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玉亮，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
【摘要】以戊戌六君子著述的出版为中心，本文结合古籍小组制定的古籍规划为线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君子著述为代表的近代文献的出版历程，以及掩映其间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脉络。通过历史考查和案例分析，揭示出版活动与社会文化演进的交互关系，并对当前出版与学术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笔者近年来关注戊戌六君子著述的出版，在对清末民国时期谭嗣同及其《仁学》为代表的近代人物著述的出版历史的梳理中，找到不少出版活动与社会演进之间交互关系的生动案例。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以7个古籍规划为线索，对戊戌六君子著述为代表的近代文献出版情况做一梳理，从中探寻社会文化发展、学术进步在出版活动中的投影。
一、革命史观的盛行与谭嗣同全集、手迹出版
随着革命史观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盛行乃至独行，作为八大事件之一的戊戌变法中的代表人物“戊戌六君子”，自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尽管民国时期已有号称全集的图书问世，但真正意义上以学术为旨归也以学术规范来自我要求的六君子著述，当属三联书店1954年出版的《谭嗣同全集》。该书的出版机构三联书店和主编之一方行，都与革命有着密切关联。革命史观并不肇始于新中国成立之时，无独有偶，《谭嗣同全集》的编纂也并非发轫于新中国。结合当时的物资条件与出版产能（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尚未结束的时代背景下），一个近代人物的著述编纂和手迹辑印能在短期内同时推出，不能不说是个特例。这与中国近代史于建国初期的备受重视和革命史观的盛行不无关系。
二、古籍小组的成立与第一个古籍规划
古籍小组是一个简称，其全称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成立之初时称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下设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从此，古籍整理成为新中国出版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籍整理出版也有了国家层面的统一部署。
古籍小组的核心工作就是统筹协调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而这个功能是通过制定规划实现的。古籍小组制定的第一个规划，名为《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在此之前还制定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册。1960年10月，按照工作需要，古籍小组又根据这三个分册，经过研究讨论删繁就简，发布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以上档案反映出的信息，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令人诧异的是，文史哲三个分册中，历史分册并未将近代人物著述列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近现代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轫阶段的学科境遇。其次，谭嗣同虽然出现在规划或此前的分册书目中，但在六君子中已可谓一枝独秀，其他五人未能享有此待遇。最后，列入规划的戊戌六君子著述，已经有“影印或重印”“加以详细的注释”“提要”“笺注疏证”“校注”和供普及的“选注”等多种整理方式上的区分了。这说明伴随着“古籍整理”概念的提出和工作的实化，历史人物著述的整理方式，开始从单一收集向着更加深层和多样的趋势发展。
三、“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与《刘光第集》
在第一个古籍规划的指引下，中华书局开启了系统整理近代人物著述的工作。在中华书局的书稿档案中，有一份《关于整理出版近代人物著作的请示报告（草稿）》，详细记录了相关情况。以下罗列了“大国主义对有色人种的侮辱”“轻视劳动人民，污蔑人民革命”“大汉族主义思想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对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方面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又十分欣赏所谓‘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等资产阶级反动的种族主义”和“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攻击诋毁的文字和歪曲解释的文字”等七个方面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请示报告中列出了处理意见，主要是删除（“对所删除的词句、段落，必须加删节号标明”）、保留（“视具体情况在出版说明或前言后记”抑或“序言或注释中作具体批判”）。但对于“无聊文字和谀墓之文，概不编入，但可存目备查”。并特别指出：“所有删除或落选的文字，均应登记保存，以备查考或在将来作校补之用。”
选题（第一批）列入自龚自珍、魏源至蔡元培、吴虞共34种。关于戊戌六君子的两种著录如下：“《谭嗣同集》，方行等重编，较三联书店版《谭嗣同全集》增订甚多。《刘光第集》，四川省志编委会编。旧有《衷圣斋诗文集》及《戊戌六君子遗集》中的《介白堂诗集》两种。尚有未刊书札文稿。”《谭嗣同集》较三联书店版增加的部分，除了收入三联书店版出版后编纂出版的《谭嗣同真迹》所收函札外，主要是发表于《湖南历史资料》的谭氏著述。《刘光第集》的编纂主要以四川学者为主要班底。直到“文革”结束后，李有明先生等人重新整理搜集资料，又应中华书局约稿重新董理，终于在1986年出版了《刘光第集》，作为“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之一种。罗尔纲称其“条理井然，功力深厚”注，但通过细按该书目录可以发现，此书在编纂体例上，秉持了丛书发凡起例时的时代特点，阶级论与革命史观的痕迹十分明显。《刘光第集》虽出版于1986年，但编纂体例当形成于第一个规划和《整理出版中国近代人物著作计划（草案）》之后不久，其时代色彩十分鲜明。
1982年，工作一度停顿的古籍小组终于恢复，并拟定了第二个古籍规划。此规划全称《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制，1982年8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这一规划反映了“文革”结束后近代人物著述出版的极大改观，并且折射出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发展的新气象。
首先，近现代史与古代史各擅胜场，一些重要丛书整批列入规划，如文集、日记、笔记，与古代衔接，隐然有分庭抗礼之势。其次，人物研究作为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文献的整理出版出现井喷式发展。再次，综合性与专题性档案的汇编，成为近代文献整理出版的另一个重要门类，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最后，整理方式上有所变化。新增了索引，这是近代文献越来越多进入学者视野的内生需求；而同时，校注、笺注等整理方式渐渐消失，影印的比例有所增加。但同时，深度整理方式的式微，也为近现代史学界对文献的“工具理性”埋下伏笔。
从后五个古籍规划可以看出，在整个近代文献整理出版领域，人物著述让位于专题性和综合性档案史料汇编类项目。而伴随着革命史观、人物定性而热度激增的人物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有所衰落。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除了谭嗣同、刘光第以外，戊戌六君子中的其他四君子之著述，无论是在古籍规划内还是规划外，都鲜少有研究者和出版者问津。
纵观70余年间出版业的发展和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演进，六君子著述的出版历程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发轫期；2．深化期；3．式微期。回顾上述历程，值得引起思考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古籍规划的认识。古籍小组的成立来自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古籍规划作为古籍小组工作的最重要抓手，一方面组织学术界的专家学者研讨、制定规划，另一方面组织出版界对规划进行切实有效的实施，起到了桥梁和平台的功能，对学术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是值得充分估计的，而其对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和学术文化发展之反映的深刻程度，也值得出版史研究者给予足够重视。其次，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在新中国的发轫、发展和深化，在古籍规划和相关出版实践活动中的真实反映，体现了学术与出版的深刻关系。
再次，“近代”与“古籍”之时间断限有所交叠，“文献”与“古籍”的概念也有所交叠，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术研究和出版活动都有所制约。对这些时限与概念，在厘清其历史的前提下大胆迈进，做出符合当下需求的新的阐释，是有意义也有必要的。此外，面对六君子著述出版的式微，应当引起出版从业者的深层思考。
文章来源《印刷文化（中英文）》2022年第3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