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中国古代虽无“中华民族”之名，但有中华民族之实。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逐步壮大，从历史进程看，其中包含着明确的层次和阶段。先有地区性的诸族融汇，然后才有大一统式的融汇。当时被视为“蛮夷”的诸侯国也为民族融合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夷
汉儒董仲舒将春秋时期的国家分为华夏之国、大夷之国和小夷之国三类。“大夷”即强盛时期的楚、秦、吴、越等国，其他“蛮夷”国家则为“小夷”。
司马迁在总结秦国历史时说，秦有“攘夷狄”之功，又能与“中国”诸侯霸主相侔。所以，在当时人看来，秦既不能算是“中国”，也不能算是“夷狄”，当介乎二者之间。秦公镈铭文云秦国“（隙）事蛮夏”，两者之际为“隙”。铭文表明秦人对自身的定位。“大夷”之国，介乎华夏与蛮夷之间。不唯秦国，楚人亦有相似定位。
春秋战国时期，“大夷”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区域性统一，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一个不可越过的进阶。这是由当时历史发展的形势所决定的。下面，我就几个“大夷”之国的情况进行一些梳理，以求明晰这些国家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贡献。
1．楚
春秋中期诸国举行弭兵之盟，楚君只担负为周天子和诸侯“设望表”、“置茅趨”、“守燎”之事，没有参与会盟的资格。在周王朝看来，楚仅是众多蛮夷小国之一。楚国在周夷王时逐渐强大，其君扬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但是，华夏的礼仪文化，却使楚王心向往之。春秋初期，楚君向周王室请赐爵号，周王室秉持历来的态度而不予理睬，熊通遂怒而自号楚武王，在江淮流域迅速扩张。楚是融汇诸小国最多的“大夷”。战国末年楚虽为秦吞并，但其影响尚存。统一的秦汉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新阶段，这其中亦有作为“大夷”的楚国的重要贡献。
2．吴
吴国的创建者是姬姓贵族。尽管吴国统治层是姬姓贵族，但“文身断发”，仍被以“蛮夷”视之。相传吴王寿梦十分仰慕华夏文化，寿梦临终时也未忘吴国的祖先渊源，对其子说道：“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于区区之国，荆蛮之乡，奚能成天子之业乎！”春秋后期，吴成为崛起于东南地区的大国。吴国势力甫一强盛，就积极向北与诸侯争霸，本质上是谋取华夏诸国的认可。
3．越
越也是春秋后期崛起于东南的大国。越先祖“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越除了灭吴之后拥有全吴之地外，还灭滕、郯等小国。吴、越两国皆属崛起型国家，在春秋后期得形势之便而突然发力，迅速强大。
4．秦
西周前期，秦人在西北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其发展过程有如下特色。其一，秦人起源于东夷，属东夷一支，迁移至西北地区后同样被周人视为夷人。春秋时期，融入秦的诸戎有“冀戎”、“刲戎”、“骊戎”等，融入于秦的小国有鄀、滑、芮、小虢等。其二，秦得周王朝支持而发展，在西北地区力撑尊王之帜。周孝王派秦人首领非子到汧水和渭水汇合处养马。战国时期，秦因商鞅变法而国势强盛，“天子致伯”，封其为霸主。其三，秦国无别国侵其封疆之虞，在战略上已据得天独厚的优势。秦国据周之旧业，占丰、镐故地，继而又向汉中和巴蜀地区发展，得以进一步壮大，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大夷”之力的历史作用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和群雄逐鹿的历史进程中，“大夷”之国显示了其在中华民族形成中发挥的作用。
据统计，楚国直接吞并的小国有50多个，有些小国先是被鲁、邾、莒等中小国家吞并，后来鲁、邾、莒等亦为楚所灭，则楚直接、间接兼并之国当在80上下。楚国实现了江淮间的区域性统一，为秦汉大一统开辟了道路。
秦穆公虽为春秋五霸之一，但终春秋之世，其影响并未真正到达关东地区。战国时代，形势大变，秦国厚积后发，渐有不可阻挡之势。这种摧枯拉朽之势，并非秦王政一时之功，而是从秦孝公以降六世秦王积聚实力的结果。
“大夷”诸国共同特点是，尽量吸取华夏文化，提高自身文化水平，但对于不适合本国情况的华夏文化则采取摈弃态度。秦孝公听取商鞅献策就是典型。商鞅入秦，先是分别进献“帝道”和“王道”，秦孝公昏昏欲睡；后进献“霸道。显然，大夷之国所需要的华夏文化并非不解渴的“远水”，而是立见成效的强国之术。“大夷”之国有选择地吸取华夏文化，以“短平快”的方式富国强军，是其能够在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占据优势的重要原因。
楚国之兴得益于吴起变法，秦国之兴则由商鞅变法奠定基础。荀子说秦国之胜是“数也”，即历史必然。“大夷”之国所秉持的理念，适逢统一战争的需要，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法家理论也是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它对于“大夷”之国更为适用，所以才备受青睐。可知“大夷”之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成功并非偶然。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诸族交融
周王朝分封天下时，周天子直接占有的不过“一圻”之地，较大诸侯国不过“一同”之地，其余小国依等差第降，如今诸侯国已有“数圻”之地，如若没有侵占邻近小国，这些土地从何而来？春秋时期诸侯国皆兼并周围小国以自广，其中兼并别国最多的是“大夷”之国。
需要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大国对于小国的兼并，并非对小国民众的彻底灭绝或奴隶化，而是将其纳入本国民众之中。秦霸西戎是大夷之国致力于诸族融汇的显例。关中一带原为西戎诸国占据，秦只是厕身其中的一个小国，它的发展就是持久地与西戎交往融汇、攻伐争斗的过程。其中，秦穆公重用西戎贤臣由余，是推动秦霸西戎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余本是戎王派往秦的使臣，秦穆公不仅没有“戎狄遇之”，而且非常欣赏其才能，设计让其归服于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西戎之中的义渠戎，在秦惠文君时期被秦完全吞并，成为秦国之“县”，“义渠君为臣”，义渠之戎人完全变为秦人。
春秋时期，由作为“大夷”的楚、秦率先设县立郡，华夏诸国亦随之实行，成为当时社会与国家治理的重大变革。楚、秦等国的郡县制度之下，族的区别日渐消解，作为政治身份的楚人或秦人色彩日渐突出。
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包山楚简记载了战国时期楚国居民身分，有许多称为某地人，所记载的地名有尚、字陆、巢、罗等，陈伟指出这些地名“大致是楚国的县、邑、里”，“体现了纯粹的地缘关系。这种身分，已经完全没有居民原来身分的影子，而只是楚国郡县制之下的“人”。
春秋战国时期，郡县制的推行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大变革，它以国家力量逐渐抹平华夏与蛮夷的界限，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在郡县制下，诸族民众的身分统一，展现了那个时期民族融合波澜壮阔的场景。这种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开放包容精神以及夷夏命运与共的理念。
楚、秦、吴、越四国是春秋时期典型的“大夷”。“大夷”往往是吸取华夏文化较多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蛮夷小国与华夏诸国交错杂处，为相互间的交流交往以及区域性的统一，提供了契机。春秋时期，“大夷”厚积而后发，起到了殿后的总结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暗含了“华夏高于蛮夷”之意，然而，历史的进程却是“大夷”之国完成了国家一统，正是“大夷”迈出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关键步伐。就天下一统而言，“大夷”之国可以说是为王前驱，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大夷”之国日益强盛，并且率先推行郡县制，加快了诸族融汇的速度，展现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其巨大历史贡献应当被重新认识。
文章摘自《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