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检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清廷定鼎中原后，面临着重建道统、诠释王朝合法性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尊崇理学成为清朝统治者既不失其政治特权，又融入汉族文化的文治策略。本文聚焦的问题是，顺康年间清廷如何汲取民间学术，从泛泛崇儒转向独尊理学，进而实现治道合统，并且呈现朝野理学的多维歧异。
从朝野学术关系来观察，清初民间理学大体呈现江南、中州和关中三个中心。此外，民间著名理学家还有山西范鄗鼎、党成等。这些学者散布南北，遁迹民间，拓展了清初理学复兴的基础。从顺治到康熙初年，民间理学家讲求朱子的“居敬穷理”，而疏离陆、王的主静说；注重躬行实践，关怀人伦日用。康熙中叶以后，清廷已注意到民间理学趋向，却不能如愿征诏绝大多数在野学者。尽管如此，朝野间的学术交流并未隔绝，而其重要媒介是理学官僚。
一、理学官僚与民间学者
近年来学术界对清初理学官僚及庙堂儒学不乏论述。笔者认为值得进一步探析的是，他们大多曾交游、从学于民间，从不同途径将民间理学传衍于清廷内外，成为朝野学术交流的媒介。就其地位和对清廷的影响而言，其中大致可分两类：
一是魏裔介、魏象枢、熊赐履、陈廷敬、汤斌、张烈、郝浴等久值内廷或出任地方大员者，在官民交往中直接将民间理学带到了清廷，影响其儒学走向。
魏裔介在顺治初年转向宋学实与民间理学不无关系。曾入仕明、清两朝而于顺治十年即归田的孙承泽，是学术上由王返朱的代表人物。他推崇高攀龙之学，尊朱辟王，著《考正晚年定论》。时人认为，魏裔介“其端皆自（孙）先生发之”。魏裔介则谓孙承泽治学，“其得忠宪高公之统者也”。这表明其重视孙承泽的缘由。魏裔介认为，顾宪成不仅气节高尚，而且“理学足以发圣贤之蕴”。他将顾宪成、高攀龙纳入上接程、朱的道统，而将王阳明排除在外。魏氏重视东林学脉，却不愿以“东林”为帜，显示了理学官僚的谨慎立身。
与此同时，魏裔介与孙奇逢“千里神交”二十多年，“数以笔札往来论议”。康熙初年，他撰《圣学知统录》及《圣学知统翼录》等书，旨在倡导程、朱理学。魏氏力避党社之嫌，却推崇顾宪成、孙奇逢等人治学，实际上推动了理学复兴。
魏象枢为魏裔介同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学宗程、朱，被陈廷敬誉为“接宋儒之传者”。他不像魏裔介那样表明对顾宪成、高攀龙的崇拜之情，却维护东林书院的学脉和讲学传统，认为所谓“理学以东林为鉴”的流言，将“遗臭万年”。他提出“应酬无非学问”，故注重交游的学术蕴含。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官至尚书、大学士的熊赐履早年学源直承东林书院。明末高世泰曾任湖广按察使司佥事、提督学政。熊赐履之父熊祚延、叔父熊祚永曾入濂溪书院受业，为高氏入室弟子。熊赐履早年也随高世泰研习理学，又与执教东林书院的钱肃润等交游。熊赐履认同民间理学家讲学明道，即使身居要职后，仍致书皖南学者施璜：“紫阳一线，赖山中人于著述间留之，幸甚！”这里表达了对民间理学家的期望。
少无师承的汤斌早年泛览诸家，后经“反复审择，知程、朱为吾儒之正宗”。其治学转变得益于顺康之际从学于孙奇逢。汤斌赞同发扬东林理学传统，而主张摒弃党争习气，代表了理学官僚的基本主张。
二是耿介、陆陇其、窦克勤、冉觐祖、张贞生、张沐等人虽然出仕，但长期致力于讲学、著述，既在下层士人中传播理学，又与理学名臣频繁交往，对清廷理学主要产生了间接影响。有的也受到康熙帝注意，而声誉显著者莫过于耿介、陆陇其。
耿介为汤斌同年进士，丁母忧期间曾问学于孙奇逢，多有书札往来。学术上专宗程、朱，阐述“天理”、“主敬”说。耿介倡导、主持修复了嵩阳书院，长期在此讲学，与汤斌、窦克勤、张沐、李来章、冉觐祖等理学家书札往来，成为顺康之际在中州传播理学的重要人物。
康熙九年进士陆陇其久任知县，早年治学徘徊于朱、王之间，中年以后恪守朱子之学。之所以如此，一定程度缘于民间理学家吕留良的启发。陆陇其笃信朱子学，否定王阳明“主静”、“良知”说，甚至不满黄宗羲、孙奇逢兼容王学。陆陇其讲求朱子的“居敬穷理”和躬行实践，阐扬其道统观念，与民间理学家应谦、吕留良及范鄗鼎等人切磋学术。
综上，顺康之际，理学官僚与民间学者交往密切，虽然不会将遗民意识带到朝廷，甚至对民间学者的党社风气有所忌讳，但在独尊程朱的取向、践履理学的途径、彰明道统等方面，曾受民间启发。他们得益于与东林书院学者、孙奇逢、李颙、吕留良、范鄗鼎等人的学术交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尊朱辟王的理学。他们自顺治年间就反复疏请开经筵、刻经书，推动清廷建立了以程、朱为根本的庙堂理学。
二、朝野理学的践履
清廷在儒化过程中汲取了民间理学，而独尊程、朱的思想是其中的主题。康熙嗜好理学很大程度上缘于理学朝臣如魏裔介、熊赐履的诱导和推动。值得注意的是清初四十年间，民间理学的迅速复兴引导了一些官员的学术取向，而那些理学官僚又直接影响着康熙帝。汤斌评魏象枢与康熙帝的关系：“君臣相信无间，三代以后不多见也。”这当然不是个案，魏、熊、李都先后影响了庙堂儒学。此外，魏象枢、陈廷敬、张英、张伯行、陆陇其等内外朝臣也从不同渠道影响了康熙朝儒学。
顺康之际，清廷的祭孔修庙大体还只是泛泛地崇儒重道，康熙中期以后的科举和刻书则已表明了独尊程、朱的取向。至五十一年，清廷升朱子配享孔庙于大成殿十哲之次，表明由泛泛“崇儒”到“重道”的礼制化。
庙堂理学既汲取了民间理学，而二者又呈现微妙差异。“先儒论学之旨，一曰主敬，二曰穷理，三曰践行。此三者，为学入德之方，亦即尊主庇民之道。”这是康熙朝君臣对程、朱理学的认知，与民间学者并无大异。
清初民间理学家均认同或阐述朱子的“居敬穷理”，尤其重视践履，讲求“主敬”、“躬行”之学。康熙朝君臣也讲求躬行实践，而与民间学者践履理学的途径有同有异。事实上，躬行的学品逐渐主导了康熙帝的价值观念。从学于孙奇逢的耿介、汤斌均注重躬行实践，也因此受康熙帝肯定。
“躬行实践”说有时不免兼采朱、王之学，“居敬穷理”则完全体现了程、朱一脉的特征，也是清初朝野理学家的基本主张。魏裔介、熊赐履、陆陇其等官员均一再阐释其旨。综观之，理学官僚所谓“居敬穷理”，既涉及内圣修养和人伦日用，又较之民间理学家而关注了治道或外王。
康熙帝不像朝野理学家那样关注“穷理”主题，但常谈“主敬存诚”。总的来看，其理解、阐释“主敬存诚”的重心在于治道。康熙帝注重将“主敬”运用于政事，认识到“其政简者其治隆，其政繁者其治替”。值得注意的是，熊赐履、陆陇其等人都讲“主敬存诚”，为官“正心诚意”，谨言慎行，但康熙帝的“存诚”观念更强调忠于朝廷。他以“无私”、“忠诚”来诠释“主敬存诚”，与民间学者侧重于内圣功夫讲“居敬穷理”而呈现鲜明的思想歧异。显然，庙堂理学在认同、汲取民间理学时，对“躬行实践”、“主敬存诚”等主题进行了重释，使之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三、朝野道统观的歧异
“闻道”是儒家的根本理念。宋儒潜研性理，号称道学，主题之一是建构、彰明道统。
要言之，道统是儒家建构的思想系谱，被纳入道统者存在思想传承，却又是论者表达思想的途径。对统治者而言，道统说既是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也是可资治平的文治资源。顺康时期，清廷一直着意建构“继道统而新治统”形象，其道统、治统的关系亦不无变化。康熙帝之于道统，经历了从尊重到垄断的转变，个中缘由颇堪玩味，且一定程度上与士大夫的政治角色分不开。
宋、明时期，一些学者既彰显了中原文化的正统性，又注意到治统与道统之别。当明清鼎革、华夏文化续绝存亡之际，民间学者彰显了道统的独立性。为了以学传道，他们热衷于编撰道学史或学统史。因学术倾向不同，民间学者的道统系谱多有出入，或独尊程、朱，或兼容陆、王，但重视孔子以降的传道圣贤，而未偏重尧、舜、禹、汤等兼作君师者，因之彰显了道统的独立性、民间性和包容性。
后世关于儒家道统内涵的诠释重心不尽相同。宋儒主要阐发了以性理为中心的内圣之学。清初民间理学家少谈外王之学，而注重道统的心性内涵。他们立基于内圣功夫，阐发从孔、孟到宋、明儒家的“仁”、“义”、“中庸”、“天理”等主题，丰富了心性之学。
清廷入主中原就以继承道统自居，也在制度上显示了尊孔读经，但直到康熙继位十多年以后，其道统形象才逐渐建立起来，而这又与理学官僚的作用分不开。这些沉浮仕途的士大夫，与遗民学者的民族气节高下相形，但有的仍肩负接续道统、传承文化的使命。与民间学者彰显道统的独立性、包容性有别，理学官僚的道统系谱大体尊程、朱而排陆、王，熊赐履、耿介等人都有阐明道统的著述。这种以程、朱理学为依据的道统系谱，表现出鲜明的排他性。
就道统内涵来看，理学官僚虽然也讲宋儒“天理”、“人欲”等论题，但对其理、气、心、性之学鲜有新解。他们更关切远古圣王的治平之策。与宋儒注重从内圣之学诠释“十六字心传”不同，他们强调以心法为治法，彰显了从尧、舜到文、武一类君师典范，侧重阐释帝王之学。不过，他们讲求治、道合统，强调治统原于道统，仍肯定了儒家道统的永恒价值。
受理学官僚影响，康熙帝重视道统说，认同宋儒的道统系谱。清廷与在野士大夫对道统内涵的不同诠释，折射出其儒学造诣和现实需要的差异。尽管如此，在鼎革之际，儒家道统观念也多少制约了清廷的文治走向，对于清朝统治者儒化和社会稳定，均有积极意义。
由上可知，康熙早年及熊赐履等人均打通治、道二统，而不是到李光地上疏之后才讲治道合统。康熙早年尚未显示以治御道的取向，但至康熙中期，清廷的文治武功已见成效后，其治道合统的重心不无变化。与民间学者彰显道统独立性和熊赐履所云“治本于道”不同，康熙帝明确将道统纳入治统。康熙后期，李光地、张伯行对于塑造康熙的理学思想已经意义不大，其作用主要体现在迎合君主，为治道合统推波助澜。至此，道统制约治统的作用变得微乎其微了。
康熙中期以后，清廷垄断了道统、道学的话语权。如果说康熙初年的崇儒重道多出于敬畏及信仰，那么，其中期以后大体视理学为帝王之术。故有的理学官僚自命为道统传人时，他便极为反感。顺康年间，朝野士大夫极力阐扬了道统，却在康熙中叶以后丧失了道统话语权。他们期望的“治本于道”，实则成为道附于治。
不仅如此，康熙深知儒学解释权对于维护道统的重要性，认为性理之学已由朱子讲明，后人注解均属私意妄为。随着理学的深度工具化，必然导致庙堂理学丧失了思想创造性，与民间学者及某些理学官僚的思想日趋歧异。
结 语
顺康时期，清廷汲取、融合了儒家文化。顺治及康熙朝前、中、后期的官方儒学呈现出阶段性衍变。如果说顺康之际清廷还只是作出崇儒姿态，那么，康熙中期以后则转重程、朱理学，彰明和掌握道统。庙堂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学理上缺少创新，与民间学者乃至一些朝臣的理学观念亦有差异。在乾纲独断的康、雍、乾诸帝那里，不仅“心法”不能包揽“治法”，即使所谓治道合统，也归宿于道统依附于治统。故清廷所谓尊程、朱，重道统，本质上主要是文治策略，而非学术信仰。清朝统治延续近300年，且一度国力强盛，这虽得益于恰当地处理了边疆、民族事务，而更关键的是注意到朝野士大夫的学术、思想趋向，适时调整了文治策略。而清末无法化解的亡国危机，恰恰也潜伏在清廷与朝野士大夫的关系之中。总之，清朝的盛衰或许不是“汉化说”所能完全解释的，但也不是“内亚视角”所能解释清楚的，具体地探析清廷如何处理与朝野士人的政治、文化关系，应当是深化研究的有益途径。
文章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