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彬，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佳佳，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掀起慈善义演高潮，以救亡团体、营业戏院、华人商会、表演团体、报刊媒体、观演群众等为代表的社会各界形成了以爱国救亡为核心、以慈善义演为纽结，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社会网络，演绎出娱乐和救国深度融合的救亡图景。为保证义演效果，提升捐输助战和救济难民的能力，慈善义演采用包括戏剧表演、游艺大会、音乐舞蹈会、体育义赛、电影义映等在内的多种艺术形式，极大拓展了义演观众覆盖面。慈善义演在保存历史记忆、激发爱国情感、宣传抗战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增强了香港华人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意识，同时对塑造香港市民形象也具有重要价值。
一、多元共促：慈善义演的兴起背景
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兴起慈善义演高潮。这是爱国主义和都市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香港慈善传统的时代升华。日本全面侵华引发近代中国整体民族意识的觉醒，香港华人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高潮。香港救亡团体在短时间内集中成立，形成了香港结社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些救亡团体以极大精力投入爱国募捐和难民救济活动，其中慈善义演是其募集款物的重要途径。香港工商经济繁荣，奠定都市文化兴盛基础。繁荣的工商经济促进了香港都市文化的长足发展，影剧院、体育会、游冰场、会所、茶楼、酒店等大量兴起。
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迫割让给英国。由于英国殖民统治者一直在香港实施华洋分治的策略，华人长期得不到港英政府的福利救助，同乡互助渐成华人生存发展的重要依托，为解决新移民融入香港问题，发展起来的各类同乡会组织更是在扶贫济困、办理丧葬事宜、举办子弟教育事业和造福桑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不断融合西方慈善文化，以同乡互助为基础的慈善文化逐渐成长为香港华人社会的重要文化基因。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成立的东华医院、保良局到全面抗战期间成立的各类爱国救亡团体，香港华人结社和慈善传统赓续绵延、不断发展。许多同乡会还突破传统界限，完成从爱乡到爱国的转变，从爱乡救济事业发展到爱国社会福利事业。从晚清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华人社会的结社和慈善传统一直绵延不断，并最终在全面抗战这一时代境遇下得到最大程度弘扬，实现了从爱乡到爱国、家国一体的转变。近百年凝聚而成的慈善文化为慈善义演的大范围开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二、共襄义举：义演勾连的社会网络
作为社会性公益活动，慈善义演有多种力量参与其间。在全面抗战中前期的香港，救亡团体、营业戏院、各路艺人、各界观众、学界报界商界以及政界人士以慈善义演为纽结，以爱国救亡为核心，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这对于强化各方联合，提升抗战募捐和难民救助的力量和效果有重要作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香港的具体表现。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香港商界、学界、文艺界、妇女界、青年界等纷纷成立爱国团体，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为筹募爱国济难物资，支援祖国抗战和救助各地难民，救亡团体积极邀请戏剧院团、知名艺人甚至自组剧团进行慈善义演。为扩大义演影响、提升义演效果、达到筹款目的，邀请专业剧团和艺人尤其是知名艺人参与演出是慈善义演的核心工作。实际上，艺人和剧团并不是被动的参与者，一些剧团和演艺名家还多次发起义演。欧阳予倩所领导的中国艺术剧团曾多次举办义演活动。政府和官方机构以及上层名流的认可是慈善义演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各界举办慈善义演经常会邀请港英政府高官和华人领袖观演。任何演出都需要观众，对于肩负宣传抗战意义、激发抗战觉悟的义演来说更是如此。通常而言，源自西方的演出活动主要观众群体为中上层阶级，如音乐会、体育义赛等；而传统戏曲的覆盖面则相当广泛，既有达官显贵，也有贩夫走卒。为此，以戏曲为主要表演形式的义演活动票价多采用分层化定价方式，既有满足较高观赏要求的包厢服务和贵宾座位的高票价，也有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低票价。
由于社会地位和阶级差别以及意识形态的门户之见，香港各阶层之间缺乏互动联系和共有行动。因全面抗战而引发的慈善义演热潮为各阶层相互合作提供了平台和基础，有助于打破阶层区隔。可以说，慈善义演产生集体行动，集体行动巩固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增强抗战力量。与此同时，跨越阶层的慈善义演也形成了一定的公共领域，社会各界在此领域中共同参与难民救济等公共事务，由于这些事务大多越出本港需求，显示出香港民众超越地域限制的民族情怀。
三、寓善之乐：异彩纷呈的文娱形式
20世纪30年代的香港，工商经济繁荣，都市文化发达，市民休闲娱乐方式丰富多样。为保证义演成功、提升筹款效果，社会各界举办的慈善义演活动充分利用了各种文娱活动。戏剧特别是戏曲在香港广受欢迎，有良好观众群体和较大演出市场，是香港都市娱乐文化的重要构成。全面抗战爆发后，来港剧人日渐增多，为香港剧坛汇入全新力量。在此背景下，香港各界举办的慈善义演经常会采取演剧助赈的形式。
游艺会集多种娱乐活动于一体，观众在一次活动中可以感受到不同艺术门类和各类演艺人员的精湛技艺，也可以参与到各种娱乐活动中，其丰富性和趣味性自不待言，很受时人欢迎。抗战期间，一些影片成为激发历史记忆、发出和平声音的重要渠道。义映反映争取民族独立和反法西斯类的电影，并借此激发港人的爱国情绪、筹集爱国资金，成为香港各界举办慈善义演的重要活动形式。西风东渐所及，体育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受到香港华人欢迎，篮球、足球、溜冰等项目有较大社会影响，许多救亡团体多次和体育团体联合举办义赛，效果良好。音乐会、舞蹈会也是各类救亡团体采用的重要表演形式。此外，香港社会各界也会积极邀请其他来港艺术团体参与义演活动。
由此可见，全面抗战期间，香港社会各界举办的慈善义演采用了多种演出形式。不过从当时报刊的记载看，戏剧表演和游艺会是义演的主流形式。多样化的艺术形式最大限度扩展了义演观众群体和阶层覆盖范围，同时，丰富的义演内容也使观众摆脱了单一节目的观赏单调性，有助于提高观众兴趣和参与度，保证慈善义演活动的长期性。
四、捐输为国：慈善义演的用款方向
从募集善款的目的和使用方向来看，全面抗战期间香港的慈善义演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爱国救亡义演、难民救济义演和团体互助义演。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视死如归，以血肉之躯构筑起护卫中华民族生存的第一防线，却始终面临缺衣少药、物资匮乏的困难。为此，香港各界以慈善义演为重要募集方式为前方将士筹集了大量抗战物资，有力支援了祖国抗战。
义演以慈善为怀，重在筹集各类救助物资。全面抗战期间，香港社会各界举办的慈善义演活动在慈善为怀的理念基础上，秉持爱国一家的核心意涵，为前方将士、各地难民以及其他抗战活动筹集了大量爱国物资，增加了抗战救亡的物质力量，传达了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决心和意志。
五、溢出效应：义演的政治社会功能
抗日战争攸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唯有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抗战方能取得最终胜利，而动员全民抗战的前提和基础端赖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在战时香港，慈善义演正是作为促进民族意识觉醒、凝聚民族抗战力量的媒介，在保存历史记忆、激发爱国情感、宣传抗战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提升了香港华人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意识，同时义演对提升艺人社会地位也有积极意义。这些都是对香港市民形象的重塑。
全面抗战期间，关于黄花岗起义、九一八事变、八一三抗战、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提醒着国人勿忘国耻、勿忘奋争。在这些纪念日举行的慈善义演等相关活动，既是对国家灾难的沉痛记忆，也是对民族精神的深刻体认。在香港进行的慈善义演更是具有保存历史记忆、强化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价值。全面抗战期间，慈善义演作为各阶层民众都可以深度参与的集体行动，使各阶层民众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深刻追忆和缅怀中，在对现实事件和真实故事的复述展演中，共同感受爱国主义的深度激荡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助情怀。宣传抗战文化是香港慈善义演的重要旨趣。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骤起的爱国运动高潮改变了时人的看法。香港各界以义演为核心形成的社会网络展现了香港市民拥护祖国抗战、与祖国共进退的爱国形象，极大地改善了香港市民在内地的社会形象。
摘自《东北师大学报》2023年第1期，原文约1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