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澍、杨涛维：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哈密危机”随着土鲁番的迅速崛起和成化以后明朝的应对失措而愈演愈烈。在钦定“大礼议”之后，明世宗起用熟悉西北边疆事务的王琼，令其全权处理“哈密危机”。王琼认为采取“通贡和好”的措施，重建西域秩序，方能解除来自西域的军事威胁，确保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在明世宗的全力支持下，王琼的主张得以实现，“通贡和好”成为明朝中央与西域地方各政治体交往的主旋律，西北边疆治理从此进入新的时代。
一、哈密卫难以“兴复”的原因
明朝对西域的治理策略处于不断变化中，这是由各时段西域局势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在蒙元时期，西域的蒙古诸王就处于不断的内部混战之中，与元朝中央离心离德，治理难度很大。元明鼎革后，在明朝的打击和分化之下，西域蒙古诸势力在分裂与聚合之中忽兴忽衰，不断挑战着明朝边疆治理策略与治理能力。在洪武时期经略的基础上，永乐四年（1406年）设置的哈密卫具有特殊意义，标志着明朝对西域的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哈密卫是明朝的边防前哨，因其地位特殊，明朝从实际出发，设置忠顺王来统摄其地，并由豳王家族世袭。把守“西陲后门”，能够“抚辑夷众”并“镇压远夷”，准确传递“外夷声息”，有效协调诸卫关系，确保西北边疆安全，从而成为“中国藩屏”，是明朝设置哈密卫的主要目的。只有在西北边疆安全与稳定的前提下，才可以突出哈密卫在绿洲丝绸之路上送往迎来的作用。
当然，明朝的预期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忠顺王是否具有超强的领导能力，哈密卫内部能否团结和哈密卫各派能否真正忠于明朝中央等因素。从实践来看，在西域诸势力错综复杂、各怀心思的环境中，要忠顺王担当有为，要哈密卫忠于朝廷并与瓦剌、土鲁番等周边部族和谐相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设置哈密卫并非一劳永逸之事，当然也就不是一成不变之制。恰恰相反，设置哈密卫，只是明成祖朱棣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而力图稳定西域的第一步。在其周边势力还处于弱小状态时，哈密卫尚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土鲁番的崛起必将改变永乐时期的西域秩序，而这一变化是以土鲁番残破哈密卫为表现形式的。如何随着形势的变化，在永乐时期的基础上不断强化对西域的有效治理，依然是明朝君臣面临的艰巨任务。
由于嘉峪关以西分布着不同的蒙古部族，其内部的勾心斗角以及彼此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便成为常态。面对这一情况，明朝只能采取“以夷治夷”的管理方式，设置羁縻卫所，并通过朝贡贸易和辅助性的支持来加强联系，缓和矛盾，稳定西北边疆。对于该区域治理的难度，明朝的统治者是清楚的。他们明白消解嘉峪关以西蒙古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明朝在西北边疆所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务实的。需要强调的是，明朝的经略策略也被清朝所继承，清朝统治者在明朝的治理基础上才得以逐渐强化对西域的管控力度。
洪武、永乐两朝的立法创制对明朝君臣具有极大的约束力，遵循“二祖”之制是明朝君臣的共识。面对“哈密危机”，明朝能否“兴复哈密”，或如何“兴复哈密”，则是需要明确回答的首要问题。明朝君臣认识到“兴复哈密”已不是简单地恢复原来名义上的哈密卫，而是要阻止土鲁番对哈密卫的侵扰。面对日益严重的“哈密危机”，明朝“巨额的投入却不见产出，边事不仅毫无起色，甚至逐至糜烂而不可收拾”。在阿黑麻和满速儿父子时代，土鲁番持续发展，野心越来越大。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明朝不可能将西域秩序退回永乐时代。
除了土鲁番的崛起，哈密内部的不断分裂和由此导致自身治理能力的不断弱化，也使明朝无法依靠哈密的力量来抵御土鲁番的侵扰。自哈密卫设置以来，其自身所暴露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忠顺王后继无人，明朝只能从安定卫等地寻找其后裔，但所选立者，要么能力不足，声望低下；要么对明朝忠诚度不高，与土鲁番勾结；更有甚者直接投入土鲁番的怀抱，拒绝回到哈密。二是忠顺王下属的都督等人也各怀异心，与土鲁番公开勾结，利用朝贡制度为土鲁番传递信息，甚至里应外合，成为土鲁番的走卒。三是在土鲁番的不断侵扰中，忠于明朝的哈密部众不断东迁，被明朝安置在苦峪及肃州附近，不愿返回，哈密卫的人口大量流失，使哈密几乎成为一座空城。在土鲁番持续摧残哈密卫的同时，其他诸卫也难以为继，“哈密危机”愈演愈烈，“兴复哈密”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明朝的颜面由此丢失殆尽。
土鲁番对哈密乃至甘肃镇的侵犯，其实就是对明朝中央的蔑视，这是自设置哈密卫以来明朝在西北边疆遇到的来自西域势力中最大的挑战。
二、从“三立三绝”到“甘肃之变”
在土鲁番侵占哈密之后，作为当时的“华夷之主”，明朝不会轻易承认土鲁番的侵占，“兴复哈密”便成为明朝的第一选择。成化九年（1473年）四月，在得知土鲁番攻破哈密城池并“执其王母，夺朝廷所降金印”的消息后，宪宗要求赤斤蒙古等卫联合收复哈密。
在土鲁番侵占哈密之初，明朝中央的反应合情合理，但是宪宗君臣一开始就对土鲁番的野心认识不清，对其侵占哈密的后果预判不足。哈密在明朝的无所作为中被土鲁番逐渐残破，赤斤诸卫也被土鲁番渐次蚕食，在其“益侵内属诸卫”之后，“祸中甘肃”，使“哈密危机”愈演愈烈。
纵观明朝“兴复哈密”的诸多举措，主要有以下四项：一是“以夷攻夷”，号召关西诸卫围剿土鲁番，将其逐出哈密；二是“赍敕开谕”，劝说土鲁番归还哈密，撤出兵力，保持通贡；三是“出兵助讨”，由甘肃镇守兵与关西诸卫合力征讨，将土鲁番势力赶出哈密；四是“闭关绝贡”，通过采取停止土鲁番乃至西域朝贡贸易的惩罚措施，引发西域各政治体对土鲁番的怨恨，迫使土鲁番在众怨之中交还哈密。在军事打击未果的情况下，明朝只能选择第四项，即单方面采取闭关绝贡和扣押贡使的手段来迫使土鲁番就范。但对处于扩张时期的土鲁番而言，随时可以用武力来获得其所依赖的经济资源。所以明朝的这一举动无法迫使土鲁番归还哈密，反而给明边境社会经济造成很大损失。
对于明朝而言，“兴复哈密”的步伐一味地拖延，只会使西域秩序越来越乱。弘治八年（1495年），甘肃巡抚许进对成化以来经略的效果极为不满。在土鲁番屡屡侵扰之中，哈密卫日渐衰落，逐渐失去了自立能力，原有的西域秩序被土鲁番完全打乱。
既然哈密卫是随着西域形势的变化而应时设置的，那么随着西域形势的不断演变，西域治理模式就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在土鲁番强大之后，明朝的主要任务就不再只是满足土鲁番归还哈密卫的城池和印信，而是要通过新的举措来有效控制土鲁番，使其能够诚心臣服于明朝中央，遵守朝贡贸易规则，扮演维护西域秩序的重要角色。该时期哈密卫的“三立三绝”，集中反映的只是“兴复哈密”不断失败的过程，也正好集中反映了成化至嘉靖初年杨廷和在阁期间明朝政治腐败日益严重的全过程。在应对“哈密危机”的50多年间，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从明朝的实践效果来看，一方面不敢面对强大的土鲁番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一味地对土鲁番采取强硬的态度，导致的结果就是既不可能迫使其停止侵扰的脚步，也不可能恢复哈密原有格局。
自正德七年（1512年）杨廷和接替李东阳出任内阁首辅后，明朝处理哈密问题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如果说在彭泽经略之前土鲁番一再侵扰哈密卫是为了取代忠顺王的话，那么其后土鲁番侵扰甘肃镇就是伺机东扩了。“哈密危机”事实上已经演变为“甘肃危机”。对此，时任兵部尚书王琼就有清醒的认识。
土鲁番对甘肃镇的侵扰是空前的，这一行径当时被称为“甘肃事件”，由于其与“哈密危机”联系在一起，为了讨论方便，我们便将其归入“哈密危机”之中。明臣康海在嘉靖年间对成化以来君臣处置“哈密危机”不力的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
三、恢复通贡与重构西域秩序
世宗即位之初，要解决“哈密危机”，已经不是仅仅收回哈密城这一简单的问题，而是要消除土鲁番威胁甘肃镇的根源。
如何才能调整50多年所坚持的“兴复哈密”策略呢？从成化、弘治、正德到世宗即位之初的实践来看，宪宗、孝宗和武宗以及暂时被杨廷和集团所控制的世宗都不可能放弃 “兴复哈密”的策略。如果没有重大的人事变动，“哈密危机”就难以解决。世宗利用“大礼议”这一难得的机遇将杨廷和集团一网打尽，用三年多的时间较好地实现了新旧力量的交替。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杨廷和被迫致仕是嘉靖朝政治变化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世宗通过 “大礼议”击败了杨廷和集团，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世宗对内阁进行了改组，这一重大的人事变动为解决“哈密危机”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在杨廷和离开嘉靖政坛并钦定“大礼议”之后，世宗亲自处理“哈密危机”。特别是世宗冲破阻力，大胆起用王琼，令其坐镇西北，全权处理哈密事宜，完全改变了以前事权不一的局面，对调整西域策略具有决定性意义。世宗任用当时最熟悉哈密事宜的王琼，表明其要下决心彻底解决久拖不决的“哈密危机”。王琼认为要从实际出发，承认土鲁番的崛起，主张宽恕其罪，顺从其意，恢复通贡，同时要正视因朝廷处置不当所引发的“甘肃之变”，不能一味地谴责土鲁番。王琼此议，的确振聋发聩。
由于甘肃镇面临亦卜剌等势力的新威胁，明朝必须尽快解决“哈密危机”，面对嘉靖初年甘肃“边患”的日益严重，面对以哈密卫为核心的西域秩序已不复存在，面对土鲁番已成为绿洲丝绸之路上的主导力量，世宗君臣切实认识到了放弃闭关绝贡为手段来“兴复哈密”策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全力支持王琼调整策略，通过恢复通贡来减少对抗，尽可能地解除土鲁番对甘肃镇的威胁。基于哈密卫的衰败，王琼认为“忠顺王之绍封，势宜加慎； 土鲁番之求贡，理可俯容”是眼下的必然选择，但恢复通贡，并不意味者丢弃哈密。王琼一再强调 “索还城池，存我继绝之名，而渐图兴复”是今后的目标。
王琼一贯主张用“抚”的手段来应对“哈密危机”，以求尽可能地恢复明初与土鲁番友好交往的状态，确保西域地区的稳定与安全。王琼在嘉靖前期经略西北，为绿洲丝绸之路的再次畅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王琼经略之后，明朝与西域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钦定“大礼议”之后，世宗摆脱了杨廷和集团的羁绊，组建了新的、忠于自己的管理团队，起用被杨廷和所排挤的前朝老臣和重用在“大礼议”中崛起的张璁等中下层官员，实现了较为彻底的人事更迭。其中起用被杨廷和集团试图置于死地的王琼就是一个重大变化和典型案例。彭泽被杨廷和起用和王琼被世宗起用，集中反映了钦定“大礼议”前后截然不同的政治风气，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前后对“哈密危机”认识的巨大差异。
世宗决意放弃杨廷和的强硬做法，由“剿”转“抚”，放弃“闭关绝贡”，恢复与包括土鲁番在内的西域诸政治体的朝贡贸易，确保交往的安全和顺畅，与宪宗等帝的策略割裂。换言之，随着西域形势的变化，只有恢复通贡，才能安抚土鲁番，稳定西域局势，并解除甘肃镇的威胁。因为设置哈密卫的根本目的在于稳定西域秩序，确保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在与土鲁番的交往中，只要明朝以“华夷一统”而不是“严夷夏之防”的态度来对待西域诸政治体，就能够化解冲突，缓和局势。
摘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4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