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小琪，广东培正学院人文学院。
【摘要】在1949－1979年中国作家的作品中，西方政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负面性被放大和强化：西方的政治是狭隘、虚伪的；西方的社会是混乱和充满矛盾的；西方的道德是自私、腐朽的。可以说，这一时期作家作品中的西方形象是依据历史经验和现实要求而构建的差异化的他者，熔铸了作为建构者的中国作家的历史记忆和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和情感倾向等多种因素。它既展现了中国作家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取代、驱离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理想与变革冲动，又强化了作为自我的中国与作为他者的西方的二元对立。
狭隘、虚伪的自由与民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既在硬实力方面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角逐，也在软实力方面对其他国家进行了轰炸式的政治意识形态输出。其中，自由和民主成为西方最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输出工具。极为吊诡的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一方面赋予个体以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又对个体行使自由权利的条件和能力的差别漠不关心。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能力、生存环境的差别确实是存在的。这种差别导致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占有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极大不平等。更为可怕的是，西方当政者不仅没有想方设法去努力消除这种因为能力、现实环境导致个体拥有自由的差别，反而以制度化形式将这种差别固化起来。
西方的自由既然是狭隘、残缺不全的，那么，西方的民主又怎么样呢？郭圣铭等认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上，西方的民主都存在着极大的问题。民主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所有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拥有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权利的实现往往由公民行使权利的能力所决定。但是，在西方国家，公民行使经济权利的能力差异导致了他们行使政治、社会权利能力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西方民主运行的前提极不可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民统治”转化为少数权力精英的统治，而占人民绝大多数比例的劳动阶级却成为被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可以通过一些它自认为‘适当的手续’剥夺人民的公民权”。许多“被投入监狱或处死的人都是由垄断资本家掌握下的法院完成其最后的‘法律手续’的”。
对立、对抗的社会关系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种族冲突和斗争的根源是什么呢？宣学经、纪隆等认为，是资本家为追逐利润最大化而导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资本家为了获取更高利润，总是想方设法借助机器等生产方式的变革来提高生产率。于是，在西方国家，一个极为怪诞的现象出现了：工人制造了机器，机器却成为工人的竞争者。资本家对机器的大量使用，一方面，分解和简化了一部分在职工人劳动过程的各种职能，使他们异化为了机器的附属品，造成他们劳动力的贬值；另一方面，也迫使一部分工人成为过剩人口，使他们陷于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由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西方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就越严重。巨大的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极少数资产阶级手中，而真正创造这些财富的无产阶级占有的社会财富却越来越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日趋加深。
那么，无产阶级如何才能由自发的反抗与斗争走向自觉意义上的反抗与斗争？谷埃等中国作家认为，无产阶级只有作为自为的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展开集体的反抗与斗争，这种反抗与斗争才可以被称为自觉意义上的反抗与斗争。在这里，反抗与斗争之所以能够从自发转向自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在于作为阶级的普遍意识的产生。
什么是无产阶级意识呢？马克思认为，阶级意识指涉“忠于同一阶级中的其他成员，阶级斗争中的团结，为实现本阶级可能更好的未来社会秩序而奉献等各种形式”。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影响，许多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成员一开始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反抗带有极大的随机性、偶然性和盲目性。这时候，无产阶级的先进成员就理应承担起对这些成员进行阶级意识宣传的责任。在袁水拍等中国作家的西方社会叙事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抗争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引起的，那么，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改变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结构，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就体现着一种历史进步的意义。“时代的浪潮早已洗去了西方国家人民的眼翳，他们再不是愚昧无知的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在法国、意大利、西德等国激烈展开。”
自私、腐朽的道德 在中国，政治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政治化都是“家国同构”文化体制的派生物。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礼记·大学》），就是说有德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无德的人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经过几千年风雨的浸润，这种道德观念已经沉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心里的最深处，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价值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种道德观念作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仍然对中国作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细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袁水拍等这一时期的中国作家无论是对西方政治的阐释、想象还是对西方社会的阐释、想象，都或明或暗地包含着道德认知和道德评判。极端自私，是袁水拍等中国作家述及西方人道德时让我们经常想到的一个词。在《访欧散记》中，当中国戏曲歌舞团的表演为英国剧院经理带来巨大收益时，这个经理就把中国戏曲歌舞团“当做了‘财神爷’”，对他们“恭维备至”；而当中国戏曲歌舞团为了抗议美国、英国出兵干涉中东国家内政而罢演的时候，这个经理便翻脸不认人，“竟然下令扣留了我们的行头箱”。对于极端利己主义者来说，为了更好地谋取私利，就一定要占有权力。但是，在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时，他们却拒绝承担义务。更进一步，他们甚至会像《昨天的战争》中拥有百万家财的被俘美军上校约翰逊那样违背自己的承诺。
在陈白尘、孟伟哉等中国作家的笔下，西方在道德领域除了存在着极端利己主义的问题以外，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性道德问题。无论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还是在中国当时的革命伦理中，性享乐都不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情。与之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建立在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基础之上的。而个人欲望上的极为贪婪和行为上的极端放纵，则是享乐主义者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在陈白尘、孟伟哉等中国作家看来，这恰恰说明了西方享乐主义者在道德上的低贱和堕落。
纵观1949—1979年中国作家对西方的想象，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的认识与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强势的西方霸权对于中国国家权力的冲击和挤压的回应，其目的是保护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但我们仍然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作家虽然发现了一些西方政治、社会、道德的问题，但在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他们将这些问题放大了。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作家来说，西方既是政治上的他者，也是社会、道德上的他者。在对西方“他者化”的叙述中，西方与中国在政治、社会、道德上形成了“中优西劣”的对比。这既合乎政府层面对于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需要，也契合中国普通民众以民族主义抵制西方霸权的要求。然而，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强调“西优中劣”，还是强调“中优西劣”，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的表现。只有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中解脱出来，才能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超越双方视域的局限性，达到较高的境界。
文章摘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