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子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晚明言路失序始于对张居正的清算，新进言官的崛起动摇了既有的权力与名分秩序，造成新旧对立与公论解体。以出位之禁为起点，明代言路政策屡次调整，士大夫亦提出重塑言路秩序的诸多方案。东林视公论为天理之公的外在发用，以道德的正当性作为政治活动合法性的基础；亦有士大夫主张讲求职掌、别白虚实，通过制度裁衡公论。但前者缺乏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后者需仰赖运转有效的行政机制，在万历天启年间无从实现，遂形成公论纷纭、言路为政的局面。崇祯年间限制言路风闻，旨在以实行消弭浮言、淡化派系之争对言路的影响，虽未彻底解决言路失序问题，却为清初言路政策的形成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对公论的再界定以及对言路制度约束的强化，两者相互关联，构成了晚明言路秩序再造的核心议题。
一、言路新进的崛起与名分秩序的动摇
在明人看来，言路失序大致始于万历十年（1582年）。万历十年十二月至十一年九月，神宗陆续完成对张居正及其依附者的清算，科道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早发难的御史江东之、李植、羊可立均获越次拔擢，与之同时，因夺情案被杖逐的吴中行、赵用贤等纷纷复出。李植与江、羊本系会试同年，又引吴中行等为重。
时人指出“居正之论定，而国是定矣”，但削夺与籍没并不意味着“论定”，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张居正余党与政策遗产。继为首辅的张四维素不满于“年来任法太过”，但亦主张不可“有意于宽”。次辅申时行觊觎首辅之位，且与张四维在处理张居正余党的问题上意见相左。首辅、次辅之争不仅是权力之争，亦是新政的路线之争。江东之、李植会试出张四维门下，明人疑其先后参劾冯保均出自张四维授意，而据王世贞所记，后者的消息又来自于中官。此恐非委巷之谈，江、李出疏后获得科道官的广泛响应，说明此举应获得内阁的默许，契合神宗之意。如果说此时只是首辅暗承帝命，那么至万历十二年丁此吕案时，神宗利用言路以制衡臣僚的策略已显露无遗。
时人已注意到新进言官得到神宗幕后支持。李植等人于十二年七月越次迁擢，阁臣搪塞不欲拟旨，神宗绕过内阁，径谕吏部，用意显然。可以说，这场争端是李植等人在神宗的默许下制造的，神宗基于对申时行内阁及其调和政策的疑虑，利用言路新进“风示廷臣”，打击旧臣权威，避免阁部结纳。正因这一关系，李植等虽出身科道，但并不能代表科道系统的意见，羊可立与科道官的对立足以说明此点，言路新进群体与阁部的矛盾，也不能由内阁与言路对立的角度考察。
万历十三年八月，李植、江东之、羊可立筹划逐去申时行，事泄左迁，言路新进群体逐渐式微。这一群体活跃时间虽短，却造成名分秩序的解体，直接开启了晚明言路风气的转变。质言之，名分秩序一经打破，低品阶的官员纠劾阁部大臣，不仅所受到的阻力减少，甚至可以得到内廷的默许，以下凌上因之成为可能。新进与老成、新进之中别分新旧的身份分野形成后，新进者便借纠劾老成以博名，更加深了小臣与大臣之间的张力，也影响了万历十年以降言路的活动。
风气之变反映出权力关系的变动。神宗利用言路新进消解张居正遗留的阁部人事布局，实质上是通过非制度的手段，调动制度化的力量来挑战既有的政治伦理与制度规范，不仅使暗承帝命的李植等人得以突破科层限制，也使包括科道体系在内的言路逐渐失去约束。李植被贬的同月，副都御史张岳便提出申严出位之禁的建议。十四年三月，出位之禁正式出台，科道之外官员进言的渠道被严格限制。言路秩序的重建固然有赖于制度，但其前提是辨明何为公论，这也使晚明的言路之争不仅仅限于政治问题。
二、重审“公论”的界域
万历前中期至天启年间言路总体上呈现出众声喧哗、各有宗主的局面，“体统陵迟，是非倒置”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如以狭义的言路而论，时人对科道有“台省太轻”与“言路骄蹇”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两者看似矛盾，实同出一源。一方面，神宗在万历二十年以降日益丧失对科道的信任，奏疏留中不问，科道缺员不补。另一方面，制度废弛、约束减弱反为科道提供了更多空间，造成万历中后期议论蜂起。质言之，神宗隐退内廷、对言路争讼不置可否，不仅造成朝局缺乏共识，亦使言路缺乏裁衡是非的最高权威。正是在此语境下，“公论”的界定日益迫切。
在晚近的明代思想史研究中，“公论”可谓最受关注的概念之一，甚至被赋予种种近代性的色彩。立场各异的士大夫采用同一话语模式，普遍自视为“清议之臣”，指责政敌“浊乱清议”，各派系均以公论自我标榜，却指向不同版本的公论叙述。事实上，“公论”在晚明政局中是一个含义模糊、解释多歧的语汇，对公论解释权的竞争某种程度上构成言路之争的一条主线。
“公”在儒家政治伦理中本具有道德意义，因此公论未必是“众论”。公论既由君子主持，故不应激于气节，而是依循道德规范，这一规范即是天理，在个体道德实践上体现为“性”。质言之，以性为矩、以矩统心，进而权衡于理，贯通内在道德秩序与外在政治名分秩序，此即“濂洛关闽之清议”的内在逻辑。
道德化的公论在现实政治中却面临两方面的挑战。第一，有德者如不在其位，能否因道德上的优势而主持公论，进而对朝政施加影响？甚至在理学士大夫群体中，道德化的公论也不完全具有说服力。第二，即便在野者有资格主持公论，但仍缺少被制度认可的表达机制。换言之，无论道德化公论如何符合天理之公，多数情况下仍需通过讲学、刻书、尺牍等制度之外“私”的渠道表达。
质言之，公论的评断系于虚实与是非，而这又有赖于制度的勘验。以制度权衡公论，需以运转有效的行政体系为基础，更需以皇帝躬亲政事为前提。王锡爵已明确指出此点。事实上即是以皇权裁衡公论，然而这在皇帝隐退、制度废弛的万历年间，无疑是难以实现的。
万历前期以来，言路纷争的一条潜在线索即是围绕公论解释权的竞争，士大夫试图围绕公论形成共识、建立裁衡公论的权威，以约束日益嚣竞的言路，进而重建言路秩序。但道德化公论无法化解内在的合法性危机，仰赖制度又缺少强势皇权的支持，均收效甚微。对于派系立场各异的士大夫而言，何为公论仍是言人人殊的问题。
三、持中与据实：崇祯朝的言路政策
天启年间东林利用三案弹压异己以及阉党对东林的清洗，多由科道官借公论之名而发，这为言路秩序带来两方面的冲击：第一，言路难以摆脱派系政治的阴影，此在科道尤然，科道官乃至都察院堂官的任用均具有明显的派系色彩。二是风闻泛滥，私揭等原不为朝廷采信的非常规渠道逐渐成为言路的消息来源与攻讦政敌的口实；而科道也可借风闻之名以规避风险，反而加剧了朝议扰攘。如何淡化朋党色彩，避虚就实，是崇祯朝重塑言路秩序亟待回应的问题。
从明代的政治传统看来，历朝对风闻言事的态度均较暧昧，大抵在维系言路秩序与言路相对开通间寻求折中。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思宗一反旧制，宣布严禁风闻言事。此举早有端倪。可以说，从天启七年（1627年）年末至崇祯元年九月，思宗延续此前以言路作为派系斗争先导的策略，有意作出倚重言路的姿态，利用科道清洗阉党，并无压制风闻的必要。
元年九月的政策转折，当有两点考量。表面来看，科道对阉党的举劾已告一段落，大量“附逆”官员遭到惩处。深层言之，则是意在避免重蹈特定派系垄断言路的覆辙，以淡化言路的派系色彩。在崇祯朝的政治语境下，虚实莫辨的风闻不免启人以党争之疑，据实与持中本为一体之两面，共同构成崇祯朝言路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思宗有意避免某一派系在言路话语权上形成绝对优势，通过均势化的任用以形成相互制衡的人事格局。
风闻之禁的出台引起科道官的反对。思宗虽于元年十月取消了对风闻者“按以反坐之条”的规定，但并未允许风闻言事。据实政策强调的是进言者言必有据、所进之言切实可行，与之相应，言者的身份不再受到明确的约束，万历前期的官守言责之辨已鲜见提及，“出位”也基本不再作为惩处言者的理由。言者身份的淡化，同样体现于科道官选任制度的变化。从出位之禁到万历末年的“政在台省”，科道与非科道的身份分野始终是影响言路秩序的重要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科道相对独立的迁转体系。
晚明言路嚣竞的根源，或可归结为共识缺失与规则解体，前者使“公论”纷纭而无从裁衡，后者造成言路在权力结构上缺乏有力约束。士大夫重建言路秩序的构想，均归本于以公论裁衡是非，然而对于何为公论，则言人人殊。公论由谁掌握、从何决定，构成了万历乃至天启年间言路纷争的基本议题。从晚明的政治实践来看，公论的界定不仅仅是学理或道德问题，更需置于制度框架与权力结构中思考。
整体来看，晚明的言路政策在万历至崇祯年间确实经历了由宽转严的过程。一方面，别白是非、讲求职掌，自上而下地为言路重建制度规范的主张，虽在万历天启年间因君臣暌隔、中官擅政而无从实现，但却与崇祯朝强调据实言事、淡化言者身份的言路政策具有内在的延续性。另一方面，由宽转严的前提是建立运转有效的行政体制。强势皇权在崇祯朝的出现，化解了万历以来主权不振的问题，在维系派系势力相对均平的同时，也能够强力弹压言路。质言之，依托制度规范、以实行消弭浮议最终成为言路秩序重建的可能路径，而在传统的政治结构下，这也必然走向权归于上。言路秩序的威权化趋向，与晚明清初思想界对于公议、君权等议题的批判性反思近乎截然异趣。后者虽被赋予近代性意义，但不具有普遍意义，亦不足以左右时局。晚明士大夫对言路问题的思考，大体上仍继承前代的治理思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略作补苴。他们关于公论、风闻等议题的讨论，虽鲜有所谓“思想性”，却更贴合士大夫对于明朝政治问题的思考。
在思宗操切之政的压力下，科道敷衍塞责、虚应故事，形成“散员以月谏，左右都以季谏”的不成文传统。思宗虽力图平衡派系，言路却未完全摆脱朋党政治的阴影，中立者不得不“以声气推”以求自保。不过，崇祯年间出现的实政化趋向事实上为清初解决言路乱局、重建言路秩序提供了直接资源。有学者注意到，清初包括风闻之禁在内的言路整饬措施，均以晚明为参照，并构建出晚明国事尽坏于言官的论述。言路隳坏国事的话语已见于晚明士大夫的议论，而清初约束言路的政策某种程度上是对晚明政治遗产的继承与发挥，这也是明清之际政治文化延续性之一端。
摘自《西南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