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佳，吉林大学文学院。
【摘要】元明易代后，元代实行的儒户制度与生员制度皆得以延续，但前者已经失去了圈定优免对象的功能，后者在明初扩大发展，成为基层儒士获得优免权的主要渠道。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蒙元时期将儒学视为一种宗教文化，明代则将儒学提升为官方独尊的政治文化，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流动模式。明代调整基层儒士管理制度，刺激生成了一个新兴的，且具有较大开放性的儒士特权阶层，从而使14世纪以降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蒙元时期基层儒士的优免 蒙元时期创设儒籍制度，起于窝阔台汗时期的戊戌选试。当时，耶律楚材劝导窝阔台任用儒臣，主张开展考选儒士的活动。蒙哥汗在位期间，听从月合乃建议，亦有考选儒士之举。忽必烈主政后，在高智耀的推动下，为儒户下发了公文作为免役的凭据。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最后一次在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儒户考选活动。
相对北方儒户的产生过程而言，蒙元在江南地区并未举行专门的考试，而是由民户自报家状，经由官府审验后确定。1237年，时在戊戌选试举行之先，窝阔台汗就颁布了《选试儒人免差》诏令，规定儒户享有免除部分徭役的权利，儒户除缴纳地税或商税外，其余徭役皆被免除。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颁布签军诏令，在这道诏令中特别说明免除儒户的军役。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政府确定了针对江南新附地区儒户的优免政策。总体来看，蒙元时期的儒户成为国家法定优免对象，且此种权利一直延续至元末。
在蒙元设立儒户，并赋予其优免权利的同时，也要求儒户履行“出丁入学”的户役。实际上，蒙元时期地方官学的人数，乃至是否实行生员优免制度，各地情况并非齐一。目前，可以从一些地方史志材料中检索出蒙元时期生员具有优免权的事例，如：至大二年（1309），襄阳路谷城县“择编氓子弟之俊秀者，蠲其庸调，使之就学”。因此而论，元代地方官可以因地制宜，颁布“复其家”，或者仅仅蠲免生员本身差役的差异化政令，这些政令明显带有临时而举的色彩。
元代儒籍制度在明代的变化 在元末明初战事尚未止息的情况下，朱元璋十分注意对前朝户籍的搜集。洪武三年（1370），“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在明初搜集元代户籍，随后制成户帖的过程中，元代儒籍制度得以传承。
有明一代确有儒户，但明代儒籍制度很快就出现了民籍化的趋向。正统以后，明政府户籍管理松动，儒籍民籍化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相对元代儒户而言，明代儒户的体量变化趋势如何呢？马志超在统计明代儒户数量时，采取与萧启庆近似的方法，以漳浦县等14个县的数据为依据，推算14个县儒户数与14个县总户数的比例为0．0505％，以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国总户数10684435户为准，则洪武二十四年全国约有5396户儒户。从萧启庆与马志超二人的推算结果来看，明初全国儒户数远低于元代全国儒户数。综合以上情况来看，其实很难就元明两代儒户数做出确切的说明，于此产生一个可能的推测是：就明初与元代儒户数最高的历史时段比较而言，儒户的规模趋于萎缩，而非扩大。
元代儒户最重要的权利，即享有优免权，那么明代儒户是否也延续了这一特权呢？在《明会典》等各种传世的明代官修典制文献中，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免除儒户徭役的记载，反而是儒户与民户一体当差的规定见于诸种官修地方志。还需要说明的是，相对元代儒户“出丁入学”的户役而言，明代对儒户并无户役规定。在明代，儒户之家是否出丁入学，已经不再成为政府管控的内容，这与元代的儒户制度存在明显差异。
综上所述，明代虽然继承了元代的儒籍制度，但笔者认为，明初相对元代儒户数量较多的历史时段而言，儒户数量趋于下降。明代虽然沿袭了元代儒籍这一户籍类别，但儒户的免役权与出丁入学的制度皆废而不行。这些转变说明，明代的儒户区别于其他户籍的独特性趋于萎缩，儒籍制度不再构成明代国家管理基层儒士的主流制度。
明代基层儒士优免制度的重建 朱元璋认为，学校制度废弛是蒙元时期的弊政之一。明朝在颁给民户户帖之前，就已经着手地方府、州、县学的重建，并随之确定了生员额数与优免事宜。嘉靖二十四年（1545），明朝重新制定《优免则例》，并颁行天下，规定“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相对于明初生员优免制度而言，嘉靖二十四年后，不仅优免“二丁”，亦优免“粮二石”。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是，明代生员既包括国子生，也包括地方府、州、县学中的廪膳生、增广生与附学生。其中，国子生与廪膳生具有优免权无疑，至于增广生与附学生优免与否，则尚有待说明。
先看增广生的情况。洪武二十年（1387），“上以北方学校无名师，生徒废学，命吏部迁南方学官之有学行者教之。增广生员，不拘额数，复其家”。此为明代设置增广生员之始，并有“复其家”的明确诏令。相对于增广生而言，附学生的情况则复杂得多。成化四年（1468）五月，礼部官员建议：“革去附学生员”，兵科给事中陈鹤建议保留附学生员，但考虑免去此群体的优免权，陈鹤言：“今之入学者图优免其家差役，则不与优免可矣。”礼部官员认为既为生员，则应具有优免权，覆奏云：“生员不与优免差役，亦非旧制，俱难准行。”至此，礼部革去附学生员之议遂不了了之。因礼部官员与陈鹤所争之事为附学生员去留，以及附学生员是否应保留优免权的问题，由此推断，在成化初年，附学生员是免役的。
基层儒士优免政策与元明社会管理模式变迁 蒙元时期的基层儒士优免制度体系虽然含有儒户与生员两个维度，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儒户的优免权显然更有保障。相对蒙元而言，明代废除了儒户优免的制度，将给予生员优免权的规定写入国家典章，历朝传承。那么，缘何明代在基层儒士优免这一问题上，去户籍而取学校？
（一）政策差异：一种宗教信仰与主导性政治文化。南宋郑思肖云：“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其说或有夸张，但儒士在元代社会中的位势近于僧道，甚或落后僧道，其实是没有疑问的。相对而言，明代以儒学立国，明代优免基层儒士背后的诉求显然与蒙元时期存在重大差异，不在于优待“告天祝寿者”，而在于培育与储备人才。（二）社会管理模式变迁：从存留儒士群体到培育儒士阶层。相对元代而言，明代废除了儒户的优免资格，生员身份成为绝大多数基层儒士获得优免权的必要条件。至明中期以降，生员入学考试已经发展为县试、府试与道（院）试三级制度，一般社会成员成为生员的渠道稳定。总体来看，明代形成了一个针对基层儒士获得优免权的制度化途径。还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学校与科举关系密切，《明史》云：“科举必由学校。”此说固然偏于绝对，但也确实反映出对大多数明朝人而言，成为生员是参加科举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元代的儒籍制度与生员制度在入明后皆得以延续，但前者已经失去了圈定优免对象的功能，后者在明初扩大发展，成为基层儒士获得优免权的主要方式。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蒙元时期将儒学视为一种类型的宗教文化，明代则将儒学提升为官方独尊的政治文化，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流动模式。总体来看，元明易代视野下国家管理基层儒士的制度变更，是明代官方政治文化儒学化的现实投射，刺激生成了一个新兴的，且具有较大开放性的儒士特权阶层，从而使14世纪以降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文章摘自《史学集刊》2022年第6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