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斗成、董书凯，青岛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清中后期，胶州湾北岸海岸发育因大沽河上游——胶东地区人类活动影响再次加速。究其原因，清中后期至民国年间，在粮食危机和农业商品化刺激下，玉米、花生、番薯在胶东丘陵山地获得大规模扩种，导致胶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新作物的生物学属性以及种植方式、除草培土等田间管理行为较传统作物更易诱发水土流失。新作物的扩张与降水、地形等自然因素交互作用，致使胶东低山丘陵地区水土流失再次加剧，纵贯胶东的大沽河及其各支流输沙量骤增，红岛及胶州湾北岸淤变加速。处于海陆生态交错的红岛地区，其连陆成岸是一个长期蓄势后急速加推的过程，美洲作物引种具有加持性影响，凸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双向互动、陆海联动的生态图景。
一、沧桑迭变：海岸淤涨的再增速
晚近以降，地处胶州湾北端且与北岸隔海相望的红岛逐渐与对岸相连，由孤岛演变为“半岛”。红岛所在的胶州湾北岸淤变速度并非恒定不变，自明代以降，该地海岸淤涨速度呈明显加快趋势且有两次明显加速：第一次是在明代，因大沽河流域人口增多导致；第二次在清中后期。
自同治年间至1928年，时间跨度近70年，其间海水自塔埠头向南远退约20华里。而自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至明中叶，其间约200年，古胶州港从陈村迁至三岔口，向海推进约13千米，合26华里。经推算与比较可知，清中后期胶州湾北海岸线南移的速度较以往明显加快。
对于红岛海岸巨变，《胶澳志》纂者以及孙立新、王文海等学者曾得出胶莱河、大沽河等入湾河流所携带的大量泥沙造成了红岛地区淤浅的结论，但尚未及深究何种原因导致河流输沙量在清中后期大幅增加以及输沙量为何如此之大。一定流域内河流输沙量受制于该区的水土流失状况，而一定地区的水土流失状况又与人类活动以及当地气候、地形、地质等自然因素密切相关。明代以来，胶东地区人口大幅增加，由此带来的大规模垦殖必然导致该区水土流失加剧。这也是导致明代以来大沽河河口不断淤积，港口频繁变迁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一定地域的气候、地形、地质等自然因素相对稳定，所以短期内河流输沙量的骤增变化离不开流域内大规模人类活动的影响。因而清中后期红岛地区海岸淤涨速度再加快的原因亦须从上游地区人类活动中找寻。
二、水土流失加重：作物结构变动的生态影响
明末清初，玉米、花生、番薯三种美洲作物传入我国。清中后期，此三种作物逐渐在胶东地区大面积种植。因其自身的独特优势，新作物一经扩种，即呈后来居上之势，引发胶东作物结构实质性改变。传统作物逐渐让位于以玉米、花生、番薯为代表的美洲作物，形成新的种植格局。与之同时，作物结构变动亦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很大影响。
新作物扩张及其引发的作物结构变动与红岛地区海岸泥沙淤涨再次增速的时间正相吻合，皆肇始于清中后期。新作物在胶东的集中种植区亦相互叠合，而胶东丘陵山区恰是引发胶州湾北岸淤变的泥沙之源——大沽河的发源与流经之地。
新作物传入引发胶东地区耕作制度变化，形成以冬小麦为基础，以美洲作物为骨干的两年三熟制的耕作制度。清末到民国时期，胶东地区逐渐形成花生与番薯轮作的新耕作制度。玉米、番薯等新作物适于雨水集中的夏季播种生长，加之新作物拥有较其他作物更易诱发水土流失的生物学属性，三种新作物在胶东各地春夏之交的接茬作物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当地生境与水土保持极为不利。玉米、番薯等新作物适于山岭沙地等贫瘠之地种植，导致山岭沙地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加重，自然生境亦随之恶化。此外，新作物在占据贫瘠之地后开始向肥沃之地进军，逐渐排挤掉种植时节上与其相重合的传统作物，成为肥地的主要农作物。新作物因种种优势，在同传统作物的竞争中日渐占据上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新旧作物种植面积上的此消彼长必将加剧当地的水土流失强度。
历史上，人为不合理开垦土地与自然因素交叠作用一度致使该区水土流失十分严重。胶东地区历来是水土流失重灾区。该地是山东省境内极强度流失和剧烈侵蚀区的主要集中地之一，土壤侵蚀潜在危险程度非常大。胶东地区耕地总面积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24．4％。面对高低错落的丘陵山区，当地百姓多自发顺坡开垦，栽植适宜性更好的玉米、番薯等新作物。胶东地区分布有栖霞、蓬莱等多个国家级水土流失严重县。从空间上看，这些水土流失严重的县域恰与玉米、花生、番薯的集中种植区相叠合。可见三种新作物的大规模种植与当地严重的水土流失状况不无关联。
三、有增无已：胶东水土流失加重的成因
相较于传统作物，玉米、花生、番薯等新作物的生物学特性更易导致水土流失或造成更大的泥沙下泻量。新作物生长期间的田间管理行为也会导致水土流失。田内除草、培土等田间管理活动多在雨水集中的夏季进行，这一方面可以给新作物生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农田地表土壤疏松且裸露，每遇大雨时，表层土壤更易受雨水击溅而被地表径流冲走。相较于新作物，冬小麦、粟、高粱、大豆等胶东地区传统作物不适宜在土壤贫瘠的山岭高坡地栽植，其种植与生长时节又多在降水较少的冬半年，因此，传统作物对当地水土流失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胶东地区的降水、地形、地质等自然因素为较严重的土壤侵蚀的发生提供了潜在条件。它们与清中后期新作物的扩张共同作用，最终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水土流失。
胶东地区夏季降水集中且暴雨强度大。引发水土流失量更大的玉米、花生、番薯三种作物成为主要接茬作物，生长时节恰逢胶东雨季，丘陵山区因之流失更多土壤。地面坡度大小对水土流失有很大影响。胶东地区多丘陵山地，地势起伏大可以想见，晚近时期受果腹充饥和作物商品化等因素刺激，新作物的高产优势不断吸引着胶东农民对坡度较大的丘陵山区的开垦，坡上原生植被因之破坏，水土流失量因之猛增。土壤自身的透水性、抗蚀性等对土壤侵蚀的发生、发展也有重要影响。胶东丘陵土壤多为沙性土，粘性差、透水性强，蓄水保土能力差，较为贫瘠。此种沙性土壤对番薯等作物扩种却十分适宜。不过，这也为当地水土流失加重埋下隐患，一遇降雨，质地疏松，黏着性差的地表土壤极易被水流带走。
清中后期至民国年间，因胶东新作物扩张而加剧的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工作滞后也有很大关系。采用地膜技术栽植作物可增强旱耕地的保水保土能力而减轻水土流失，但当时并无地膜技术，故当地农民通过深耕垄作种植花生等作物更容易加剧水土流失。
修建梯田是保持水土的有力举措，但梯田整修需要耗费较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只有具备一定资金基础才能完成如此耗费巨大的工程。因财力有限、生产工具简陋，当时胶东地区垦山种植者多顺坡垦辟，无力整修梯田。新垦坡耕地的坡度亦因之越来越大，坡耕地遂成为胶东山区土壤流失的主要地段。相较于鲁中地区，胶东地区除招远县外，其他县区总体梯田规模并不大，水土保持相对滞后，这导致该区整体性水土流失更为严重。民国中期，花生扩种与贩卖带来可观收益，当地农民生活有了些许改善，梯田整修才成为可能，水土流失始有改善。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重视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多措并举，该区水土流失状况才得以根本好转。综之，玉米、花生、番薯三种作物比传统作物更易诱发水土流失或造成更大的土壤流失量。在土质浅薄、风化作用显著的胶东丘陵地区，农田水利建设及水土保持工作相对滞后，这些因素与新作物的生物学特性及由此决定的种植方式、田间管理行为、收获方式等交叠作用，最终导致胶东水土流失有增无已。
清中后期，在粮食危机和农业商品化刺激下，玉米、花生、番薯在胶东地区大规模扩种。新作物扩张与当地降水、地形等自然因素交互作用，使胶东地区水土流失再次加重，大沽河及各支流输沙量因之再次增加。受潮流顶托作用，上游来沙在河口沉积，被海水搬运至红岛西端受阻而逐渐淤积。胶东地区玉米、花生、番薯等作物扩种对胶州湾海岸线演变的加速作用不可忽视。随着玉米、花生、番薯的爆发式种植，这一加速作用也在不断加强。红岛连陆成岸是一个长期蓄势后急速加推成陆的过程，其间由量变转质变，蕴蓄着美洲作物大规模引种的加持性影响。红岛海岸巨变正是特定历史地理背景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交织耦合作用之结果，一定意义上可视为环胶州湾地区人与自然交互建构起的动态环境史之缩影。
摘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4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