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摘要】晚唐五代的基层治理形态，是理解唐宋社会转型与制度演进脉络的重要一环。唐中后期，随着藩镇体制在内地确立，原先的军事管理体制也被移植到基层治理中。及至唐末五代，各地藩镇在城乡陆续创设了镇、厢、界、管等新型基层区划与管理机构，它们大多脱胎于唐前期军队组织建制。其任职者多为军吏，时人泛称之为“节级”“所由”。军吏直接统属于藩镇，从职衔上看，多拥有军将职级，或“散试官”等职衔，呈现出军将与胥吏的双重属性。从社会层面看，军吏大多出身本地富户、大姓，通过投身军府，他们获得了产业经营、家族发展的空间。藩镇在构筑基层治理体系时，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将固有社会势力吸纳进入使府，进而以此为媒介，将国家权力有效渗透到基层社会内部。
在梳理相关制度的演进脉络时，通行思路是以唐前期律令制下的乡里制度为起点，进而直接对照宋代出现的变化。但新的制度不会凭空出世，其萌芽往往可追溯至晚唐五代的藩镇体制。本文以人群与制度的互动为线索，聚焦藩镇体制下的军职胥吏群体，进而对此时期基层治理的运作机制做一番勾稽，期能为理解相关历史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考。
一 “节级”与“所由”:藩镇体制下的基层军吏
唐后期的藩镇体制下，随着地方行政模式的转型，对各类胥吏进行了更为有效的整合。这首先体现为在既有框架外增设大批新型胥吏，其整体组织形态更趋庞大。在这一过程中，地方胥吏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改观。《唐语林校证》卷1，韩滉在唐德宗建中年间任浙江东西道节度使，其辖下州县“族系相依”的“乡县豪吏”，应即里正、佐史等地方胥吏。为了有效控制这类人群，韩滉采取的措施是将其编入军籍，“衣以紫服”，授予军将职衔。在唐后期，上述现象相当普遍，时人有言：“至德后，方事之殷，乡吏富家，咸俯拾青紫。”所谓“青紫”“紫服”，是胥吏凭“散试官”位阶获得的服色（详后），也是其军将身份的标识，但他们日常负责的还是基层民政事务。这类新型胥吏广泛分布于各级官僚机构中，学者称之为“吏化军职”或“使府军职胥吏”，本文则统称为“军吏”。这里首先想从制度层面对基层军吏的面貌作一更为清晰的勾勒。
学者在考察晚唐五代基层行政时，曾注意到一类被称为“节级”“所由”的群体频见于诏书、奏议。在乡村中负责检括逃户、追捕盗贼等事务的吏职，主要是“所由”与“节级”。关于“节级”，舩越泰次根据《韦君靖碑》题名中“应管诸镇寨节级”“当州军府官节级”等表述，指出是对兵马使、押衙等军将职级的泛称，将其理解为带军职的胥吏当无疑义。至于“所由”，指涉对象则较为复杂。从原始语意来说，“所由”即“所主者”，犹言“相关部门”“负责某事之职能部门”，及至晚唐五代，“所由”又常用来指称负责具体事务的胥吏，对此学者已有专门考证。值得注意的是，“所由”一词也带有军事色彩，如有称“将校所由”者，有称“虞候所由”者。因此，“巡检非违、追捕盗贼”的“所由”也可归入军将行列。这类带有军事色彩的“所由”，应起源于唐前期的行军系统与边疆藩镇。总之，以“所由”指称军将是由来已久的，应渊源于唐前期的边军系统。
以军吏负责征纳赋税，同样在边疆藩镇中可见端倪。学者研究发现，安西四镇中的于阗地区出土文书中，有一类常驻乡村、负责赋役征发的吏卒，其职务名目有专征官、征债官、征钱官、行官、知事等，他们统属于于阗镇守军及辖下镇戍系统。注在很多场合，他们也被泛称为“所由”。
唐中后期，随着藩镇体制在内地的确立，原先的军事管理体制也被移植到地方行政中，以判官、兵马使等为代表的使府文武僚佐系统，在职能上部分取代了州县官僚体制。而在基层环节，将带军职的胥吏称为“所由”“节级”，同样应置于这一脉络下理解——这是军事化管理体制向基层渗透、扩张的表征。及至五代诸政权，因战事频仍，不难想见，基层治理军事化的倾向只会更形突出。
总之，晚唐五代基层治理中的“节级”“所由”，是对负责赋税征收与追捕盗贼的各级、各类军吏的泛称。他们直属使府或州府，普遍带有军将职级、散试官衔等，负责的多是基层管理事务，身份上呈现出军将与胥吏的双重属性。随着藩镇体制的终结，及至宋代，这类军吏逐渐蜕变为州县衙前职役，相关职掌也成为一种徭役。
二 镇、厢、界、管：新型治理单位的出现
随着治理机制与人员的军事化，晚唐五代城、乡涌现出一系列新型治理单位。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作为藩镇派驻机构的“镇”，其长官称镇将、镇使、镇遏使等，例以兵马使、押衙等军将充任其职。镇的层级约当于县，在其他层级，还有若干新型区划与管理单位。此外，晚唐部分治所城市中还出现了“厢”一级区划，并为后来宋代所继承。从诞生之日起，厢的管理体制便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其管理者一般为厢虞候，又作“厢吏”，其下又有“厢子巡”等吏员，他们应统属于使府的都虞候，都属于军吏（节级、所由）的范畴。
与镇、厢密切相关的是“界”。五代时期“界”已经成为一种基层治理单位。在晚唐，作为治理单位的“界”也已见雏形，如有一类基层吏职被称为“界吏”，有时也称“地界所由”。这里“地界所由”应即“界吏”，他负责盘查过往行客等事务，应属于城厢系统。以上是城中的“界”。除此之外，还想附带讨论一种设于城外、与藩镇游弈系统相关的“界”。游弈将（使）以州县边界地带为辖区，身份都是军将，自然属于节级、所由。这类游弈军将源自唐前期的边军镇戍系统。中唐以降，游弈系统既是一种军事建制，也被引入基层治理。这体现为，藩镇在辖下州县派驻游弈将。另外，诸县游弈将之上又有使府都游弈将，这与厢虞候统属于使府都虞候，应基于同样的组织原理。总之，游弈辖界与厢、镇在组织、分布形态上颇有相似之处。不过，游弈将辖“界”多分布于道、州、县等政区的交界地带，属于国家控御力相对薄弱的隙地，这与设于城市之中的“界”存在明显差异。
“管”也是北宋初年正式设置的一种基层区划。从地域来看，“管”在各地州县中均有设置，可见已在相当程度上推广。从层级来看，作为一级区划，“管”大多居于乡之下、村之上，可能由自然村整合、归并而成。囿于史料，唐代管的具体形态还不甚清晰，但准以镇、厢、界的军事化特征，管也应存在类似情形。
综上所考，晚唐五代的藩镇体制下，普遍以军吏负责追捕盗贼、刑讯诉讼、赋役征发等事务，部分取代了里正、村正、坊正的职能。与之相应，晚唐五代在城乡陆续设置了镇、厢、界、管等基层区划与治理单位。相比唐前期规整划一、层级分明的的乡里制度，上述治理单位虽都统属于使府，但彼此间并没有清晰的科层关系，具体配置情况可能也存在地域差异，呈现出明显的过渡色彩。然而从国家资源汲取的角度来看，作为管理者的军吏直属于使府，相关指令、信息的上传下达可以绕开县甚至州级政府，因此这一垂直的军事化治理体系又是空前高效的。日僧圆仁入唐巡礼途中的亲身见闻，则从微观层面提供了晚唐军吏及基层事务运作的珍贵史料。
三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见晚唐基层治理形态
军吏与地方社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首先还是以敦煌地区为例。石窟题记中，这类带军将职衔的乡村胥吏大多应出身敦煌本地大族与富户。因占据了实权性基层吏职，这类土豪往往能为自身家族谋取更大的现实经济利益。总之，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军吏家族拥有了更多扩大产业经营、提升家族影响力的途径。
可以看到，藩镇在选任基层军吏时，往往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将固有地方精英吸纳进入体制，赋予其军将身份，进而以此为媒介，将国家权力有效渗透到基层社会内部。作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军吏为官府催逼赋税，横行乡里，时人有言，“所由入乡村，是为政之大弊，一吏到门，百家纳货”，他们扮演的角色无异于赋税包租人。
文章摘自《史林》2022年第4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