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青，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摘要】甲午战后，朝野议变科举的呼声日益强烈，在省及州县层面，清廷诏命酌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各地为了安抚和安置因变书院而生计受困的老生员，留出部分书院暂改为“校士馆”。这类过渡性机构以“新学”课艺为考课形式，继续发放膏火养士。新学课艺这种知识表述形式在清末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固定下来，影响及于民国初年及以后。随着科举改制的推进，清末书院、地方校士馆这类传统的国家知识统制空间也相应发生了近代转型，而转型后的书院、校士馆，又在新学课艺的推广和近代知识的普及与引渡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一、科举与新知
如果把中国现代知识的兴起视为一场复杂的知识就地再生产，那么19、20世纪本土对于“新学”的再表述，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中国传统的书院课艺成为晚清新学的一种表述形式，并不始于1886年傅兰雅、王韬倡议的格致书院课艺征文，也不终于1894年汇编本《格致书院课艺》停刊。即使格致书院本身的课艺，也是延续到1909年该书院改办方止。而且，格致书院所采取的有奖征文及评定等级、公开印行的方式，也并非如论者所说是一种创造性的“构想”，而显然是清代书院考课的一贯做法，形式相当传统，只是在内容上有了较大的改变。清廷曾在1898年与1900年两次议改科举考试，并诏命各省改书院为新式学堂，从而在各地书院催生了大量的新学课艺。这些课艺中的优秀者不断为晚清各种经世文编、清末大量流行的新学汇编与科举射策选本所收录，成为短期间向全国范围内广大普通士子引渡新知的特殊津梁。其中一些作者，不但在1901年以后的几届科举考试中获得了功名，后来还官费留学东西洋，有人回国后仍留在新式学堂教育领域。新学课艺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表述形式在科举已废的民初仍延续下来，应也与此有关。
我们发现，新学课艺以传统的形式，把新知识的解释权保留在了国家及主流意识形态所选择的书院山长与地方官长手中，他们却没有对具体内容发表专业意见的知识资源。而课艺作者的答题者视角则限制了本土自制“新知”的权威解释力。随着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书院、校士馆终结，这种知识表述形式虽仍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存在，却渐渐为更具权威性的学堂教科书所取代，最终淡出了历史舞台。
二、晚清教育改革与新学课艺的三个阶段
晚清“新学”虽以西方分科之学为主要讨论对象，却又并不完全等同于“西学”，还与本土内容交缠在一起。在中国19世纪中叶以降的历史语境中，它的具体形式颇为多样。
中国的书院考课传统自宋代成型，课艺是其中最主要的应课形式。历代重要书院都会定期按月按季进行考课，应课论文便是课艺。到明末，一些地方私立小书院没有能力长期养士，便采取定期聚士会课的形式征集诗文，评定甲乙，给予膏火奖励。到清代，随着会课应举式书院不断增加，考课已成了书院考试的主流。
就其性质而言，清代绝大多数书院处于官、私之间，大体采用民间主办、官方支持的模式。考课也大多兼有官课与师课，往往月考由山长主持，季考则由地方官长主持。有些传统书院又在经、史正课之外设散课、小课，置策问、掌故类课题于其中，形式远比官学或科举考试灵活机动。书院考课这种介于官、私之间的特质，为晚清变革时期各省趋新的督抚、学政及地方精英们提供了尝试的舞台。实际上，朝廷的几次教育与科举改革也是先从这一环节入手的。凡是主张利用书院现有考课来进行内容扩充或变革的提议，一般都比较容易得到最高决策层面的支持。晚清新学课艺的发展，经历了几个较为明显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办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是新学课艺的萌发阶段。第二阶段为1896—1898年朝野热议“整顿书院”。第三阶段为1900年江楚会奏至1905年科举废除为止。在这个阶段，科举改革终于落实，同时，校士馆等改制过渡机构也应变而生。这个阶段的新学课艺不仅是科举应试的重要形式，也因此成为新知迅速向全国以科举为业的读书人传渡的最主要知识形式。
三、1901年科举改制后的校士馆与新学课艺
清廷于1901年8月29日下诏进行科举改革，废八股改策论。更于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采用江楚会奏的建议，下达书院改制上谕。这是改革的重头戏，各地督抚、学政等接到谕旨后，便立即着手办理。不过，由于当时科举并没有停，重大改变是发生在考试内容上，对各地生、童来说，头等大事其实是应付改制后即将到来的科考。新学堂举办起来既费时费钱，其中教授的“新学”又未必有临场针对性，要在短期内承担应付新科考的重任，仍须依靠基层读书人最为习惯的书院。因此，不少地方官长考虑到这一实际需求，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在筹建新学堂的同时，将各地原有书院改名为“校士馆”或“校士分馆”，改变其教学与会课的内容，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乡试改制。很明显，“校士馆”之立虽是变科举兴学堂改革过程中的权宜措施，实际上已涉及全国最广大基层读书人的生计与利益。在清末短暂的校士馆新学考课时期，仍有不少课题真正涉及了西方近代学科知识与具体的国家行政技能。
于是，在1902—1905年这短短的几年间，这类迅速改头换面的地方书院便成了应付新科考的训练营，其中产生了大量应试用的新学课艺。这类课艺对于讨论清末至民初的新知创制、传播史而言十分重要。从数量上看，校士馆与速成类的师范传习所及其他官立学堂大致相当。
四、临清校士分馆和石门校士馆的个案考察
作为应对科举新章的训练营，山东临清校士分馆与浙江石门校士馆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在以往的科考中，两地皆“科名寂然”，而壬寅秋闱改试策论后，两州、县竟皆有多人中举，全都出身于这类改革后的校士馆。
五、制度转型与新知传渡
晚清朝野先后几次议改科举内容，教育制度领域亦相应地屡有书院改革之议，虽因政局而反复，却对近代新知识的本土化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传统的书院课艺渐渐与晚清特殊的“新学”发生了关联。广大生、童以这种熟习的文体来表述新知，既是应科举考试之变，也是受一些改革后的书院、学堂之鼓励，赢取膏火以资举业。这就使得课艺这种传统的文体渐渐成了清末新知的重要表达形式之一，甚至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
课艺作为一种新知传渡的具体形式，保留了传统知识论述的一些核心结构，如没有改变经典文类之间作为知识援引论证资源时存在的差序等。采用旧有形式虽然能够避免直面全新的知识论述模式，而只需要进行具体的知识内容更新，但也因此带来了严重的局限。附有官、师简单评语的新学课艺实际上带有许多限制。比如重形式而轻内容的书院课艺实际上是一种答卷，作者一则很难摆脱命题人的导向，二则又要受篇幅与答题时间的限制，因此很难对知识作细致的自由讨论或下更具权威性或颠覆性的结论。
中国的传统科举考试使国家在对知识的解释上保持了相当的权威。各科乡会试的闱中评语以墨卷或朱卷的形式公布于天下，以便士人揣摩。以往各书院课艺的官、师评语也以这种形式保持了自己的评判权威。清末新学课艺的文末评论，本应继续提供这样的保证，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并非如此。
国家选择的考官、山长、教谕们，在1901年科举内容改革后基本上已无力再为新知识提供同样的权威评论。这表明，附有官、师简单评语的传统书院课艺，作为一种知识表述形式，已经无法继续承担为新知识提供权威解释并协助国家完成全国性的知识控制的任务。代之而起的，是按西方模式编写的学堂教科书。其编者多为西方人、留学生或本土地方士绅，立场已由国家转向民间。清末学部鉴定及自编教科书的努力，似乎是希望在此问题上做出弥补，可惜在失去了科举制度的保障后，国家欲重新掌握全国性的教育控制权，又谈何容易。作为传播知识载体来说，教科书的精确性与权威性确实很难使人满意。
摘自《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