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治忠，廊坊师范学院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心。
一、社会思潮及其形成机制
在人类社会的政治史、社会文化史上，在一定社会背景和社会矛盾的积累下，常常会出现一种“思潮”，即群体性的思想、认识、价值观、诉求和呼吁的潮流，涌动于社会、作用于社会，对历史的发展形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性质和形成机制，是学术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中国，社会思潮的不断涌动和发挥显著的作用，主要是近现代时期的现象。
广义而言，任何一项在社会上占据一定影响力与舆论势力的思想和理念，兴起时都可以视为某种思潮的萌发。但这样一来，似乎所有具备广泛影响的理念、思想都可以揽入思潮的范畴，未免成为笼统、混沌的概念，而不利于在历史研究中予以辨析。因此，最好还是以狭义的视角给“思潮”以适度的定义。所谓“思潮”，从“思”字之义，当以思想、理念的形态起始，虽然思潮的发展可能转化为大的社会运动，但勃兴之际必当呈现为思想文化之表现；从“潮”字的本义而言，其状况则似若海潮，虽然也有着背景、条件的酝酿过程，其酝酿和潜伏甚至可以经历很长的时期，一旦表现出来，就是在短期内的忽然涌起和形成高涨，引人注目，影响力也会快速扩张。当一种热烈的思潮达到高峰后，继而无可避免地会出现热度冷却，涌动平缓，渐渐回落，或被新的社会关注点所超越，其凸显的地位不是长久维系的。此后则有两种状况，一是能够形成长期的文化影响，二是渐渐消弭或被另一新思潮超越和取代，这是绝大多数思潮的结果。在此意义上，思潮可以说是社会意识上的过渡性表现。
思潮回落之后，无论是继续保持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还是基本消逝，都意味着终究失去社会文化的核心地位，未能长久地维系其夺目光彩。但在历史上也有因社会条件造成的特殊状况，即一种兴起的思想文化以思潮的面貌发端，后来稳定存续并逐渐演进，从而取得长久的独特地位。
一种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和机制，是相当复杂的，内中融入多种因素，因此也会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状况。以新文化运动等思潮为事例，多种社会因素的积累和相互激荡，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思潮的外在形态似乎是突然兴起，而实际上是根基于社会诉求和潜行理念的积累；第二，思潮的形成，往往借助于名家或“导夫先路”者的疾声呼吁；第三，作为短时期即形成高涨状态的“思潮”，依靠群体性的激情而勃发，因此在其理性内核之外，也多裹挟着情绪化的因素，不免有一些偏激和过头的言行。
探索社会思潮的背景与形成条件，有助于认识某种思潮中可能包含的复杂因素，可以进一步深入剖析其本质属性和社会作用，将看上去起落倏忽、难以逆料的社会思潮，掌握在理性的思维与实践之中。
二、文化思潮及其社会作用的二重性
某种社会思潮的兴起，是历史发展中常有的现象，有思想文化上矛盾的积累，就一定会导致或大或小之思潮的涌动，试图解决矛盾，开辟出路。社会矛盾导致社会思潮，社会思潮之中也一定是充满矛盾的运动和演变。当社会思潮向前推进之际，往往出现与之方向相反的回潮，思想文化的回潮也是一种思潮。不同方向的思潮之间的作用相当复杂，其中具有相互抵制、相互激荡、相互平衡的效应。
例如，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上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引发了一场大辩论，形成两种思潮的直接碰撞。坚持中国必须“西化”立场的学者以陈序经最为坚定。胡适的主张虽比陈序经稍有缓和，但认同“全盘西化”的口号在实质上并无太大区别。
主张向西方学习，认为中国旧有的文化基本出于老旧、落后状况，应当“西化”的理念，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后日益发展壮大。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广东政府当权者首先倡导思想文化的复旧主义，官方开始恢复祭孔仪式，并要求各个学校开展读经活动，其中中山大学中文系即以旧的经史之学为课程，舆论哗然。陈序经拍案而起，于1933年12月在中山大学礼堂做《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主张“中国文化彻底全盘的西化”，第二年1月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引起争论。这次论辩虽局限于广东而未扩展到全国，但陈序经的主张已引人注目，影响不可小觑。
至此事情并未了结，1934年蒋介石在全国掀起“新生活运动”与尊孔读经活动，官方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陈立夫出任理事长，创办《文化建设》月刊，王新命等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下文简称《宣言》）就在此刊发表。因此，此文肯定是配合当局意旨的行动，甚或不能排除本来就得到了当局的指示或授意。而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与奖励也十分明显，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指示各地分会立即宣传《宣言》，鼓吹“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各地组织多起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座谈会，官方报刊接连发表社论和文章，大力推崇，半年之内支持与配合的文章即已达百余篇。
与此同时，陈序经、胡适等的批评和反击也已开始。随之加入论辩者增多，形成了不同文化思潮的对阵。论战的范围波及全国，出现多种不同见解。因此，不可否认，王新命等十教授的《宣言》虽然是对蒋介石等人提倡尊孔读经等行为的配合，但身为学者毕竟与当权的政客不同，他们没有公然将儒学经术描述为中国“优美文化”，未敢提倡尊孔读经，论辩中则更强调要坚决反对复古主义。另一方面，陈序经之所以高调呼吁“全盘西化”，实际是针对政府当局的复旧主义行径。鉴于当时一大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仍然走在向西方寻真理的路途上，在文化求新与守旧复古激烈斗争的时代背景下，尽管“全盘西化”之论有所偏颇，也不应批评为是一种“崇洋”心理作怪。
这场论辩充分反映文化思潮的二重性：一是一种思潮形成，往往会出现与之抗争的另一思潮；二是一种思潮之内会有积极的文化因素和负面的观念及诉求。主张“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学人，并非是对世界知识全无了解的顽固派，相反，其中多有留学国外或撰有多种近代型学术著述的名家，他们反对“全盘西化”，包含着为中国民族文化开新境、争地位的诉求，不乏潜在的积极意义。论辩双方实际都不能胜任正确择取中西优秀文化的机能，却都具有对于现代化的向往。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政治文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文化建设，才真正成为“中国本位”，或者称为“中国特色”。史实证明：只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才能准确掌握古为今用和融通中外优良文化遗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
近年的“国学热”中有人幻想依靠所谓“新儒学”来治理社会，“新儒家”对此似乎非常自信。但其灵魂里漠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甚至对于现代社会文化中十分重要、必不可少的民主思想和法制精神，也极其冷淡，而把一切寄托于每个人各自的道德修养。其所谓的道德修养，不是从社会实践中获得，而是靠读古圣贤书与心性内省。此等“新儒学”思潮，不仅不识时务，简直就是自欺欺人。
三、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思潮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中，历史学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自古史学异常繁荣发达。中国传统史学在古代的发展演进之中，不乏风尚、体式、内容、眼光、史学的转化，每一次新的历史名著产生，都会带来历史载籍编纂上的新气象。可见中国史学发展，多有赖于群体性的范式认同以及将之合力地推进，至近代中国，这种状况更加明显。
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转型，即由一个“新史学”思潮发端，此后史学界大小思潮，正面的、负面的思潮时起时伏，显示了中国近代史学不仅依然发达，而且常常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文化运动，“新史学”思潮就是其中成功而进步的范例。
1901—1902年，梁启超连续写出《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拉开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序幕。《新史学》由六篇文章组成，内容丰富。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张，由于激情燃烧和认识的局限，难免有些偏激，一些观念不无错谬，但其特点是有破有立，破除旧史学大刀阔斧，不惜矫枉过正；倡导新理念痛快淋漓，旗帜鲜明，富于感染力。“史界革命”的呼吁，正合乎时代的要求与世人的渴念。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中国人心振荡的时期，变法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维新派人士仍在加紧活动，而革命派的力量正迅速壮大，旧体制、旧文化很难依照旧有模式继续维持。孙中山领导的暴力革命派主张，受到原维新派的抵制，一时间也难以被世人广泛接受。梁启超高唱的“史界革命”应时而生，于是群起响应，连已经趋于排满革命的章太炎，也致信梁启超，申述他有同样的思考。另一位具有革命思想的学者陈黻宸正在主持上海《新世界学报》，亦于1902年9月发表《独史》，畅论自己的史学主张，其中多有与《新史学》契合者。“新史学”思潮的理论很快树立于学界，并且广泛地传播开来。
代表“新史学”潮流的历史撰述，亦很快兴起，特别是以编写新式教科书的方式横空出世。教科书用于教育学生，并且具有容易普及的特点，社会作用甚大。“新史学”思潮在理论上的确立和撰史实践上的成功，促进史学整体上步入新阶段，厥功甚伟，理念上虽存在局限性和过激之处，但瑕不掩瑜。
1915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传统旧文化形成声势浩大的猛烈冲击。但“文化”乃是内涵十分广阔的社会范畴，旧有的文化不可能如弃敝屣地甩掉，当用历史学的学术眼光来看待中国固有文化遗产之际，就产生了“整理国故”的观念及如何整理的争论。1923年5月，北京大学助教顾颉刚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精辟地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念，指出在中国上古史的许多说法是逐渐叠加、层层堆积而成的，越往后所知古史越远，所言古人事迹就越加放大。顾颉刚以新的学术理性，全面质疑儒学经典、传统史籍及其他古籍对于上古史的记述，有深湛理论、精密考辨，如惊雷震撼了学术界，得到胡适、钱玄同等名家的大力支持，傅斯年、周予同、容庚等大批学者予以声援，童书业等许多青年学者加入疑古考辨的队列，形成新的史学思潮。同时，反对者也蜂拥而起，从不同角度批评和反驳。后来，在顾颉刚主持下，将相关的论辩论文编辑成《古史辨》丛书，自1926年至1941年共出版七册，正、反两方面论辩文章，一起收录，留下了丰富、珍贵的学术遗产。我们可以将以顾颉刚为领军的这场史学思潮，称为“疑古考辨”思潮，或“古史辨”运动。
顾颉刚申明了“古史辨”的宏观结论，这才是实质的、核心的问题。“古史辨”运动，实质是贯彻“深澈猛烈”的史学求真理念，精神上摆脱被强权势力的控制，摒弃事功、利益的牵制，成为史学之学术革命的时代标志。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发展，有其特别的进程。首先是在政治领域逐渐积累，成为稳步发展、日益增强的理念，虽有过形成思潮的某一阶段，而不宜将其整个过程视为社会思潮。在一定时期形成思潮以开辟发展局面，遂进入持续增进的状态，与骤然兴起、随即回落的思想文化，具有不同的性质，应区别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从基础理论上看，历史唯物论是与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一起从国外传入，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标志，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年后才建立的，持续增进，日益成长，不能与骤起骤落的思潮同日而语。
自1949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居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同在唯物史观框架下，仍有各不相同的历史学观念形成思潮，此起彼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学思潮的新特点。
通过对社会文化思潮及历史思潮的梳理，学界应当明确认识以下几点：第一，文化思潮包括史学思潮，看似忽然兴起，实际具有深沉的社会背景和矛盾的积累。其中颇带有情绪化因素，激荡中较容易将许多人卷入。第二，作为思潮，内中存在着二重性，即可能包含积极正面和负面两种因素，尤其存在基本属于负面、倒退倾向的思潮，不可毫无警惕。第三，学者在业已形成的文化思潮与史学思潮面前，并非无能为力，对进步思潮予以赞助和补益，可以促进社会文化及学术的进步；对错误思潮予以抵制，可使之减小损害，或使之尽快终止。要点在学界重于提高理论水平、认识能力，并富于社会责任感。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