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常英，河南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心。
【摘要】近代旅沪浙商以同乡组织为活动基础，同乡会是各地商人的代表机构，在家乡遭受灾害、紧急筹赈的非常时期，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通过义演筹募资金支援家乡赈灾。他们的作为，表现出旅外浙商注重乡情、思想开明的群体特征，反映出浙商对支援家乡赈灾义演积极、坚韧的开放心态；特别是代表人物王晓籁，其作为赈灾义演的主导者、同乡会会长，通过筹赈实践，充分表达了旅沪浙商的乡土情感和商业敏感。同时可以看出，商人是慈善义演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一、乡情与时情
近代上海移民来自世界各地，国内移民较为集中的有江浙商人、安徽商人、广东商人和福建商人等。各地商人通过血缘、地缘、业缘等渠道，建立起较为密切的社会联系，会馆或同乡会便是其主要联络机构。商业的发达使会馆与同乡会等民间组织在上海长期并存，两者成员身份主体一致，略有不同。会馆成员一般是同乡或同业的工商业者，而同乡会成员则以工商业者占多数，还有普通商贩或者文人，寻找商机、发挥专长、谋求发展，是大家共同的愿望。随着时代发展，以商业为主要目标的上海民间社团数量日益庞大，也非常活跃。
上海很早就有绍兴商人建立的浙绍公所，其主要职责是为同乡做公益及年节期间进行祭祀活动，祭祀神灵先辈是浙绍公所的重要事务。作为绍兴同乡组织，公所通过举办殡葬、祭祀和宴娱等公益活动为会员服务，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增强同乡友情。20世纪初，浙绍公所被新式同乡会取代。1911年8月，为应对时局，旅沪绍商与知识精英共同发起组建新的绍兴同乡会，初期人员不多。8月17日，同乡会成立大会在浙绍公所“永锡堂”召开，名称为“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
1934年入夏之后，多地不雨，全国发生大面积旱灾。鉴于浙江灾情严重，旅沪浙商为筹备赈灾，于当年9月14日成立了“旅沪全浙救灾会”，后改名“甲戌全浙救灾会”，简称“全浙救灾会”。绍兴同乡会会长王晓籁同时担任“全浙救灾会”执委，常务委员多为商界人士，在商界具有较大声名，有的为政府做过赈灾事务。他们跨政、商两界的名流身份更为显赫，无论是作为政界名人或是社会“闻人”，均有较强号召力。只是义演筹赈不同于单纯筹款，具体工作要靠同乡会落实。
上海义演筹款作为近代赈灾方式，最早在19世纪“丁戊奇荒”时期出现，民国之后逐步普及，社会影响逐渐凸显。有的同乡会或公所主办或参与筹款演剧；有的会馆公所设有票房，适时为公益活动演剧筹款，甚至延请戏班演出筹资用于赈灾救贫。到20世纪30年代，娱乐市场在上海早已形成繁荣局面，戏剧是常见娱乐选项。在上海时尚气氛下，恒社等票房所举办的筹赈义演，多会大肆宣传，其所具有的风光场面及其来自各界的支持，也会使同乡会对其积极仿效。各地同乡会都把维护乡人职业、改进乡人风俗和公益慈善事业视为要务，正因如此，在遭遇大旱、赈灾救难的关键时期，组织者以自己熟悉乡情，谋求取得赈灾收益的心态积极组织义演筹赈，并在义演筹款运作阶段发挥核心作用。
二、运筹与推动
1934年，浙西严峻旱情与各级政府赈济不力的现实很快引起民间激烈反应，救灾会一面携手浙籍贤达向社会募捐，通过以现款支持、发放赈粮等方式为家乡灾民筹赈；一面与其他慈善团体联合起来积极寻求政府支持，为施赈献计献策。救灾会考虑到娱乐明星的社会影响力，经过研究议决通过了“播音乞振”的提议。难得的是，同乡会挖掘自身潜力，设法为家乡赈灾筹款，将演剧筹赈作为此次赈灾的重要手段，并以甲戌全浙救灾会为依托推进义演组织工作。
票房演剧在上海商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公余票社和越声票社是活跃于浙商中的越剧票友组织。为演剧筹款，同乡会按照传统议事程序，为达成统一认识多次开会，通过信函告知成员开会。筹备工作在紧锣密鼓中展开。请绍籍票友出演是同乡会的愿望，票房参演既可实现组织者的需要，还能满足票友个人的演剧喜好，支援家乡赈灾。更重要的是，同乡票友为艺员，可减少演剧费用，多留救灾资金。到12月初临近演剧时间，同乡会不放心，还再次去信，向上海公余票社和越声票社征询，希望两个票房确认接受邀请。义演筹备杂务很多，同乡会要多次开会，相关事务要反复研讨、交涉。但在确定演剧日期的一次关键会议上，王晓籁却因老家有事无法出席，也因此不得不推迟演出时间。由此可知，在事情急、任务紧的义演筹备阶段，王晓籁不仅身份重，担子也重。经过繁琐的筹备过程，最终，演出日期确定在12月16、17两日晚间，演出场地在二马路荣记大舞台，这是上海商界大亨、绍兴同乡黄金荣的剧场。
演出事宜确定之后，如何让社会民众广泛知晓、愿意购票，这一点非常重要。若要获取理想的资金收效，演出需要广泛销票。扩大宣传迫在眉睫，报纸广告宣传较为快捷。同乡会拟联络若干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做宣传，《申报》最为引人关注。为节省开支减免广告费，同乡会便向申报馆发送启文，诉说灾情。同乡会恳切希望报馆“义务”刊登演剧筹赈启事。
在与报纸联络广告宣传之前，同乡会已在内部深入动员，希望会员通过亲友关系以情感人，或者自己购票送人等，推销门券，争取筹款。同乡会对会员售券抱有较高期待，希望通过乡情多多推销，或者自己购买。作为救灾会和同乡会的领导人，想法或许较为实际，因为票友喜好演唱，满足个人喜好同时还向同乡奉献爱心，其法可取；看戏者出钱购票，既可满足娱乐和交友需要，也给家乡灾民奉献爱心；同乡会为同乡及家人服务，涉及你我他，大家共同为家乡人表达善意。如此，义演筹款既实现了义、利、信的结合，又能帮助家乡赈灾。无奈灾情严重，各地都在向上海求助，当时筹款非常困难。
但无论如何，在演员与同乡会的共同努力下，义务戏演出顺利完成。从筹款统计结果看，两日演出收入总额共“券银九千三百六十元八角”。
同乡会满心希望座位满员，收获多多，得到与付出对应的社会呼应和经济收效。实际看来，或是看戏门券价格太高，在严峻灾情各处乞赈的情况下，这次义演筹赈成绩显得不够理想。
义演之后的12月19日，《申报》刊发一则“上海筹募各省旱灾义振会”鸣谢广告。此广告的落款为上海筹募各省旱灾义赈会会长、国民政府要员孔祥熙，还有甲戌全浙救灾会会长许世英等，显示由杜月笙担当的恒社，同期也在举办助赈演剧，从报纸广告看，两场演出与绍兴同乡会的收入相当，可是黄金荣免除了其二千元假座费。鉴于此，同乡会也向黄金荣求助。最终，黄金荣不仅免收了义演假座费二千元，而且连同演出时的开支一并免除。
人们常说“在商言商”，其言很明确：商人从事商业活动以追逐利益为目的，获取利益的最大化是商人的本性，也是经商成功的标志。因此来看，商人救灾捐款，一般是迫于情势。商人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取决于其经济条件与思想观念。绍兴同乡会成员以经商人士为主，还有其他各业人士，应该说近似于商会，与商会本质相同，是由旅沪同乡组成的非营利性和互益性的社会组织。这种同乡组织本着利于会众的思想，在必要时出钱、出信息或出思想，并通过内部资源形成一定平台，体现共同价值和担当精神，以获得社会肯定与积极评价。离家在外的浙商同乡组织，无论是甲戌全浙救灾会还是同乡会，均将为家乡分忧作为当务之急。
三、收效与评价
任何商人，在追逐利益时都会将自己的经济属性发挥到极致，但面对社会需要，商人同样会体现出社会担当和奉献精神。会长王晓籁在大灾之时从大局着眼，本着利他思想寻找机会为家乡争取赈灾资金，在必要时，他代表同乡会出面与各界人士联络和交涉，通过同乡会争取社会支持，获得有利资源，他的努力既体现了担当精神，也争取了赈灾最大效益，应当获得社会肯定与积极评价。
旅沪浙商是较大的社会群体，绍兴同乡会的义演筹赈活动具有典型性。旅沪浙商注重乡情、思想开明。同乡会态度积极、心态开放。义演筹赈主导者热心组织，筹款效果值得肯定。所有这些，充分反映了商人是慈善义演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摘自《史学月刊》2022年第12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