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思朋，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仲伟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摘要】清朝统一中国后，出现了和平稳定的局面及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人口数量得以迅速恢复并出现了快速增长，康熙时期中国人口突破1亿大关，至清中后期，人口增长峰值超过4亿人，因而清朝成为古代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历史时期。人口大幅度增长导致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节约粮食以供给新增人口维持生计的需求，清前期(以康雍乾三朝为主)提出过严厉的禁酒政策并颁布了相关法令。加之清代是中国灾害的多发期，由此导致清前期出现了以“因灾禁酒”为标志的禁酒法令。但禁酒法令的提出也引起了清朝官方内部的极大反响，形成了旗帜鲜明的禁酒政令的支持派与反对派，围绕着是否推行禁酒政策展开激烈争论。虽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多是支持并推行了禁酒政策，但这些禁酒法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被各级官吏大打折扣，基本无法落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全国范围内普遍饮酒习俗已基本形成的影响，尤其是酒已成为日常社会生活的必需消耗品且消费量巨大；另一方面则是因酒产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重要驱动力的现实影响，因为酒的生产能够提高粮食作物的市场经济价值，同时也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更多维持生计与增加收入的机会。因此，不少地方官员从实际出发，指出酒的生产和销售不仅是很多人赖以为生的基础，而且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故不赞成推行如此严厉的禁酒政策。客观分析，酒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且是具有成瘾性消费特征的日常消费品，有关酒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重要性的记述在清代极为普遍，酒尤其是在重要仪式场合、纪念活动及节日庆祝等方面都发挥着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酒已经成为无法从人们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的重要消费品。简单以浪费粮食或应对灾荒为由的禁酒政策既不合理，也难以施行。
一、清前期以节约粮食为由的禁酒
粮食是维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基本保障，这是其他任何农产品都无法取代的，历朝各代无一不将此视为维系国家安定与社会治理的关键。清朝同样面临着粮食问题，这也影响到国家政令的制定与推行，如清前期禁酒政策的提出就是受到造酒消耗粮食的影响。酒的种类很多，其制造原料及方法也多种多样，根据酿造方法将酒分为“酿造酒、蒸馏酒和配制酒”三大类。农业产生之后，逐渐以粮食造酒，但对粮食消耗量最大的还属“烧酒”（即“蒸馏酒”，现代称为“白酒”），清代亦称“烧锅”。同其他酒相比，烧酒的酒精度数及价值更高，拥有更广阔的消费市场，但也耗费了大量粮食，随着烧酒技术的普及与被社会广泛接受，清代消费烧酒及私制烧酒的数量迅速增多，增加了粮食消耗，成为影响清代尤其是清前期推行禁酒的重要因素之一。
酒曲是烧酒生产时的糖化发酵剂，是生产烧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造酒时发酵的原动力，“无曲不成酒”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清代制曲原料以北方出产的二麦为主，且制曲消耗的粮食数量巨大。
“因灾禁酒”是影响清前期禁酒政策提出的关键，清代禁酒的基本规律是“歉年行禁，丰年弛禁，歉收之地行禁，丰收之地弛禁”。清朝“因灾禁酒”政策最初提出于康熙朝。雍正时禁酒政策也多提出于灾荒之年。较之康熙时期对灾区推行“因灾禁酒”政策，雍正帝将受灾周邻地区也纳入禁酒范围，如直隶地区受灾时，周邻的盛京及口外蒙地都要一同禁酒。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康雍两朝禁酒政策并未取得明显成效。至乾隆时期基本形成了一些“因灾禁酒”的共识。每当出现灾荒时禁酒之令便愈加严格。无论是因灾荒导致粮食歉收、人口增长导致粮食不足还是因烧酒消耗了大量粮食，清前期粮食交易的价格都出现了较大增长。粮价上涨也成为清前期推行禁酒政策的又一影响因素。康熙末年，官方更是将丰年粮价居高不下归因于烧酒所致。康雍乾三朝粮价涨幅较大是受粮食供求波动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粮食用于烧酒或制曲，在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但粮食产量难以有效提高的情况下，势必会导致粮食价格随之增长。
二、乾隆时期的全面禁酒及清前期禁酒政策的实际效果
清朝禁酒以康雍乾三朝最为严厉，但实际推行情况是，严格执行禁酒的时期并不多，也难于有效执行。清前期禁酒的阶段特征是，康熙及雍正时期禁酒经历了由荒年严厉禁止到平常年份亦禁止，至乾隆朝则开始推行全面禁酒政策，这一时期也是有关禁酒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虽然制定了严格的禁酒法令，但仍未达到禁酒目的。嘉庆朝以后，禁酒政策日渐淡出历史舞台，官方默许了烧酒行为，并将其纳入征税范围，促进了烧酒生产与流通的合法化。以乾隆朝为分水岭，清代禁酒政策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由于康雍两朝禁酒政策相对宽松且未能严格执行，导致禁酒法令多未取得明显的实际效果，尤其是饥荒时期推行禁酒更难实现。随着禁酒政策难以推行及粮食不足问题逐渐凸显，乾隆帝开始推行全面禁酒政策。为全面推行禁酒政策，清朝官方收购粮食以减少烧酒原料。也有大臣建议严禁民间私自购麦制曲以推行禁酒。
乾隆时期全面禁酒引起朝野上下极大反响。反对禁酒一方以孙嘉淦《请开酒禁疏》最具代表性。此外，乾隆时期禁酒令也受到部分地方督抚的反对。乾隆朝是清前期全面禁酒政策的推行阶段，也是清朝禁酒政策的分水岭，其后各朝禁酒政策日渐弱化并逐渐默许了酒产业的存在。
清前期尤其是康雍两朝的禁酒政策多在荒年提出且没有严格执行。康熙帝虽明令禁酒，却将权力下放至各省督抚，各地也没有认真推行。雍正朝继续康熙时期做法，依旧要求各地督抚禁酒时“不可强迫”执行。乾隆朝全面禁酒政策同样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孙嘉淦等从地区经济发展角度反驳全面禁酒之不可行，是影响乾隆朝全面禁酒政策难以实现的关键。推行禁酒政策的同时，清政府将酒作为对农业生产中有突出表现者的赏赐，也影响了禁酒政策的推行。乾隆时期以“酒礼”作为对从事农业生产卓有成效者的奖励，也表明清朝在推行禁酒政策时官方对酒同样存在需求。由于农业生产是年年都在持续开展，且中国农业生产分布地区辽阔，故因此种用途消耗酒的数量较大且持续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禁酒政策的推行。因而乾隆时期全面禁酒政策同样没有取得明显效果。乾隆帝本人在后期也动摇了禁酒决心。
由于受到多方面抵制和反对，清朝统治者的禁酒态度逐渐由坚决到暧昧甚至是放弃，这也影响到各地方官员在推行禁酒政策时的力度，最终没能达到禁酒的目的。清前期禁酒政策可以用“屡禁不绝”加以概况，此时酒的生产区域遍及全国，在直隶、河南、山东、陕西、江苏、四川、湖南、安徽以及东北等几个主要粮食产区，踩曲造酒都极为盛行。
三、清前期禁酒政策难以推行的原因
清前期为节约粮食开展禁酒政策未能取得应有成效，其原因可概括为两方面：其一，饮酒成为清代以来各社会阶层的普遍习俗，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倘若突然推行禁酒政策，势必难以有效推行并取得预期效果。其二，造酒及贩酒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民间将粮食烧成酒或制成曲后进行交易往往获利更大，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在中国，饮酒之风自宋代以来就逐渐渗透日常社会生活并成为重要的社会习俗。酒作为社会日常饮品，相沿已久，若突然提出禁酒之令，势必难以有效推行。清代中国无疑形成了普遍的饮酒习俗，在繁华的市镇、寂静的乡间，亦或是边疆及民族地区，无处不充斥着饮酒之风。
乾隆时期全面禁酒政策提出的同时，反对声音同样强烈，除孙嘉淦等部分地方督抚大臣的激烈反对外，民间禁酒政策也是屡禁不止，私自烧酒贩酒行为极为普遍。清政府也意识到，烧酒利润多出寻常食用之物数倍，私自烧酒照例应该治罪，但终究不能严惩。
造酒并非单纯粮食消耗，造酒时产生的其他附着产品可同样被使用并获利，如酒糟可以作为药用或饲料、肥料等。造酒也可以提升原本价值较低的粮食作物的市场价格，如高粱，具有其他旱地杂粮作物不能比拟的耐寒耐旱等生物特征，因而有“经旱经涝不怕冻”“担旱担涝不怕冷”等谚语。高粱是烧酒的主要原料，种植高粱能够充分利用贫瘠土地，且可获得更高收益，从而实现高粱种植及收益的最大化。
清代以来禁酒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且自清代开始中国各地都出现本地烧酒并形成一些名酒，尤以四川地区为最多。四川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有利于酿酒过程中微生物的繁殖、代谢，有利于提升酒的品质，故四川不仅出产酒的种类较多且名酒也多。
清前期统治者推行禁酒政策是基于节约粮食为主要目的，其更深层次的含义是继承了传统中国“以农为本”的思想。古代中国素以农业立国，自汉武帝将“以农为本”确定为国家定制以后，农业一直也是历代中国统治王朝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清朝同样如此，清前期统治者依旧不遗余力地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此外，清前期统治者也继承了应对灾荒的忧患意识，如乾隆时期，当丰收之年，清政府亦下令禁酒保存粮食以待荒年。因此，古代中国对于农业的高度重视及应对灾荒的忧患意识是影响清前期统治者推行禁酒的关键因素，尤其是明清中国灾荒较多，更加重了清前期统治者为节约粮食而推行禁酒。
摘自《重庆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