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爱民，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摘要】海昏侯墓中的“大刘记印”龟钮制形玉印合乎刘贺的王子侯身份，印章有官方的性质，却又不见于已知的官印制度系统，显然属于君统之外的贵族宗法系统印章。“大刘记印”玉印指向性明确，表示海昏侯国始封君的宗法身份。“大刘”之“刘”，与汉家属籍中的“诸刘”相关，为皇家枝庶之族；“大刘”之“大”，源自刘贺始封海昏侯国“太祖”之号。“大刘”为“诸刘”宗属中始祖的标识，其与刘贺的海昏侯始封君爵号紧密联系。
一、刘贺与宗室属籍中的“诸刘”身份
“刘贺”玉印为螭钮（幼螭形），等级规格高于“大刘记印”玉印的龟钮。“刘贺”印应为年幼的刘贺袭封昌邑王之后所制作，而“大刘记印”印的制作时间则不会早于刘贺受封海昏侯的元康三年三月。海昏侯墓中的“刘贺”印是私人印，“海”字印与所封“海昏侯国”有关，“大刘记印”是宗法上诸刘宗支的“太祖”之印，无字印则寓意始祖后裔子孙千万的吉祥之印，与“大刘记印”印相呼应。四方印玺是对刘贺多重身份的完整表述。古代帝王诸侯生称号，死称谥，早期“号”与“谥”差别意义不大。对于海昏侯始封君来说，生称“大刘（太刘）”，是“祖刘”的表述，死后立庙则称“大祖（太祖）”，“大刘”与“大祖”意义一致。“大刘记印”既是生时所用印，为诸刘王子侯始封君主的宗主之印，则“大刘”亦是持印者生时的尊号。海昏侯刘贺生称“大刘”，合乎规制，并没有刘贺个人的意愿掺杂其中，海昏侯墓中还出土过一枚“大刘一斤”铜环权，也可佐证。海昏侯墓北藏椁乐器库出土一带有“昌邑”年号铭文的青铜斗形灯，“昌邑”既是诸侯王的纪年，也是王爵的尊号，据此可知斗形灯是刘髆或刘贺初为昌邑王时所做。另外北藏椁还出土有封印五铢钱的木制封匣，封匣的封泥和墨书上分别有“昌邑令印”“海昏侯家”字样，表明这些钱币为昌邑王和海昏侯不同时封存的私产。刘贺为海昏侯时所制铜环权，本应有“海昏”铭文，但铜环权铭刻“大刘一斤”，表明“大刘”与“海昏侯”的尊号意义相同。
二、刘贺与宗室属籍中的“诸刘”身份
始封君有不同的等级，则始祖庙的“太祖”也有不同等级。汉元帝庙制改革前，郡国诸侯既有“汉太祖”的高祖庙，也有郡国诸侯自身“太祖”的始祖庙。海昏侯国亦当如之。“太子”也一样，既有天子之“太子”，也有臣邦君长的“太子”以及作为爵后的“后子”。同理，“大刘”尊号并非只有刘贺可独称，与刘贺身份相同的诸刘诸侯王、王子侯的始封之君，也应可生称“大刘”。
三、“大刘记印”“泰子”印及无字印的推论
“大刘记印”不单属名姓印章问题，也为印主宗法身份的标识，是秦汉时代宗法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大刘记印”玉印的发现在宗法用印制度的研究上极为珍贵，它和此前出土的赵眛“泰子”印以及秦代“宗正”封泥、汉景帝阳陵出土的“宗正之印”银印，构成秦汉时期较为完整的宗法用印制度。“大刘记印”是诸刘贵族始封之君的“太祖”之印，“泰子”印是继体之君的宗子之玺，都属宗统系统的宗主印玺；而“宗正”印则属于君统之下官僚系统中的官印，是从宗统中分离出来的族权，代表君权对宗室诸刘宗族事务施行管理，三者印玺是秦汉时期族权印记的表征。
四、刘贺、赵眛印玺比较与秦汉宗法之印
宗族最初本是贵族阶层的血缘组织，宗法之礼也是贵族之礼，自春秋以来礼崩乐坏，宗法下移，社会上僭礼越制现象突出。原本属于贵族宗族的封君、宗派、祭祖、祠堂、谱牒、收族的活动，逐渐为庶民阶层所践行，宗法制度经历了从衰落到恢复的过程。贵族的世系谱系，有官方谱牒“属籍”的登载，民间则有宗籍“入宗”的记录。坟冢、祠堂都是宗法制度重要内容，在等爵制下，民众也有受爵和爵后、后子承爵问题，除了规模和用品上的越制外，祠堂祭祀在始祖的设立上亦会有僭越，汉代民间出现“大（巨）＋姓氏”“大＋姓氏＋千万”一类的印章，也应是对“诸刘”贵族始封“太祖”宗法之印的“上僭”现象。
摘自《南开学报》2023年第1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