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学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社会历史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发展的，其中有“常”有“变”，既有“常中求变”，亦有“变中求常”，表现为二者的辩证发展。社会变迁是“常”与“变”的总相，也是其转换的枢机，因此“通古今之变”成为观察社会变迁的独特视角。每当社会变迁开始萌动与发展时，人们就会思考“常”为何“变”、如何“变”，身处其中又当如何应对与自处，这些思考就形成了各种历史思潮。从根本上说，历史思潮就是人们对社会变迁做出的回应和思考，而当其主体为史家并以史学的形式做出反应时，就形成了史学思潮。就此而言，史学思潮与历史思潮是同源甚至是同一的，所不同者在于思潮的主体和呈现形式有所区别。
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是包括史家在内的人们对社会变迁的回应，常与社会变迁共起落。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变迁对人们包括史家提出的要求，二是人们包括史家对这种要求的感知程度以及所能获取的思想与社会资源，三是社会各界对新思潮的认同程度与回应方式。
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既使中国由传统的“天下”格局转向“世界”格局，也使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面临着西方强大的冲击。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推力，使中国不能再按原来的轨道发展和原来的方式生存，于是走上了由被动到主动、由局部到整体、由表面向深层的渐变之路。它呈现的不是那种断裂式的转型，而是一种新陈代谢式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新旧的关系成为中国人进入近代以来甚至直至今日不得不面对的基本问题。如何对待传统中国和西方文明，如何对待中国旧传统和西方新文化，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命运，迫使中国人不得不深入思考、做出回应。于是，应变与求变成为时代主题，这是当时的社会变迁对人们提出的要求。应变和求变面临两个亟需回答的问题：一个是“变什么”，即变的起点和对象，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包括传统史学；一个是“怎么变”，即变的方式和前途，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史学向何处去，亦即现代转型问题。
对于这两个问题，包括史家在内的中国人是有强烈感知的。无论身属何家何派，他们都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求变”意识，都想对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迁做出自己的回应，不过他们所能获取的思想与社会资源是不同的，他们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龚自珍和魏源等是较早看清变革不可逆的一批中国人，也是较早具备强烈“求变”意识的中国人。他们积极主张“更法”，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了一系列变革设想，成为中国近代变法维新思潮的先声。在史学领域，他们在严重危机感的驱使下，倡导经世之学，关注边疆史地和当代史，关注外国史地，把研究视野放诸世界，初步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世界意识”，为当时的传统史学带来了新气象，也蔚然形成一股新思潮。不过，他们所能凭借和汲取的思想与社会资源主要是传统的。所以，他们虽然力主变革，但他们的变革依然是在传统中国的基础之上和框架之内进行，难以形成根本性突破。这一特点在史学上的反映就是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虽然带有一些新气象，但基本还是沿着传统史学的惯性前进，增其新而不变其旧，未能带来质的变化。洋务和维新时期的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基本延续了这一格局，只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不断深化、丰富和拓展新的变革道路和史学领域，为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质变进行着量变积累。
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兴起，是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宣言。这时的中国在“求变”之路上刚刚经历过戊戌变法的失败，这次失败促使梁启超等人对中国的“求变”之路进行反思。他们虽然在政治上还未与传统体制彻底断绝关系，甚至还对皇权抱有一丝希望，但以新文化来“开民智、作民气”的主张则更加明确和坚定了。他们意识到，若不用新文化对国民进行改造和动员，则“求变”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梁启超等人要大力倡导“新民”，希望通过改造国民而改造国家与社会。史学成为他们进行国民改造的重要工具，“史界革命”遂起，一面要打倒旧史学，一面要建设“新史学”。旧史学因其理念、范式、宗旨所限，不但不能承担“求变”的时代重任，而且是时代变革的阻碍，所以梁启超要对旧史学进行激烈批判，直言其“四弊”“二病”，彻底否定了传统史学的价值。这种批判虽然在当时有合理性，却有失偏颇，造成了对传统史学的误解，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的断裂。打倒旧史学的目的是建设“新史学”。晚清思想界所能供给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工具是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一套史学理论，而梁启超等人的政治经历和文化立场使他们很自然地接受了这套理论，并用以改造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换言之，“新史学”思潮的兴起要放在“求变”的历史思潮和现代转型的社会诉求之下才能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通过进化史观，他们塑造了当时中国人的基本历史观念，使中国人开始用历史进步、竞争求存等观念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发展、现实处境和未来前途，唤起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国族竞争意识和忧患意识，明确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前途。通过批判旧史学而建设“新史学”，史学终于承担起了“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的重任，历史思潮与史学思潮达成了同一。
从史学的角度看，“新史学”是通过与旧史学的决裂兴起的。这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引起了一部分学人的不满。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其问题，但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们择其精华，称之为国粹，并以保存国粹、发扬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己任，于是形成了一股国粹思潮。他们不赞同采取与传统断裂的方式进行转型，主张立足传统的转型。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并不一概排斥西学，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进化史观的影响，只是他们还未能找到中西融合的有效路径，而对旧学有所偏爱罢了。这股国粹思潮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人文主义史学在思想旨趣和文化立场上颇有相通之处，而抗战时期兴起的爱国主义史学则明确宣称要坚持民族本位文化。
科学实证思潮的兴起也是史家对中国近代“求变”诉求的一种回应。唯物史观思潮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形成，它既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投射，也是中国人“应变”的另一种选择。
这些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得以成型，离不开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界、学界的热烈回应和深度认同，因为“求变”也是他们的诉求，不变则不足以求存。不过，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们出于自身的地位和立场，对这些思潮的认同角度、接受方式有所差异，从而使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呈现鲜明的时代性与多样化。龚自珍和魏源等人的变革思想和经世意识得到当时很多人的认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观念深入人心，吹响了中国走向近代的号角。洋务派、维新派继承、实践和发展了他们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梁启超发出“史界革命”的呼吁，从者如云，进化史观的观念与方法成为思想启蒙的利器，使中国的现代转型由器物、制度到思想，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科学”取代了“格致”，“革命”取代了“保皇”，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政界和学界激起了强烈的回响。他们或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重建民族文化，或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阐释历史前途，造就了多元复杂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这些情况说明，“应变”与“求变”的共同需求是连接史学与社会、形成思想共识的根由，也是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之所以成“潮”的内在基础。
思潮既名为“潮”，就有潮起潮落。推动史学思潮变动的主因，是社会变迁以及史学对变迁的回应方式。面对鸦片战争之后的社会剧变，不同时期的史家做出了不同的回应，形成了连绵起伏的史学思潮。有人将之概括为经世致用史学思潮、“新史学”思潮、国粹主义史学思潮、科学实证史学思潮、新人文主义史学思潮、民族主义史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依次递兴，而以科学实证、唯物史观和民族本位文化三大思潮最具影响。
综观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的涨落，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史学回应社会变迁的方式大体有三种：第一，以经世致用为旨趣，以中学为根基而灌注新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第二，以西学构建科学史学，以史学转型为社会转型奠定历史观念基础；第三，融合中西，在史学与现实的互动中持续推进中国现代转型。
中国近代各种史学思潮的涨落断续，始终与社会变迁的节奏保持一致，并使其与历史思潮保持明显的同一性。这也说明史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不能只从史学内部去解释，还必须将其置于所处的时代环境之中。史学思潮对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意义主要在于塑造学术生态，形成文化趋向。大体说来，中西融合、学术独立、爱国主义、民族本位是几种主要的文化趋向，这些趋向在各种思潮中存在着程度、形式等差异。当时代需求凸显时，它引导包括史家在内的各界人士去认识这种需求，思考如何回应需求，并将之付诸实践。这个过程充满了各种力量、各个要素的互动，从而造就了一种学术生态。这就为史学流派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史学流派既是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的产物，也是其重要的推动者。关于中国近代史学流派，历来众说纷纭，有学者根据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的演变，提出了国粹派、科学方法派、新考证派、古史辨派、食货派、禹贡派、战国策派、民族本位文化派、唯物史观派等说法。
一个学派的形成，往往有其首创者和核心人物。他对时代变迁有敏锐的感知力，有突出的“求变”意识，勇于提出时代命题，并提出对时代命题的思考，呼吁时人认识这些命题，解决这些命题，以回应社会变迁的要求。在他的呼吁和倡导下，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他的理念，思考他提出的问题，采取实际的行动，逐渐形成了时代风潮，形成了相应的学术生态，也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学派。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学派的开创者既是“时势所造之英雄”，也是“造时势之英雄”。这一点在梁启超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学派的形成基于共同的学术命题、共同的学术理念和共同的学术方法以及这些命题、理念与方法的传承。共同的学术命题往往是对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发展中提出的社会问题的学术化和具体化，通过对这些命题的连续讨论和独特认知使之成为学派的标志性思想成果。共同的学术理念和共同的学术方法是学派的思想纽带，也是学派认同的基础，而这些学术理念和方法往往会成为一个学派的身份标志。比如，古史辨派的形成是科学实证史学思潮的产物，它的学术目标其实是建设可靠的中国古史系统。古史系统和古史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特殊地位，它构建了中国传统的文明起源、族群历史与构成、王朝世系等一系列作为文化基础的历史观念，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的根基。科学实证思潮既然把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对传统古史系统的批判自然就成为他们关注的重要学术命题，因为只有批判甚至颠覆这一系统，才能从根本上抽掉传统文化的历史基础，而代之以历史的科学基础。这样对中国古史系统的批判就不止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命题，而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部分了。古史辨派运用历史演进法，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彻底打破了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古史系统，造成了古史认知的“大地震”，对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很大助力，推进了史学的科学化进程，这也成为古史辨派的身份标志。从目标来说，古史辨派是“始于疑而终于信”，所以面对所谓“有破坏而无建设”的指责时，顾颉刚辩解说：“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
不同的史学思潮会造就不同的学派，同一史学思潮之下，也会因为对时代需求的回应方式的差异、史学取向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历史思潮、史学思潮与史学流派是共生共存的关系，思潮为学派的形成创造学术生态和社会环境，学派则为思潮涨落提供内驱与推动，二者的消长共同受制于社会的变迁。这说明史学的发展要与社会变迁保持同步，及时回应社会需求，方可立于时代潮头，引领时代方向，保持史学的学术地位，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价值。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