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金铮，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
【摘要】华北各根据地、解放区的“外部”经济关系,并不限于对敌斗争,也在友邻区之间进行。各根据地、解放区所发生的本币关系,集中地反映了战时中共革命经济形态的独特性。不同本币的互相交流,主要表现为异地兑换、异地通汇、边沿区兑换所和“混合市场”、异地流通等四个类型。它们既是先后相继,也常常是同时并存的过程。货币比价及其变动为本币关系的枢纽,有关者既有物价因素,也有地方政府的态度、举措等方面的影响。尽管根据地、解放区本币关系的手段仍是初步的,但皆为未有历史经验可循的创新性实践。
一、本币的异地兑换
本币的异地兑换，是指货币只能在本根据地、解放区流通而不允许在友邻区流通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一种互相兑换使用的金融关系。也即，当友邻区之间进行商业贸易和日常往来时，总是需要不同区域本币的汇兑和流动。此类汇兑与后文所述边沿区兑换所、“混合市场”、异地流通和异地通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同之点在于，这几种金融关系都存在不同本币的兑换，区别则是，边沿区兑换所是友邻区双方几乎同时设立的兑换机构，“混合市场”是在划定的交接地带实行不同本币的自由流通，异地流通为不同本币在根据地、解放区较大范围的流通，异地通汇指不同本币以汇款的形式进行的异地流通。而本币的异地兑换，则是友邻区之间最早发生、最为经常且持续最久的金融活动。
即便如此，本币的异地兑换交易并不是根据地建立银行之后就马上开始，而是始于1940年下半年。从党中央层面来说，1940年4月开始酝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还计划成立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到下半年，各根据地开始具体实施。1941年，在晋察冀边区的商店会计制度中，无论是资产类还是负债类，都包括“友区往来”科目，在特种通货中，除了金子、白洋、伪钞、法币以外，还有各种根据地的钞票，由此可推论友邻区本币已开始兑换使用了。同年1月，晋绥边区指出，今后要切实管理外汇。所谓外汇，既有法币，也有其他“非本币”。5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指示，北海币“可与华北各抗日区域之各银行互相建立汇兑制度，以资流通”。
问题是，为什么全面抗战爆发三年之后，才有此金融现象呢？相关资料甚少，只能做一推测：其一，华北各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根据地之间的商业交易和日常往来也需要一个过程，不同本币之间的交流和兑换同样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何况，各银行的建立有先后之别，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较早，为1938年3月。西北农民银行则成立于1940年5月。其二，1940年以前，中央和地方根据地尽管都强调本币的独占发行，其实仍允许不同本币的互相流通，还没有将本币之间的兑换和交易提到实施议程。在晋察冀边区，1939年5月后实行边币统制，但对其他根据地本币也没有作出禁止流通的规定。其三，对全面抗战前就流通的法币、银元、黄金以及各种杂钞，虽然规定不准继续流通，但不管是根据地内的交易还是根据地的对敌贸易，都还在使用，尤其是法币、银元、黄金还有“外汇”“硬通货”的作用。此时根据地本币即便有兑换活动，也主要是与以上旧币的兑换，用于根据地内部交易和对敌贸易。事实上，整个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解放区本币与法币、黄金、银元等的兑换一直存在。
大体说，不同本币的兑换和交易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兑换和交易的基本原则、程序。本币不可到异地流通，要使用则必须兑换成异地本币，此为根据地、解放区本币兑换和交易的基本原则。其二，兑换的基本标准及具体工作。制定公平比价，是友邻区进行本币兑换的基本标准。然而，公平比价并非固定兑换比价，而是自然比价，在战争环境中，各友邻区的物价很难保证稳定。为此，具体工作首先是围绕公平兑换比价，进行货币、商业行情的前期调查。然后，据此提出本币与北海票、晋察冀和陕甘宁货币的参考兑换比价。另外，在某些重要区域，重点为兑换和交易提供服务。再者，尽可能准备充足的异地本币的外汇。其三，兑换比价的演变。此为本币异地汇兑问题的核心。另外，友邻区在确定兑换比价时，尽管提倡协商公平，但在实施时仍有各自的利益考虑乃至纷争。不仅如此，即便在同一根据地、解放区，不同区域的兑换比价也不完全一致。不同地方仍可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行使自己的经济权力。
二、本币的异地通汇
友邻区本币的异地通汇，其想法和方案的产生与异地汇兑几乎是同时的。但由于通汇不仅是银行行为，更需要相应的交通邮政条件，难度更大。抗战时期，根据地的交通邮政路线逐渐扩大到友邻区，但其业务主要是公文、书报、信函的收发，通汇业务不仅较少，而且主要限于本根据地内的汇兑，友邻区之间的异地通汇要到抗战结束以后。不过，抗战时期非异地通汇的想法和方案，仍反映了友邻区加强本币交流的努力。
根据地对通汇的酝酿，始于晋冀鲁豫边区。1940年，冀南银行颁布的各项业务办法指示，既包括本区域的通汇，也涉及友邻区的异地通汇。通汇有票汇、信汇和电汇三类。汇兑手续费和汇率的高低，与汇兑距离有关。以上规定尽管只是设想，但为以后根据地、解放区的通汇业务奠定了基础。
当年，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举办的各界金融座谈会，还专门讨论过华北根据地的相互通汇问题。1942年至抗战结束，晋冀鲁豫边区及所辖各区都出台了关于汇兑的规定，但很少有专门针对友邻区异地通汇的，汇兑业务仍限于边区之内。1944年7月，冀南银行总行指示，为了打通各战略区间的经济联系，在太行与太岳、冀南各建立三条通汇线路。
比晋冀鲁豫边区稍晚，晋绥边区政府于1941年11月颁布《晋西北管理对外汇兑办法》。但这一办法不是专门针对通汇的，而且非常笼统。至于晋察冀、山东，直至抗战结束也未见相关规定，何以如此，令人费解。
抗战结束后，随着根据地、解放区的发展尤其是交通邮政条件的改善，汇兑工作被重视，不仅本区的通汇有所扩大，友邻区的异地通汇也提上议程。
在晋冀鲁豫边区，1946年1月，冀南银行第一区行经理联席会议对本区和友邻区的汇兑工作都有讨论，将冀鲁豫区、冀南区、太行区、太岳区的27处作为通汇地点。晋察冀边区开展异地通汇也是始于1946年。尽管绝大多数汇兑仍在本区内进行，但晋察冀对晋绥、山东渤海区、晋冀鲁豫边区先后进行了通汇。区外汇兑中各友邻区的占比，并不清楚。
1947年9月，随着中共军队对国统区的战略进攻，解放区范围不断扩大，友邻区的异地通汇越来越普遍。1948年4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冀南银行联合办公，冀钞与晋察冀边币以1：10的比率在两区通用，同年5月晋察冀、晋冀鲁豫合并为华北解放区，7月华北银行成立，都极大地便利了两区的异地通汇，构成以石家庄、邯郸、长治为中心的三个汇兑网。华北各区之外，与山东、晋绥也达成货币工作协定。在华北与山东之间，汇兑业务均通过德州、泊镇、沧州三行处办理转汇，汇兑地点华北银行确定为河间、安国、辛集、石家庄、邯郸、邢台、临清、南宫、衡水，北海银行确定为惠民、柴胡店。
信汇、票汇业务尚可说有些成绩，而电报汇兑在老解放区就始终未曾开展起来，因为各地区交通邮政部门基本上没有电话线路。
本币的边沿区兑换所和“混合市场” 此种金融现象，也产生于抗战结束后。随着根据地、解放区的发展和商贸往来、日常交流需求的扩大，本币间的兑换和交易也由内趋外，边沿区兑换点和混合市场应时而生。
所谓边沿区，即不同解放区的交汇处，也称交界点、出入口、接壤区、接邻地区、接界地带、混合带等。边沿区兑换点有的称兑换所，有的称交易所，为不同解放区、银行在交接地带设立并发生兑换关系的地点和机构，是走向混合市场的过渡形式。异地兑换和边沿区兑换所在不允许对方本币的自由流通上是一致的，区别则是异地兑换虽在边沿地区也有兑换业务，但为单边行为，且几无固定场所，更没有双方各自同时设立的兑换机构。1946年10月，有的解放区提出建立边沿区兑换机构的建议。
在晋冀鲁豫边区，1947年7月，太行一分区与晋察冀边区冀中十一分区协商建立边沿区兑换制度。同年10月，太岳区与晋绥边区的吕梁区达成货币协定，双方指定各接壤县的银行确定兑换点和兑换基金。11月，太岳一、二分区和吕梁九分区进一步确定了兑换协议。晋绥边区与晋察冀边区也在边沿区设立了兑换所。边沿区本币混合市场和混合地带，比兑换所进了一步，最大的区别是开始允许不同本币按照比价自由流通。
最先提议在解放区之间建立边沿区混合市场的，是晋冀鲁豫边区、山东解放区。事实上，混合市场的实际运作也主要是在晋冀鲁豫边区和山东解放区推动的。1948年4月至7月，随着冀南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以及两个边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冀钞和边币实现了自由流通。华北解放区与山东、晋绥也开始了货币统一的进程，但在统一之前都经历了短暂的协商建立本币混合市场的阶段。
三、本币的异地流通
友邻区本币的异地流通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有的地区从原来的根据地、解放区转属于另一个根据地、解放区，但以前使用的本币并不会很快消失，而是与所转划区域的本币一起流通。这一类型在抗战时期有，国共决战时期也有。第二种情况是因为不同区域配合作战，有的军队从原来区域转到另一个区域，随之将使用的本币带去。这一类型主要出现在国共决战时期。以上两种情况，都是由于原来使用的货币不为新区域所认可而导致矛盾和冲突，具有较强的事件性。第三种情况与国共决战时期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和连成一片有关，为了实现不同解放区的货币统一，中共政权允许并推动本币的异地自由流通。
各种本币自由流通后，人人称便，“贸易往来，物资交流，更加畅通”。不过，由于各解放区的物价不一，实行固定比价的货币流通仍有一定的难度。1948年1月，随着华北银行、北海银行与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为本位币，冀钞、边币、北币、农币皆逐渐按比价收回，货币统一的历史翻开了划时代的一页。
回顾华北根据地、解放区的金融史，尽管华北抗日根据地始建于1937年年底，但因各根据地建立银行的时间不一，货币发挥作用的强度不一以及货币政策的变化等，本币之间的交流是在1940年以后。不同本币关系各方面的内容及其变化，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根据地、解放区的变迁，其中政权的主导性力量、辖区范围的扩大和本币关系形成紧密联系的互动过程。这一本币关系对华北根据地、解放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便于商贸往来及战争配合。友邻区贸易占晋绥边区进口贸易的一半以上，这显然离不开不同本币之间的交流。而以往学界仅从对敌角度来研究对外贸易和货币斗争，显然是不够的。当然，各根据地、解放区的发展及一体化过程，相关因素很多，本币关系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
由本币关系所表现出的金融手段、金融活动尽管是初步的，但它是创新性实践，其历史价值值得重视。在苏区革命时期，虽有闽西工农银行、江西工农银行等根据地银行的建立，但除了用于本地流通以及与银元等传统货币的兑换之外，几乎没有不同根据地货币之间的兑换。当中央苏区的国家银行建立后，地方根据地银行变为分行，就更不存在这一问题了。与此相关，也没有不同根据地之间的异地通汇，没有建立边沿区本币混合市场，没有不同本币之间的异地流通。在华北根据地、解放区，本币关系所蕴含的金融现象、经济现象比苏区革命时期更为复杂。
从中共革命政权的整体而言，本币关系属于内部问题，从各个根据地、解放区而言，本币关系是外部现象，但又不同于对敌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各根据地、解放区之间的本币关系既相互依存，又有一定距离，在交流合作中发生矛盾和纠葛在所难免。不过，各个根据地、解放区最终能够形成统一的华北解放区，恰恰是包括本币关系在内的所有关系通过相互之间的不断磨合实现的。不能不说，以往学界忽略了这一“关系”过程。
摘自《开放时代》2023年第1期，原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