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乐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清末科举改制，首场试史论，二场常考西史，以致读书人纷纷瞩目史学。改制章程一出，书场坊肆看准商机，采用新式广告宣传，印刷大量史书。场前史类书最是畅销，时人多批评举业史书难脱词章窠臼，不足为史著。但活跃、多元的市场也为史书出版带来了新气象，删减版史书因便于考试之故迅速占领市场，“不得法”的兔园史册已令乡陬学子大开眼界，西史书籍因与考题关联被士子广泛购阅，读史风气渐开。新史家对史书市场乱象的批评又促进史学自我革新，为20世纪初的史学开新作了铺垫。
1901年科举改制不仅废除八股程式，增考西学知识，采用策论取士，而且以史论为头场，二场也多考西史题目，历史知识前所未有地得到重视。史书市场为便于士子学作策论文章，将厚重史籍简化、重组，使之成为一般读书人的“可读之书”，在清末掀起一股读史风潮。
骤改科举，规程未定，考官、学子、书商一同揣摩新章用书，泛览书报，思想焕然一新，逐渐偏离清廷的抡才初衷，同时也影响了史学的传播和发展。史学作为改制“首重之学”，其图书市场流通自有独特之处。本文拟探讨改制前后史书市场的兴盛原因、特点和影响，具体呈现清末读书人的史书阅读、消费与再生产过程，从而深化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型期文化环境之认识。
科举改试史论，读书人旋即转向读史，争相购阅史书。场前售书以历史类最为畅销。其因或有数端。首先，新章考题里，中西政治史事比重颇高。其次，史论列为科举首场。再次，改试史论，考生随带书目需更订。最后，报刊与书商的造势使舆论升级。以此观之，改章困难处，一是“中学博通书”价格高昂，贫寒士子无力私备，看记更难。二是西艺考试所依赖的西史译书良莠不齐。考生与考官均在摸索阶段，获取西学知识主要依靠坊间译书，帘官闱中一边阅卷，一边仍需查阅书籍批卷。随着各地乡试的开展以及对新章讨论的深入，史书生意的火爆才刚刚开始。
受政策影响，书院、学堂纷纷侧重史论课程，读史迫切已成共识。史书泛滥于市，泥沙俱下，诸如《九通》《二十四史》等传统史籍销售火热，《读史方舆纪要》《瀛寰志略》等史地学书籍也因科举常有舆地试题分外畅销。此外，市场上还出现了各种删减版史籍，许多西史也纷纷捆绑科举，吸引大量士子购阅。其一，《御批通鉴辑览》《御批通鉴纲目》等新章指定删节本史书热卖。其二，《节要》《分类》等“二次删改版”史书迅速占领市场。其三，专门为应试所辑的史论册充斥坊间。另外，西史多以科举装点名目，谋求销路。
在改制过程中，底层读书人心目中的“史论”“史学”与“历史知识”等概念几乎画上等号，并无明显分别。改制以来，“首重史学”之语愈加常见，史事知识的获取成为“当务之急”，由此提升了史学的重要性。原本令人望而生畏的厚重史籍经由市场筛选简化，成了“可读之书”，以往茫然不解的西国历史也因成为场中秘籍而被广泛汲取，客观上对普及历史知识大有助益。
繁盛、自由、多元的史书市场，从多方面推进读书人更新历史知识。首先，繁荣的史书市场营造了浓厚的读史风气。其次，新章成为接引西史的重要契机。最后，为新史学的展开奠定基础。此时读史观念也发生很大改变，经史场次易位是经史关系转换的重要表现，以致出现了自发将经书当做史书读的现象。
清政府既迫切求实学人才，又不能放弃对士子思想的控制，西学与经义都难以兼顾这样的矛盾要求，唯有寄希望于史学可以著王义、尊纲常，又能品评历代沿革与褒贬中外得失，史学之功用在学子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从社会意义上看，改科举、兴学堂是思想意识上的转折，是读史方法“不得不”进行的改变。史学自身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士子虽出于应试目的在坊肆间搜求史书，但其阅读边界却随着市场的膨胀不断扩充，思想也随之无限延展。
史书生意的火爆将举业的钻营贪鄙暴露无遗，与选拔学博、才通、理纯之人的改制本意大相径庭。士子将所购史书堆为进身阶梯，不敦气节，不分义利，引发了时人对世运、文运与史学走向的忧虑和反思。首先，场屋史书“不足为史学”。其次，粗糙译史从中射利。最后，坊间删减版史书不能解决旧史的繁重难读。
清末改制期间，政策稍有变更，书籍市场随之而动，对读书人的知识观念产生了导向性影响。更重要的是，史书市场以其能动性对科举制度及知识传播产生了反作用。与以往将钦定经史书籍作为科举主要参考书不同，由于清政府对西学知识的接收慢于民间，仅能依靠学政教化宣示和考官选卷取向对士子思想意识进行引导规范，不得已将新章备考书目的指定权让渡给了市场。新章对史学的重视不仅将生童举子导向读史，甚至要把六经当做史来读，经史颠覆性易位只是读书人知识结构变动的开始。
清末改制期间，政策稍有变更，书籍市场随之而动，对读书人的知识观念产生了导向性影响。更重要的是，史书市场以其能动性对科举制度及知识传播产生了反作用。与以往将钦定经史书籍作为科举主要参考书不同，由于清政府对西学知识的接收慢于民间，仅能依靠学政教化宣示和考官选卷取向对士子思想意识进行引导规范，不得已将新章备考书目的指定权让渡给了市场。新章对史学的重视不仅将生童举子导向读史，甚至要把六经当做史来读，经史颠覆性易位只是读书人知识结构变动的开始。
史学于近代学科体制形成之初，既是中国传统学问中甚为发达者，又在西方学科中为固有之学，且于科举考试有祖宗之法可依。在四书五经已难以应对变局，西学时务又可能威胁统治思想的情况下，史学以其博大切要、开放并包的特性挺身而出，在科举改制中扮演了沟通中西学术渊源的重要角色注。新章虽短短两届，但其前奏源远，影响流长，奠定了史学在近代学科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2年第9期，原文约1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