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刘宋建构的“东服”秩序，将百济等纳入其中，塑造了东亚的地缘政治结构。刘宋承认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霸权，但选择由百济承担“方位”之任。百济借刘宋权威清除亲倭势力，配合刘宋的“东服”秩序，此后其国势盛衰与刘宋相伴。元嘉二十七年（450）宋、魏战争后，高句丽南击新罗、百济，二国被迫结好倭国，倭国地位上升，但倭国转而进犯新罗、威逼百济。“东服”秩序的瓦解始于宋失青州后，百济被迫“奉藩”北魏。汉城百济覆灭后，倭国积极经略半岛，并在宋齐易代前夕上表影响南齐的天下构想，成为刘宋“东服”秩序瓦解的最后环节。
一、刘宋的“东服”秩序构想与百济、倭国关系的改变
刘裕独掌大权是在义熙八年（412）击败刘毅之后。义熙十二年（416），刘裕进爵为宋公，晋宋禅代提上日程。自义熙八年至元熙二年（412—420）间，朝贡者有高句丽、倭国、林邑诸国。刘裕即位次月颁布甲辰诏书，高句丽王高琏进号征东大将军，百济王余映进号镇东大将军。元嘉十五年（438）宋文帝除倭王珍的官职为“安东将军”，品位低于“镇东大将军”。以此为参照，倭王赞的官职当低于百济王余映。在“东夷”诸国中，高句丽、百济地位最高，倭国则相对次要。
经过4世纪复杂的斗争之后，晋宋之际东亚的格局是：百济与高句丽在朝鲜半岛西南部对抗，百济以倭人为援；加罗诸国与新罗在半岛东南部对抗，加罗以倭人为援。朝鲜半岛已呈高句丽独霸之势，宋武帝册封高琏为“乐浪公”，这固然是延续了义熙九年（413）东晋的册封，也是新王朝对高句丽统治乐浪的承认。在此之前，百济王余句曾于咸安二年（372）被东晋委命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从百济王领乐浪太守到高句丽王封乐浪公，反映了朝鲜半岛的霸权转移已经为刘宋王朝所接受，并成为其构建天下秩序的前提。
二、元嘉之治中的“东服”秩序
毗有王即位不到两个月，即元嘉五年（428）二月，“倭国使至，从者五十人”。由此可知百济的王位变动对倭国影响甚大，倭国亟须重新界定与百济的关系，故而派出大规模使团。次年七月，毗有王遣使刘宋献方物。元嘉七年（430）正月，倭国王遣使刘宋献方物。刘宋、百济、倭国在两三年内频繁展开多边外交，这其实是“东服”秩序运行的表现，而百济在其中起到了交通枢纽的作用。而对于刘宋来说，毗有王引导倭国入贡，乃是“位方任”和“藩东服”的履职表现。
在刘宋、百济、倭国的多边关系方面，元嘉十五年倭王珍遣使刘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倭王珍自号中包括都督百济诸军事，如前所述，“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为元嘉七年宋文帝授予毗有王余毗的军事权限，倭王珍不可能不知。联系遣使前后倭、罗战争与济、罗通和的东亚局势，倭王珍求督百济，反映出倭国与百济的矛盾已经难以通过双边关系解决，倭王珍有意借助刘宋的政治权威来控制百济。倭王珍的意图为刘宋所悉，故而并未除授任何都督号，维护了百济的“方位”之任。
另一方面，倭国问题又被宋文帝置于北燕、高句丽、倭国的多边关系中予以解决。宋文帝诏除倭王珍的时间是元嘉十五年四月己巳。此时的北燕国土已沦丧于北魏，冯弘退入高句丽境内，遣使刘宋“表求迎接”。但高句丽不愿冯弘南走，派遣将领孙漱、高仇袭杀冯弘。宋使在冯弘已死的情况下掩讨高句丽将领，这一军事行动是对其冒犯刘宋权威的惩罚，维护天子权威为其使命所在。联系北燕、高句丽、刘宋的多边关系，宋文帝在冯弘“表求迎接”的二十六天后除授倭王珍，针对高句丽的意图甚明。按《好太王碑》所载，倭国与高句丽在庚子年（400）、甲辰年（404）数次大战，始终为敌。倭国自义熙九年以来朝贡数次，“安东将军”为其所获得的最高位阶。宋文帝以笼络倭国的方式牵制高句丽来解决北燕问题。应该说，宋文帝对元嘉十五年东亚局势的应对是积极且有针对性的。
三、元嘉体制崩溃后“东服”秩序的重构
元嘉末年“东服”秩序最大的变化是倭国地位上升。元嘉二十八年（451）七月，宋文帝将倭王济进号为“安东大将军”，“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虽然宋文帝仍未同意倭王都督百济诸军事，但是对于倭国的其他要求基本上全都满足，这是史无前例的。百济与高句丽的关系也在急转直下。孝建二年（455）冬十月，“高句丽侵百济，（新罗）王遣兵救之”。这场战争是腆支王（405—420在位）以来的半个世纪里，百济与高句丽间的首次战争，开启了百济、新罗联合对抗高句丽的时代。此后，百济所献女郎为倭王所燔杀，盖卤王获悉后，认为须考虑国家名誉（“国名”），故而决定停止“贡女”。但他转而派遣王弟军君入倭为质，实际上是将两国间的人情关系提升为政治契约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双边关系的性质。
孝武帝终结了元嘉末年以来刘宋的混乱局面，并在大明年间构建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秩序，推行了一系列礼制改革，设王畿、造五辂、立明堂、祭霍山、南巡等。孝武帝重构“东服”秩序，除了再次确认百济的“方位”之任外，还降低倭王的位号、剥夺其都督权限。大明六年（462）倭王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孝武帝下诏除授“安东将军、倭国王”。世子兴的安东将军（第三品）低于盖卤王的镇东大将军（第二品），不仅未能继承倭王济的安东大将军号（第二品），而且也丧失了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权限。孝武帝的这一除授实际上否定了倭国干预朝鲜半岛局势的正当性。
四、刘宋“东服”秩序的瓦解与汉城百济的灭亡
大明八年（464）五月孝武帝崩殂，前废帝继位。景和元年（465）十一月，宋明帝杀前废帝，与晋安王刘子勋争夺皇位，豫、兖、青、徐、冀诸州卷入内战，北魏趁势经略淮泗地区及山东半岛。泰始五年（469）正月，北魏破青州治所东阳城，青州刺史沈文秀被俘。川本芳昭认为刘宋失青、冀，使其通往百济、倭国的交通被阻隔，其海上承接点被迫由山东半岛转移至郁洲（连云港云台山），刘宋王朝对海东诸国的影响力由此减弱。
泰始八年（472）盖卤王“奉藩”北魏，标志着刘宋“东服”秩序的瓦解。然而百济并未因脱离刘宋“东服”秩序而获得拯救，在“奉藩”北魏三年后，百济都城被高句丽攻破，盖卤王亦被杀害。汉城百济的覆灭是东亚地缘政治的重大事件，倭国趁机接管百济遗民。倭人将百济遗众的留存，看作是受到倭王声威保护的结果。然而《三国史记》《日本书纪》中缺乏泰始五年至元徽三年（475）百济面临危局时倭国施以援手的记载。元徽三年百济灭国的危机关头，盖卤王的主要求援对象是新罗。倭国的策略是坐视百济亡国，然后再以此为道义借口重返朝鲜半岛。
五、结 论
刘宋建构的“东服”秩序，将百济、高句丽、倭国等东亚政权皆纳入其中，塑造了东亚的地缘政治结构，维持了东亚半个多世纪的稳定。按官品等级，高句丽王、百济王地位最高，倭王相对次要，这反映了刘宋的地缘政治构想。除授高句丽王高品官号，是对其在朝鲜半岛霸权地位的承认，但真正的“方位”则由百济担任。这既是由百济与江左王朝的历史关系决定的，也是由百济的地理位置决定的。百济控制着朝鲜半岛西南海岸，倭国等国朝贡须“道迳百济”。刘宋的“东服”构想提高了百济的地位，重塑了济、倭关系。百济王戚借刘宋权威清除亲倭势力，完成了从久尔辛王到毗有王的王位更替。
文章摘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