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翔，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中国古今之“方言”概念并非简单的语义递承。结合词汇史与概念史的研究方法考察方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确立过程发现，直至切音字运动期间，在关于统一国语的讨论中，方言才逐渐具备现代含义，表示民族国家的语言之地方变体。不过，由于清末“国语统一”要求迫切，“言文一致”问题居于次位，方言的多样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方言的价值被重新评估，方言成为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中国现代方言学诞生，方言概念也随之定型。方言概念在中国近代的演变，既反映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又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裂变与传承。
一、引言
“方言”一词出自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该书以比较研究的方法记载了中国各地的方言词汇，并标明了其通行范围，是中国最早的关于方言的著作。魏晋以后，众多学者援引此书。此外，其他著述中“方言”的所指范围基本上亦位于中国境内。然而，中国古代本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故而“方言”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名词，可以泛指地方的语言。也可以特指某个地方的语言。
二、19世纪90年代以前的“方言”内涵
进入19世纪，汉外辞典开始在中国兴起。传教士经常以ｄｉａｌｅｃｔ表示方言，不过还没有以“方言”对译ｄｉａｌｅｃｔ。几乎同时，这些传教士开始用“方言”指代西方的语言。
《遐迩贯珍》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中国境内创办的刊物，旨在面向中国译介西方文明，以博得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好感，从而为传教提供便利。1855年，其刊载的文章《新旧约书为天下示谕》同时使用了名词“方言”和“土音”。与此相似，由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主编的《六合丛谈》中也多次出现“方言”一词。中国学界较为普遍地接受了这种概念，以“方言”指称外国的语言，或将西方语言直接称为“泰西方言”。将西方的语言称作“方言”，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当时中国人以“方言”指称外国的语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国学界习惯性地将西方看作出于同一源流的整体。另一方面，19世纪以前，中国鲜有关于方言问题的讨论。在此之前，部分知识分子尝试探讨“言文一致”的问题，这些讨论看似涉及方言，其实与方言学层面无涉，方言问题也并非他们关注的焦点。
三、近代义“方言”的出现
19世纪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剧。部分知识分子将“汉字繁难”视为启迪民智与救亡图存的阻碍，主张改革文字。1892年，切音字运动兴起，中国学人开始自觉地讨论方言与国语的关系问题。是年，卢戆章创制“中国第一快切音字”。几乎同时，中国人开始使用近代义的“方言”一词。1897年， 王炳耀创制切音字方案《拼字字谱》。自1891年（即切音字运动）后，表示中国之地方语言的“方言”一词翻倍增长；与之相较，在清末民初各式新概念、新名词井喷式爆发的语境下，指代其他国家的语言及“方言馆”的用法，于1910年以后呈现明显的衰退之势。“方言”被频繁用于指代中国的地方语言，则发生在“国语”观念流行以后。可以说，中国近代义的“方言”一词几乎与近代新名词“国语”相生相伴。
20世纪初期，近代新名词“国语”从日本传入中国。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期间，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向他宣传“语言统一”和“国语教育”的重要性。伊泽建议中国效仿日本，认为假以岁月，中国统一国语的成效便会显著于齐鲁闽粤之间。吴汝纶备受鼓舞，所著的《东游丛录》中也多次出现“国语”一词，近代意义的国语和方言概念开始在中国流行。
吴汝纶接受伊泽修二的建议，缘于他看到日本处理国语与方言问题的成效，即如伊泽修二所述，日本用东京语作为通用语，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日本国内语言不统一的弊害。日本此前亦早已存在方言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相似，日本古代也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因此明治维新以前，日本近代义的国语和方言概念也尚未确立。
四、知识界对近代方言概念的接受
与日本相似，中国人对近代方言概念的接受也主要表现为关于方言的讨论。早期的讨论内容主要是分析统一方言的重要性及如何统一。
20世纪初，中国方言驳杂的问题日益凸显。1905年，梁启超撰《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在梁启超看来，言语是民族成立的要件。此文章流露出对中国语言不统一的担忧。
“统一方言”有时即为“发展国语”。关于统一方言的准则，即标准语的选定，《中外日报》上一篇题为《统一语言说》的文章建议创造一种“通国切音字母”，以统一国语，并提出了两种实现形式。第一种是由精通语言的学者考察各省大都邑的方言原音，创成一种切音字母，该字母虽然兼采南北音，但是以一方为主导。第二种方法是采用通行最广的一种方言，以此为原音创造字母。该文强调，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原音互异，必须强迫南方人服从使用人数更多的北方口音，断不可为了拼凑各处的方言而增减切音字的字母音声。这两种途径的最终指向都是确立北京官话的主导地位，以此统一中国语言。当时中国人普遍主张用“京话”统一国语。
值得注意的是，切音字运动的初衷其实是普及教育，其目标是“言文一致”，使普通民众“无师能自读”。切音字方案拼写的语言均为方言。在“国语”观念的影响下，对于“统一方言”和“言文一致”的顺序问题，中国有识之士观点不一，曾展开争论。
从当时的学术环境来看，主张首先统一国语的学者占据多数。可以说，在“国语统一”的口号提出后，文字改革理念的侧重点逐步从“言文一致”向“国语统一”转变，中国知识界发展出一套以音标定口音、以文字统一语言的思路。也正因为清末“国语统一”要求之迫切，“言文一致”问题居于次位，方言的多样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鲜有方言学层面的探讨，现代汉语方言学还未建立，方言之具体内涵仍不明确。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中国的方言概念尚未定型还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辞源》中收录了“方言”一词。该词典始编于1908年，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大规模的语文词书。从《辞海》对“方言”的释义可见，中国知识界对于方言的界定仍然较为模糊。其二，虽然清政府于1905年批准将上海广方言馆改为工艺学堂，但中国还存在一些以“方言馆”或“方言学堂”命名的“外国语学校”，如两广方言学堂、南洋方言学堂等。
五、现代方言学的诞生与方言概念的定型
中国方言概念的确立明显受到方言学研究的影响。近代中国学人研究方言的兴趣是由征集歌谣引起的，在此之前，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歌谣与方言的联系之密切。
1923年，歌谣研究会主任周作人发表论文《歌谣与方言调查》，正式拉开中国近代方言调查的序幕。随后，董作宾和容肇祖分别在《歌谣》杂志发表论文《歌谣与方音问题》和《征集方言的我见》，他们响应周作人调查方言的建议，又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1923年12月，《歌谣》出版周年纪念增刊，集中刊载了诸位学者关于方言调查的建议。《歌谣》杂志关于方言调查的讨论主要围绕方言的调查方法和方言的注音方式两个方面展开。1924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方言调查会并发布《宣言书》。方言调查会关于研究范围的阐释说明，中国现代方言学已经具备雏形。
中国现代方言学的诞生与方言地位的提升互为因果。1924年，董作宾在《歌谣周刊》发表论文《为方言进一解》，阐述其关于方言调查会的见解。董作宾将“方言”界定为“一国内各地方不同的语言”，意味着方言概念在中国基本定型。
汉语中的一些古典词，使用例有限，处于休眠状态，至20世纪被突然唤醒，应用频率明显提高，这类词被称为“激活词”。“方言”便是典型的激活词。“方言”一词被激活，逐渐具备了现代含义。切音字运动的初衷是普及教育，目标是“言文一致”，使书写文字向口头语言靠拢。切音字方案拼写的语言是方言。但是，在“国语统一”的口号提出后，中国文字改革者又发展出一套以音标定口音、以文字统一方言的思路。可以说，在统一国语的主张中，“方言”一词被赋予了近代义概念。不过，由于清末统一国语要求之迫切，鲜有关于方言具体问题的讨论，即缺少方言学层面的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日趋蓬勃，方言的价值被重新评估，方言成为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中国学人逐步用更为科学的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现代方言学开始建立，方言概念也随之定型。
摘自《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