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永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摘要】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但尚未达成共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史学研究对象的零碎化、研究领域的日趋狭窄以及研究缺乏系统性。它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成因。改革开放以后，学界由空疏宏阔的历史研究转向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研究对象越来越小、越来越散，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再加上后来受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碎片化”之势愈演愈烈。为克服和超越史学“碎片化”,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有益办法。文章认为，可以采取两条具体的路径，即“由小及大”与“以小见大”。
一、何为“碎片化”
在中国大陆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议论持续了至少20年。总体上看，史学“碎片化”是一个被抱怨、被批评的对象。不过，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可能有所差异。“碎片化”的本义是指某种完整的东西转化为不完整的状态。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则意味着史学研究从整体研究走向碎片研究，论题细小、琐碎，缺乏宏大视野的观照和深层意义的阐释。
在谈到史学研究的“碎片化”时，论者多会提到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的名作《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这部著作的批判对象非常明确，即主要针对年鉴学派第三代，但也切中了西方史学发展中的时弊，因而引起国际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在中文语境中，学者们对“碎片化”的感受与多斯有近似之处，但由于学术传统不同，所面临的形势和局面不同，所理解的“碎片化”又略有差异。有学者将史学研究“碎片化”的症状概括为三点：一是论题小而微，缺乏大关怀与大问题；二是论题细碎而零散，缺乏大联系与大序列；三是论题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论与大阐释。另有学者认为，史学研究“碎片化”表现为只“满足于史料堆积，而缺乏对历史的思考，缺乏深层次的思维，轻视理论和整体研究的倾向”。综合起来，学者们所言史学研究“碎片化”通常指向以下三层含义：一是研究对象的零碎化；二是研究领域的日趋狭窄；三是研究缺乏系统性。
历史研究总是要从“碎片”开始，进而不断拼缀、融汇成历史的全息影像。因此，“碎片”是无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对“碎片”的研究乃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对“碎片化”表现出一定的宽容与同情。不过，“碎片”不等于“碎片化”，反对“碎片化”不等于否定“碎片”。关于这一点，已有多位学者申论。还有学者指出，“碎片化”有消极和积极两层语义：消极的一层，是指将物体打破，使之化为碎片；积极的一层，则是指先将物体打碎，使之成为待铸新物体必需的材料。而史学研究的“碎片化”，是其中消极一层的含义，即在将历史瓦解为无数碎片的同时，也放弃了历史研究的总体性目标。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换言之，在史学研究“碎片化”的种种表象背后，有一个共同的主观要件，即对总体史目标的放弃。
“碎片化”之所以遭到众人诟病，在于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让研究者个人的学术研究事业误入歧途，也导致史学研究在整体上遭遇危机。长此以往，“历史学就注定要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境界”。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其后果可能要比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碎片化”更为严重。因为史学乃综合之学，过于“碎片化”之后，很可能将不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另外，史学向来承担着鉴古知今的社会功能，而在走向“碎片化”之后，这一功能也将不断弱化和消解。总之，学界对史学研究“碎片化”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应积极探索其出路。
二、“碎片化”之成因
要对史学研究“碎片化”的问题开出药方，不仅要明其症状，也要察其源流。史学的发展有自身的历史和规律，也需要追根溯源、由表及里。
新中国史学发生巨变，乃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1978年以前，史学研究中虽然不乏考据之作，但主流是对宏大问题的思考和对历史规律的探求。史学研究者多为关注政治史、革命史、军事史、外交史中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热衷于讨论宏阔的理论性问题。整体而言，史学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和一整套自洽的阐释话语。这一时期史学界的风气，恰好延续了清末以来“新史学”寻求历史公理、公例的倾向，多数史学研究者致力于宏观的史学思考，热情地参与一些大问题的探讨。
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常见的弊病，即“以论代史”，那种内容空洞、游谈无根的文章到处可见。加之当时强调“政治挂帅”，有些人不惜歪曲史实、强词夺理，以迎合特定的政治目的，“影射史学”横行一时。这些现象极大地损害了史学的品格，也严重玷污了史学的形象。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上、教育上、学术上的一系列拨乱反正，很多史学研究者逐渐摒弃了过去那种过于宏观的研究路径，疏远了那些宏大的史学论题，转而投身于具体的实证研究。翻检改革开放前后的史学论文可以看到，论题从大变小的转变十分明显。学者开始刻意回避那些宏大论题，而致力于解决一些具体的、实证的史学问题。至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出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登场”的现象，史学研究也朝着“窄而深”的方向发展。但是，其时学界基本看不到关于“碎片化”的抱怨和指责，因为学者能从高谈阔论中抽身出来进行具体史事的研究，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真正使“碎片化”成为一个问题而备受关注的，是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史的崛起是中国史学界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不过，如此一来，史学研究的论题渐呈高度分散之态，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也大为减少。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之讥，几乎就是与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相伴相生的。
进入21世纪，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势头不减。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大陆史学界与海外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以及大量史学书籍的译介，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新文化史”潮流也在中国史学界激起了层层涟漪。新文化史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它注重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历史，关注的重点也是普通人、下层社会和日常生活。但它又不同于以往强调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社会史，它更注重叙事的精彩与意义的构建。在追求“科学化”的社会史中，由于强调数据统计与分析，强调长时段的趋势与结构，历史人物、事件的重要性被消解，“人不见了”。史学研究也越来越像科学报告，枯燥乏味，魅力尽失。于是，关注人物、重视事件、回归叙事、注重作品艺术性的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可以说，它的出现是对过去长期居于主流的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的一种反动。
新文化史喜欢关注小人物和日常生活，几乎成了微观研究的代名词。同时，它的研究领域又异常宽广，几乎包罗万象。因此，新文化史也很容易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以至于有的中国学者赴西方参加史学会议时，发现西方学者都在忙于研究“小”问题。当然，此处的“小”未必真的小。不过，总体上看，新文化史难以摆脱“碎片化”的问题。在阅读国内外种种新文化史著作和论文时，也确实有“碎片化”的感觉。从当前国内学界的研究态势来看，新文化史仍处于上升势头，尤其是受到年轻学者的关注和青睐，可谓趋之若鹜。
新文化史的“碎片化”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因素，即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新文化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思潮的流行。后现代主义出于对现代性弊病的反思和批判，质疑史学的科学性，致力于解构史学的宏大叙事。但它在摧毁既有史学叙事体系的同时，并未能建立新的体系。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史学家对所谓的“大写历史”丧失了兴趣，放弃了对历史宏观演化及其规律的探求。这样一来，史学写作就以吸引读者为主要目的，什么有趣写什么。这也是导致“碎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导致史学“碎片化”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史学学术和教育的制度性因素。史学研究素来讲究厚积薄发，治史者须有相当的视野和积累之后，方能产出成果。而当今的学术发表机制和研究生培养机制，却要求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迅速发表作品，这就无可避免地导致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追求速成甚至急功近利。由于知识的广度不够，学术视野尚未开阔，培养出来的研究者自然无法用整体眼光去观照历史，也无法去做“总体史”。
三、超越“碎片化”
史学界对“碎片化”的批评与抵制，实际上植根于一种悠久的治史传统，即从汉代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到清末梁启超提出寻求历史公理公例，再到新中国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中国史家始终在追求一种贯通古今的治史境界。
针对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不少学者提出了因应之策。多数学者认为，应当加强历史的宏观研究，重视对历史的整体把握，重新探寻历史的规律和方向。有学者明确提出了“贯通”的治史目标，并具体说明了达到这一目标所需的修为和努力。然而，史学研究要往“大”处走，或要追求“贯通”，落实起来殊为不易，需要研究者具备治史的雄心和深厚的学养。在现实中，具备这种素养的学者并不多见。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禀赋和条件，量力而行，脚踏实地，做自己有能力驾驭的研究，也不失为一种务实的姿态；只是不能甘于抱守“碎片”，不能忘却对“大历史”的向往与追求。由于史学的“碎片化”主要体现在社会史领域，所以有的学者提出，应重新重视政治史，或者说回归政治史。当然，社会史研究的推进也有助于政治史研究，只是前者无法替代后者。还有一些学者开始从方法论层面思考如何克服“碎片化”的问题。有人提出，应该回到“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方法。还有学者总结了三种克服“碎片化”的方法。
“碎片化”问题的实质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或曰“小”与“大”的关系。因此，可以考虑以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归纳起来，有如下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由小及大”。具体而言，“由小及大”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就时间而言，从一个较短的时段到一个较长的时段，最后打通整个历史时段。由断代而通史，正是前辈史家治学的惯常路径。二是就空间而言，从某些较小地域开始，逐个突破，最终拼接为一副较为完整的历史画面。三是就学科而言，不拘泥于某一具体学科，而是以问题为导向，不断跨越学科藩篱。第二条路径是“以小见大”。对于实现史学研究的“以小见大”，理论体系和框架起到了重要作用。换言之，“以小见大”需要理论的建构与阐释。当前国内史学研究过于强调实证，而对理论不够重视。不少研究者只是凭借常识治史，甚至有一定的“反理论”倾向。但是，史学研究若缺乏理论的引导和阐释，缺乏“概念化”的能力，就只能停留在史料编排、史实梳理的层面，只能得出一些孤立的、片段的结论，进而给人以“碎片化”的印象。因此，有必要引入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体系，以形成更有深度、更为系统、更具启发的历史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治史仍是克服“碎片化”的一剂良药。
史学乃综合与融通之学，然而，在“碎片化”的冲击下，史学的巍峨大厦已呈摇摇欲坠之势；在大众眼中，专业史学的魅力逐渐褪去，光芒逐渐黯淡。“碎片化”流弊所及，治史者埋头于各自的狭小领域，对他人的研究成果漠不关心，学界越来越难以形成共同的话题，这也影响了学术共同体的良性互动与健康发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一股强大的反历史主义的潮流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以卡尔·波普尔等人为代表的反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并不具备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验证的规律，人类的理性和认知有限，无法把握和预知历史的进程，也无法对人类社会进行通盘改造。不能不说，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不少史学研究者放弃了追寻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的雄心壮志，或埋头考证，或耽于猎奇，仅将史学视为一个“饭碗”，汲汲于炮制缺乏思想、没有灵魂的论文和著作。长此以往，史学危矣！
值此信息爆炸、众声喧哗的时代，人类似乎比以前任何时代更需要方向性的指引。鉴古知今，读史明智，史学仍是人们寄予厚望的指引所在。时代呼唤史学重新燃起探寻历史大势、指引历史方向的理想之火，冲破狭小逼仄的“碎片化”格局，改变“饾饤之学”的不良观感，重新闪耀思想的光芒。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5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