿的重要理由。发生于亲缘世界的“留戏饭”，不是纯粹的经济交换行为，而是社会交换行为，首先考虑的是维系亲缘关系，久而久之，便衍生成一种俗例。含有情感体验的交换大大淡化了对经济支出的计较。作为乡村社会必要的社会交换，“留戏饭”产生的人情体现为礼尚往来，是一种自然而合理的存在。据时人观察，在近代江南乡村，几乎“无不做戏之村”。演戏分布细密、频繁至如此程度，“留戏饭”就变成了一种泛化的互惠式交换。事实上，“留戏饭”所款待的对象不都是亲戚。在苏州吴江，客人多的人家有两三桌，他们未必是“真实的亲戚朋友，只要在亲戚朋友中认识一个人就可以去带吃戏饭。” 人类学家将这些由于某种需要而扩大的对象定义为“隐喻的亲属”。在传统乡土中国，由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被称为“差序格局”，富有伸缩性，“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非常方便滋生隐喻亲属。由“留戏饭”产生的隐喻亲属除了朋友，可能还有朋友的朋友，甚至更大的范围。至此，造成“留戏饭”虚高消费的原因，已是“面子”了。在亲缘世界里，既存在与婚姻、血缘关系相关的人情，也存在与地缘关系相关的面子，两者共同构成了“留戏饭”消费的日常伦理。
通过“留戏饭”而获得的面子，其实就是社会声望。在诸种家庭生活福利中，好名声是其一，尤其在乡村社会中。好名声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善良、慷慨，包括金钱投入等，通常都可以得到声望的回报。“留戏饭”包括了乡村人所能采取的获得好名声的多种方式。“留戏饭”所在意的“脸”，其实就是声望，志在树立道德形象；实在要揣摩乡人内心，则应该与真诚更接近，而不仅仅是“炫示”。
作为必要的社会交换，近代普遍流行于江南乡村的“留戏饭”行为，因为西方人的称怪进入了中外文化精英的视野，成为他们解说传统中国文化特征的典型俗例。于是有基于“面子”说的“虚伪”，有基于“文明”说的“落后”，等等。实际的社会史考察对这些空洞无根的评判提出了质疑。
“留戏饭”体现了特色鲜明的地方生活方式，从中可见，乡里人所追求的生活福利，绝不仅仅是财富，还有许多其他目标，包括最基本的诸如“如何活着”这类问题。对于“留戏饭”发生的近代江南乡村社会，我们更愿意在社会史意义上探究普通民众的生活意义。留戏饭”以其底层社会“善享其生存”的特殊方式，成为我们需要了解的历史知识。要真正理解这些知识，不能仅在国民性和近代性等抽象话语中进行推理，还需要在日常生活共同体中擘肌分理。就“留戏饭”而言，更关键的是完整理解亲缘世界中的乡村伦理。引起我们兴趣的，不是社会史知识的奇异，而是获得这种知识的方法。对“留戏饭”的考察固然可以证明：“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但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史的伦理思考专注于底层人的日常生活，舍此别无他途。
文摘摘自《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