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圣明，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
【摘要】在汉代，“西南夷”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其时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一是限定“西南夷”所在的巴蜀之徼；二是将“西南夷”分为两部分的西南夷郡徼。在此两徼作用之下，西南夷诸郡在地域上位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在华夷身份上亦是如此。生活在西南夷诸郡的边民，亦因两徼的存在，及与徼内夷杂处，拥有了与后者既相互区别而又混同为一的漂移于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其为当地边民精英在身份的抉择与建构上提供了不同可能。而自武帝置西南夷诸郡以来，有意识地“华夏化”与“蛮夷化”先后在西南夷边民精英中上演。
一、两种“徼”：巴蜀之徼与西南夷郡徼
“西南夷”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史家对“西南夷”族群的描述都限定在巴蜀徼外即“西南夷”不仅包括西南夷各郡的“郡夷”，也能指代那些尚未归附的西南夷“徼外夷”。
在汉武帝于西南夷地区置郡前，巴蜀之徼即为秦汉西南“化内”与“化外”之分界，此时的西南夷地区均属“化外”；当本地郡县化开始后，汉朝西南边徼不再由巴蜀之徼承当，而是向西、向南伴随汉郡的设置而发生位移。待到再置越巂、沈犁等郡后，西南边徼又进一步外移。伴随巴蜀徼外新的边徼的出现，在西南夷地域内也有了“化内”与“化外”之区分。巴蜀之徼原隔绝“化外”的功能一定程度上被西南夷各沿边郡徼所替代。后者虽伴随郡县置废有所变化，但均位于西南夷之地，我们可统称其为“西南夷郡徼”。
如此，随着巴蜀徼外郡县的设置，汉代出现了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巴蜀之徼限定了“西南夷”所在；西南夷郡徼则将“西南夷”分为两部。以地域而言，西南夷各郡处在巴蜀之徼外与西南夷郡徼内。这一区域十分特殊，其既属“西南夷”地域的一部分，又为“化内”之郡县区。巴蜀之徼将其同汉朝其他郡县区特别是巴蜀之地分开，西南夷郡徼又将其与徼外其他西南夷之地相隔。同理，这一区域的各郡“郡夷”亦很特殊，其既包含在“西南夷”内，又不同于西南夷郡徼定义的“徼外夷”。很明显，无论是作为族群的“西南夷”还是作为地域的“西南夷”，其都被西南夷郡徼分隔为两个部分。
由上可见，秦汉西南地区被巴蜀之徼与西南夷郡徼划分为三个区域：巴蜀、西南夷诸郡、西南夷徼外。巴蜀之徼在秦汉时期扮演着“华夷边界”的角色。在其作用下，巴蜀为“华夏”，西南夷为“蛮夷”。因郡县之置，“西南夷”族群被分为“徼内夷”“徼外夷”，“西南夷”地域也有了“化内”“化外”之别。“西南夷”内部也生成了另一种“华夏”与“蛮夷”之分。在西南夷郡徼作用下，当地郡县区及其人群乃是“华夏（汉）”，徼外其他西南夷地域及其人群则为“蛮夷”。这种“华夏”与“蛮夷”的区别显然不在族属、文化差异，而在与西南夷郡徼的地理关系。这和前述围绕巴蜀之徼的“华夏”与“蛮夷”之分非常相似。也就是说，汉朝西南地区实际存在着两种华夷边界。
综上，在两种西南夷之“徼”——巴蜀之徼与西南夷郡徼的分隔下，西南夷诸郡在地域上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在华夷身份上亦是如此。这一区域相比巴蜀为“蛮夷”，对比西南夷徼外又是“华夏”。这种“亦华亦夷”的地域身份背景深深影响着西南夷诸郡的人群，包括当地的边民。
二、华、夷之间：西南夷地区边民的身份
相比内郡，边郡在汉帝国内部处于边缘地位。而在各地边郡中，西南夷地区边郡的“边缘性”更为显著。从全局来看，在郡县制向各边地推广前，汉朝东南有东瓯、闽越，南方有南越，西北及北方有匈奴，东北有卫氏朝鲜，这些族群或政权都曾对中原王朝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威胁，汉朝在当地的“郡县化”就是与他们斗争的结果。相形之下，汉代西南夷族群分散，又互不相统，实力较弱。就西南夷地区郡县化的过程视之，当地在武帝时的置郡更像是汉朝对匈奴、南越尤其是与后者斗争的副产品。这体现出，从一开始，西南夷在汉代边疆经略中就处在从属地位。后公孙弘主张罢西南夷而筑朔方，被武帝批准，其正表明西南夷在整个国家治边大局中的边缘位置。
据《汉书·地理志》可知，汉代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道”在各边地中最多且最为集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西南夷对汉朝的威胁并不大，后者因而对前者采取了较为宽和的统治方式。而伴随西南夷地区的郡县化，汉廷开始向诸郡大规模移民。移民的进入，使当地原有“蛮夷”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并改变了其地的族群结构。在记载西南夷这一时期历史的文献中，对诸郡民众多以“夷汉”“民夷”“夷民”称之。其中，“夷”指代“徼内夷”，受郡县体制影响，多述为“某郡（某县）夷”或“某郡（某县）蛮夷”；“汉”“民”则指当地“边民”。
需要注意，“夷汉”“民夷”“夷民”同前揭涵盖原莋都夷之地蛮夷与边民的“汉人”之称一样，具有鲜明的场景性，用来统指具有相同政治归属的徼内人群。但是，以“夷汉”“民夷”“夷民”来概称，本身即表明徼内的边民与蛮夷又为两种人群。此间同异关系，可以非常直观地体现在东汉“繁长张禅等题名碑”上。
在汉代西南夷地区，一方面，在徼内人群识别中，边民乃夷汉之“汉”、民夷之“民”，其与“夷”相区分；另一方面，在徼内与徼外人群辨别时，边民同徼内夷又均为具有相同政治归属的“汉”“民”。换句话说，在不同场景中，“汉”“民”既可以用来标识边民“非蛮夷”之身份，也能够作为徼内夷与边民的共同身份。因与徼内夷杂处，边民拥有了与其相互区别而又混同为一的身份特征。就如在巴蜀之徼限定下，作为族群概念的“西南夷”不包含西南夷诸郡的边民，但是作为地域概念的“西南夷”则将边民所居之地也涵括了进来，在时人以“西南夷”“蛮夷”指称这一区域时，边民亦沾染了“蛮夷”色彩。凡此，与“夷”共处于“蛮夷”之地，促成了当地边民漂移于“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此种身份特征还可以从贵州赫章可乐汉式墓的分布上直观地凸显出来。
三、“华夏化”抑或“蛮夷化”：身份的抉择与建构
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为西南夷地区边民精英在身份抉择上提供了更多的能动空间。自武帝置郡以来，有意识“华夏化”“蛮夷化”先后在西南夷地区边民精英中上演。当地边民精英能够根据外在形势的变化，结合自身现实需要，调整身份追求与建构的方向。
对“华夏化”的主动追求也反过来体现在对“蛮夷”身份的排斥上。不过，东汉末年以降，西南夷地区自建郡以来的“华夏化”进程发生了阻断，“蛮夷化”开始成为当地的主流趋势。这种边民精英的主动“蛮夷化”及其背后考量还可在雍闿反蜀事件中得到显著体现。
在汉代西南夷地区，习学仕进，通过娴熟华夏文化而进入仕途的路径一直存在。对华夏文化的掌握，也是当地大姓形成的重要因素。正因如此，“华夏化”长时间在西南夷地区边民精英中占据主流。与之相应，在西汉至东汉中期政权较为稳固时期，史籍中很少见到当地边民精英反抗汉朝统治的相关记载。甚至其间在中原政权鼎革、无力顾及当地时，维系对汉朝认同的恰恰正是这些边民精英。其亦借此换取了汉朝对自身“华夏”身份的认可。至东汉末年，汉氏失驭，各地离心渐起。以往当地边民精英“华夏化”的身份追求转而为“蛮夷化”所替代，并由此借助本土的夷人势力。而与“夷”共处，此时则又为其“蛮夷化”提供了便利。
汉代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巴蜀之徼与西南夷郡徼。在巴蜀之徼作用下，西南夷诸郡为“蛮夷”之域；在西南夷郡徼作用下，诸郡为“华夏”之区。无论在地域还是华夷身份上，西南夷诸郡均位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对于西南夷诸郡的边民而言，由于生活在两种不同性质的“徼”之间，以及与“徼内夷”杂居共处的现实，其族群身份与后者既相互区别又混同为一，在不同的场景下，可分别被归入“华夏”“蛮夷”之列。这一漂移在“华、夷之间”的族群身份可为当地边民精英在身份的抉择与建构上提供不同可能。置郡以来，“华夏化”一直是西南夷地区边民精英为之努力的方向。东汉末年后，“蛮夷化”则转而成为当地边民精英主流的身份追求。边民精英能够根据外在环境与现实需要，适时主动地调整自身身份建构的方向。
摘自《厦门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原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