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桓占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周礼作为西周制度化的理论成果，应与周初统治者化解现实危机，解决社会矛盾，建构宗教政治认同的执政实践有关。西周立国之初，由于武王杀伐过度，引发了殷遗民的对立与反叛，酿成了内外交困的“大艰”政治危机，使“作新民”成为周初最大的政治。周公营洛邑以移顽民、迁九鼎以祀上帝、称殷礼以升文王，成功建构了殷遗民对周王朝的宗教政治认同，周礼的宗教基础、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也在这个进程中得以形成。周礼虽然也因循了不少殷礼的礼仪形式和准则规则，但本质而言，周初政治实践才是周礼的真正来源。
一、周初的暴力杀伐与政治危机
在传统认识中，周人立国之初，充分吸取了殷亡的历史教训，敬德保民，制礼作乐，似乎从未有过失策之举。实际上，武王克殷前后开展的系列军事、祭祀行动，过于依重暴力杀伐，激起殷遗民这个社会主体力量的对立与反叛，引发了周初的政治危机。
武王战前誓命，历数纣王之恶，宣称要恭行天罚，为殷人伸张正义。其随后实施的一系列暴力杀伐，却与先前的政治宣言大相径庭。
周初过度崇尚暴力，至少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社会局势持续动荡，二是给周王朝确立政治认同带来极大困难。殷遗民怀着深仇大恨，不可能轻易接受周人的统治；周本身又是“小邦”，综合实力要落后于殷人，故殷人人心不服，甚至还试图“反鄙周邦”。周人也采取了一些赦罪、尊贤、赈灾等笼络人心的手段，不过收效甚微，故武王死后不久，以王子武庚禄父为首的殷遗民就发动了武装叛乱。可见，周初的政治暴力不但没有威服殷人，反而引发了大规模反抗，使周人难以在殷遗民中确立政治认同。正是这些惨痛教训，构成了现实的“周鉴”。周公充分吸取“周鉴”，采取系列措施“作新民”，把教化改造殷遗民当作政治的头等大事来抓。
二、周公的“作新民”运动
周公“作新民”的主要目的，是要让那些所谓的“殷顽民”接受并认同周人的政治统治。周公与殷人长期打交道，自当了解“殷人尊神”、敬畏上帝的文化精神。如果让殷顽民认可文王“在帝左右”的神圣地位，就能够在确立新宗教认同的基础上，确立殷顽民对西周王权的政治认同。周公“作新民”，选择的就是这样一条“政治宗教化”路径。第一，营洛邑以移顽民。在周初数代统治者心目中，营建洛邑始终是一件大事。武王政治之失的补救，殷遗民对西周宗教政治认同的形成，“周人尊礼”观念的确立，都与洛邑关系密切。与政治军事功能相比较而言，洛邑的宗教功能更加突出。洛邑的建成，似出周公之手。武王只是谋划了洛邑的理想选址，并对周公做了政治交待，他自己并没有真正启动工程建设。被强制迁至洛邑的殷遗民，西周统治者专称其为“殷顽民”。所谓“殷顽民”，盖为不服从周人统治，并有实力伺机武装反抗，影响政治稳定的殷商强宗大族。
邶、庸之殷民无视周初统治者的严厉警告，试图“反鄙周邦”，自然被视为 “殷顽民”。周公平叛后，这些居于邶、庸的强宗大族成为重点“关照”对象。周人采取了空前严厉的措施，将其迁居洛邑，置于军事监管之下。需要指出的是，殷顽民的阶层也是有差别的。故移居洛邑的殷顽民，是要连根拔起的，实际上包括了宗族上、中、下各级各类族众。这样庞大的宗族群体，应兼有士、农、工、商不同的身份。可是，这些迁居洛邑的殷顽民群体，不但对周人怀有仇恨心理，而且管理难度很大。周人多种手段并举，试图从根本上移风易俗，改变殷人的固有观念。当然，威逼也是常事。以上手段，难以从根本上消泯殷顽民的敌对心理，要使其心甘情愿归附周人，还得从改造他们的宗教观念入手。
第二，迁九鼎以祀上帝。在东周时期的周王室及诸侯心目中，九鼎象征着天命王权，是无比神圣的国之重器。不过，在殷周之际，周人克殷后对九鼎去向的安排，却显示出九鼎在周人心目中并不那么神圣，与东周以降九鼎象征天命神权的观念反差较大。周人迁九鼎于洛，可能有三方面的考量：其一，洛邑驻有“成周八师”。 其二，九鼎主要功能之一，是用以祭祀上帝。其三，周人迁九鼎于洛，绝不只是一种怀柔“殷顽民”的手段，其终极目标是要改造“殷顽民”的宗教观念。周人深知，殷人全体族众都对上帝的旨意俯首帖耳，只要使文王取得上帝新代理人的名义，确立起“在帝左右”的神圣地位，就相当于抓住了殷人的“软肋”，就能从心理上彻底征服他们，使其认同周人政治统治的神圣性与合法性。
第三，称殷礼以升文王。武王登基之初，马上就启动了新的造神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是宣称文王受到上帝青睐，成为在上帝左右的神灵。周人通过系列祭礼确立和强化这种观念，为改造殷顽民、巩固西周王权提供宗教支撑。在殷人心目中，上帝只与商王保持单线联系。他们不会轻易相信，上帝会抛弃他们的先哲王，而选择了异族的文王。这一方面使周人政治统治神圣性的确立困难重重，加剧了武王的担忧；另一方面，也促使武王采取措施，尽快确立文王“在帝左右”的神圣地位。周人只有占据了中央神圣之地，才能发布神圣时间，以所谓“时令”指导天下的农业生产，并以时间的齐一确保政令的贯彻。这是任何一个王朝形成实际统治的必备前提。当然，“依天室”的宗教功能更加突出。
武王毕竟仓促行事，故这次祭祀活动的效果，不一定马上显现出来。“天命”已离殷人而去的事实，也不一定为殷人所接受。从武王甫一去世，殷人就发动了武装叛乱这个事实看，武王“祀于天室”的祭祀仪式，其宣言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周人真正确立文王“在帝左右”的神圣地位，还经过了周公数年的艰苦经营，洛邑的殷顽民才逐渐接受了天命已经轮转给周人的无奈现实，基本上服从了周人的政治统治。周公摄政七年，周王室在洛邑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只是，武王那次是仓促宣告，成王则做了三方面的充分准备：一是建设宗庙，二是安置九鼎，三是任用殷士。以上三个方面，都为成王的祭祀大典提供了充分保障。从此以后，成王才真正“灵承帝事”“厥有成命治民”。
周公主导的“作新民”运动，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不但巩固了文王“在帝左右”的神圣地位，基本实现了殷顽民的群体性归化，确立了成王上帝“元子”的身份；而且也为周礼的创制奠定了坚实的宗教基础，提供了丰富的制度依据。
三、周初政治实践对周礼的影响
周礼作为周公的思想成果，自然建基于周初的政治实践。周公摄行政当国的前六年时间，新问题、新矛盾交织，甚至还充满了各种凶险。周公之所以在周礼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盖因周公经历的一切困难与危机，解决的一切矛盾与问题，都使他深刻体会到“小民难保”，都会促使他立足于周初政治现实，创设有实效的制度，以“作新民”，以“祈天永命”，以安定周邦。周礼也正滥觞于这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之中。客观而言，周礼就是周初统治者在总结政治之失，努力解决遇到的复杂矛盾和现实问题，主要基于“周鉴”——周人自身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在鲜活的政治实践中生成的。
周公“作新民”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各项制度规则，不同程度地保存在《周礼》文本之中。周公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改造殷人固有的宗教观念，构建殷人对西周王权的宗教政治认同；也就在这个政治实践进程中，周礼的宗教基础得以奠定，周礼的文化精神得以铸就，周礼的价值取向得以形成，《周礼》的一些重要制度规范也得以创设，成为维系周文化共同体的煌煌巨网。
西周的崛起，与周人注重文德的政治传统有很大关系。周人开始发展壮大，依靠的就是敬德保民，注重给民众带来切实利益。古公亶父及文王继承了先祖积德行义的优良传统，使得天下士民乐意归附。周人逐渐积累了不凡实力，牧野之战一举灭亡了殷商。西周立国之初，缺乏统治一个庞大王朝的政治经验，武王“以暴易暴”，过度杀伐，一度背离了周人重文德的政治传统，以至酿成“大艰”的政治危机。不仅殷人试图“反鄙周邦”，就连王室内部也出现了不团结征兆，几乎把到手的王权丢掉，实可谓之“周鉴”。周公在充分汲取“周鉴”的基础上，营洛邑以移顽民，迁九鼎以祀上帝，称殷礼以升文王，形成了周礼之所以为“周”礼的本质特征，选定了以文德为主的政治路径。不能否认，周人也继承了不少殷商文明的优势成果，周礼体系中也纳入了殷礼的礼仪形式和准则规则，但殷礼本质上是殷商王朝政治实践的结晶，周初政治实践才是周礼的真正来源。周礼源自周初政治实践的历史结论，也再次证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原理解读历史的强大方法论效应。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原文约2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