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望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摘要】《宋书·夷蛮传》所载刘宋大明四年因建康中兴寺神异而改名天安寺之事件，系名僧兼佛教领袖之道温与慧璩领衔推进、皇帝与太后牵涉其中并予以认可、为孝武帝与刘宋政权鼓吹之重要佛教祥瑞，天安寺则是孝武帝时代皇家首寺。因刘宋前废帝与明帝初年之内乱、南弱北强之趋势及孝武帝以后天安寺之衰落，天安寺祥瑞被北魏加以利用和引申，实现从刘宋之瑞到北魏之瑞之转变，永宁寺则作为瑞应之关键部分先后在平城与洛阳创立，可谓北魏皇家首寺。从刘宋建康之天安寺到北魏平城和洛阳之永宁寺，地域悬隔、年代参差且貌似不相干之南、北政权皇家大寺，实质上却有着隐晦而不容忽视之内在联系，一以贯之地体现出佛教信仰、祥瑞思想与国家意志相纠缠、相渗透、相结合之中古时代特色。其兴衰变迁与国运休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持续地对此时期皇权政治、南北形势与佛教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对于深入认识中古整体历史进程之某些线索与规律极具典型意义。
一 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天安寺祥瑞略考
天安寺（即中兴寺）的改名缘由在《夷蛮传》中有更详细的记载，且颇有神异色彩，似乎暗示其在刘宋时代有其特殊地位与意义。对大明四年建康中兴寺改名天安寺之事，在《魏书·释老志》叙述北魏献文帝天安元年（466）佛教史事时，亦被非同寻常地加以记载并有所引申，从而与北魏著名皇家大寺永宁寺产生关联，其间纽带，即为“天安”二字。凡此诸端，无疑折射出天安寺对于南北对峙的刘宋政权和北魏政权，均具有特殊意义。因此，本文拟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之基础上，以刘宋天安寺改名及北魏永宁寺创立为中心，揭示二者之间隐晦曲折的联系及所具有的政治与宗教意蕴，进而对刘宋、北魏时代皇家大寺与南北形势之关联、佛教祥瑞与皇权政治之互动作出适当的阐释。
在南朝众多佛寺中，天安寺并不甚突出，然而在刘宋大明四年却成为佛教与皇权关注之焦点。《宋书》卷九七《夷蛮传》：“世祖大明四年，于中兴寺设斋。有一异僧，众莫之识，问其名，答言名明慧，从天安寺来，忽然不见。天下无此寺名，乃改中兴曰天安寺。”《夷蛮传》之叙佛教，主体内容在于刘宋佛教政策与当世名僧，叙述平实无关奇诡。唯本条有关天安寺改名由来之记载，则事涉神异，虽寥寥数语言之不详，却已极为引人注目，颇疑其间尚有隐情。大明四年中兴寺神异事件在佛教方面的叙述中基本一致而且清晰，较之《宋书·夷蛮传》所记进一步补充了更丰满的具体情节并可资以订正官方史书之错讹，其要者有如下数端：
其一，异僧之名，《夷蛮传》作“明慧”，当为“慧明”之误倒，其本意在于“陛下慧烛海隅，明华日月，故以慧明为人名”（《高僧传》语；《冥祥记》唯“隅”作“县”，意义并无差别），即颂扬宋孝武帝之帝德广大光辉。
其二，“天安”之称，本意在于“继天兴祚，式垂无疆，故以天安为寺称”，即颂扬刘宋帝业之隆盛无穷。
其三，异事发生之地中兴寺，为“龙飞之室”，即与孝武帝帝业大有渊源。
其四，中兴寺神异事件中身份明确、有名可考之僧人仅有两名，均为身份特殊而重要之名僧。
其五，中兴寺神异事件与皇权密切相关，最高统治者孝武帝及孝武帝之母路太后均牵涉其中。
其六，中兴寺改名为天安寺，最显著而直接之目的是“以旍厥瑞”（《高僧传》语）、“以诠天休”（《冥祥记》语），即此事件为孝武帝及刘宋政权之祥瑞，需要予以宣扬和旌表。
至此，我们对于《宋书·夷蛮传》所载大明四年中兴寺神异事件始末及其背景与含义，可有较为清晰之认识：此事件乃是由名僧兼佛教领袖之道温与慧璩领衔推进、孝武帝与路太后牵涉其中并予以认可、在与孝武帝有深厚渊源之“龙飞之地”所上演、为皇帝与刘宋政权鼓吹之重要佛教祥瑞，孝武帝所以郑重其事下诏改中兴寺名为天安、史臣所以在《夷蛮传》中特意加以叙述也就不难理解。
二 从天安寺到永宁寺：刘宋、北魏皇家大寺与南北形势
中古尤其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佛教盛行，佛教信仰深入各地及各个阶层，帝王往往利用、援引佛教以强化皇权神圣性和巩固统治，此人所悉知无需赘述。而佛教方面对于最高统治者对佛教之支持与庇护于佛教发展之关键作用，亦有清醒认识。作为佛教领袖之中兴寺名僧道温，对于争取皇帝护持佛教亦有类似看法及更迫切深重之责任，其主导中兴寺神异事件、上奏并请求将寺名从中兴改为天安，既是迎合孝武帝之需要，也是为佛教及中兴寺争取更高的地位与利益。可以说，大明四年中兴寺神异事件，鲜活生动地展示了中古时代常见的佛教信仰与皇权政治互动互惠之关系。而与刘宋南北对峙之北魏对于天安寺之关注与引申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发生。
刘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建康中兴寺神异及中兴寺改名天安寺，乃南方政权内部之事务和刘宋之祥瑞，虽传闻可越国境，本质上与北魏并无甚干系。然而，诡异之处在于，六年后之北魏献文帝天安元年（刘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天安寺在北方也突然成为焦点并受到重视。
南方刘宋境内之天安寺及相关神异，自北魏改元天安开始，被附会为北方政权之重要祥瑞，献文帝天安（466—467）、皇兴（467—471）年间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天安元年献文帝即位与改元及薛安都以彭城来降、皇兴元年（467）孝文帝出生与永宁寺建立及刘宋淮北之地入于北魏、皇兴四年至五年（470—471）南北战争北魏之胜利等，皆被解释为相关之瑞应。北魏献文帝改元天安之时，南方刘宋政权内乱方殷，宋明帝统治不稳，南北国力对比与南北对峙形势均朝有利于北魏之方向发展。孝武帝大明四年以来以中兴寺改名天安寺为显著标志，刘宋王朝着意营造与宣扬之帝业昌隆、国家安泰形象显然变得苍白无力，而此正是北魏献文帝以天安寺为北魏祥瑞因而改元天安之重要背景之一。
与刘宋前废帝及明帝初年之南方内乱约略同时，南方佛教也经历了挫折与磨难。孝武帝时代天安寺一度作为皇家首寺和刘宋皇权之象征，其一朝被毁更折射出此时佛教及天安寺本身地位之低落。虽然明帝时天安诸寺又得以修复，但天安寺再难以回复盛况并逐渐趋于衰落，直至陈以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此种变化尤其从宋孝武帝以后作为佛教领袖之僧主或僧正与中兴寺（天安寺）之关系中体现出来。孝武帝孝建初至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前，可考任僧正（僧主）者五人，除去所住寺不明之昙岳外，其余法颖、僧璩、道温、智斌四僧全部出自中兴寺；明帝泰始二年以后，可考任僧主者二人，无一出自中兴寺。此种前后对比有强烈反差之异常情况，正反映出孝武帝后中兴寺（天安寺）地位之急剧衰落，其藉大明四年神异事件所营造之作为刘宋皇权重要象征之形象自然也难以为继，而此正是北魏献文帝以天安寺为北魏祥瑞因而改元天安之又一重要背景。
总之，因刘宋前废帝与明帝初年之内乱、南弱北强之趋势及孝武帝以后天安寺之衰落，原本作为南方政权重要祥瑞之天安寺神异事件，被北魏加以利用并释其应在北，从而实现从刘宋之瑞到北魏之瑞之转变。可以说，此种转变乃是北魏主动而为与刘宋内部变化共同促成之结果。
天安寺祥瑞在北魏之应，始于献文帝改元天安而又不止于此，随后数年即皇兴年间数桩大事均被视为相关之瑞应，其中皇兴元年孝文帝诞载之岁于平城起永宁寺尤为特殊。被《魏书》视为天安寺祥瑞之应，平城永宁寺之“为天下第一”，显系刻意而为且具特殊地位，大约隐含着与南方竞争之意味，其以“永宁”为名亦暗合此前释道温所言“继天兴祚，式垂无疆，故以天安为寺称”之寓意。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孝明帝时又于洛阳再起永宁寺。可知永宁寺实为地位非其余诸寺所能及之皇家首寺，其先后立于平城、洛阳两京及以“永宁”为名，表明其亦已成为北魏皇权之某种象征，颇似刘宋孝武帝时代天安寺之翻版与重现。
孝武帝以后天安寺之衰落，是大明四年天安寺祥瑞从刘宋之瑞转化为北魏之瑞之重要背景之一，从而成为南北对峙形势变化之见证者。与之类似，北魏末年永宁寺发生火灾，在“永宁见灾”谣言中被附会为魏室衰乱、高欢将兴之征兆，一定程度上亦意味着在特定情势下，永宁寺再从北魏之瑞转化为高齐之瑞。
可以说，从刘宋到元魏，从建康之天安寺到平城和洛阳之永宁寺，地域悬隔、年代参差且貌似不相干之南、北政权皇家大寺，实质上却有着隐晦而不容忽视之内在联系，一以贯之地体现出佛教信仰、祥瑞思想与国家意志相纠缠、相渗透、相结合之中古时代特色，其兴衰变迁与国运休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持续地对此时期皇权政治、南北形势与佛教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古整体历史进程之某些线索与规律极具典型意义。
文章摘自《中国史研究》2022年3月，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