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从梁陈之际到隋朝统一的四十年间，东亚政治格局有三次重要变化。承圣三年到天嘉三年(554—562),南朝与百济同处内外危机之中，这是南朝天下秩序整体危机的表现。陈文帝仍延续萧梁政策，以百济为东亚首要国家，并笼络新兴的新罗，但陈朝建构东亚秩序的尝试在光大元年(567)遭遇挫折。陈宣帝夺位引发华皎之乱、北周入侵，天嘉年间东亚和平局面终结，东亚诸国外交重心转向北齐。北齐以魏晋辽东、乐浪、带方郡名为高句丽、百济、新罗君主的封国名，这一体系性安排为北周、隋、唐所继承。与北朝重视高句丽的传统不同，北齐以百济为东亚首要国家，除授百济王东青州刺史，使其控扼海道。太建九年(577)北周灭齐后，百济积极结好北周隋，高句丽则与北周隋对峙。东亚政局的这一结构性矛盾成为隋唐东亚问题的缘起。
陈寅恪先生称梁、陈易代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上之大变动”。发生在太清二年（548年）的侯景之乱引发了南朝内部的大变动，也改变了南北朝之间的均势，南弱北强的趋势愈加明显，四十年后即由隋朝完成统一。南北朝末期的大变动对东亚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梁陈之际南朝与百济政治危机的同构性
与宋、齐、梁三朝在受禅当年或次年除授高句丽、百济等海东诸国君主官、爵不同，陈朝迟至建国后的第六年即天嘉三年（562年），才由第二代皇帝陈文帝“以百济王余明为抚东大将军，高句丽王高汤为宁东将军”。陈朝建国之初面临着内忧外患，无暇顾及在海东的声威。
西魏北周、东魏北齐的南侵始于侯景之乱中。西魏占巴蜀、破江陵，扶植后梁政权。东魏北齐夺淮南江北之地，一度立萧渊明为梁朝皇帝。陈朝建立不久，割据长江中游的王琳于永定二年（558年）三月在郢州立萧庄为皇帝，对陈朝正统性构成极大的挑战。陈文帝即位后，于天嘉元年（560年）二月击败王琳与北齐的联军，取得郢州等地，十月又在湘江击破北周独孤盛部，稳定了长江中游的形势。从天嘉三年到光大元年（567年），陈与周、齐均达成和解，遣使往来不断。在正朔问题上，陈文帝下诏以梁典葬梁元帝于江宁，再次彰显梁、陈间的继承性。天嘉三年陈文帝对百济、高句丽君主的官、爵除授，实为政权趋于稳定后重申正朔的一环，彰显着陈朝重构南朝天下秩序的意志。
梁陈之际，江左王朝陷入危机，同时，半岛也出现政局动荡。太清三年，百济使者抵达建康，时适侯景之乱，百济使者被扣留至大宝三年（552年），三月王僧辩收复建康后才获释回国。正是在大宝三年，新罗改变长期以来与百济合作对抗高句丽的战略，转而与高句丽合作，以百济为敌。新罗的战略之变，与侯景之乱的影响有关。萧梁的衰弱严重削弱了百济在东亚的地缘优势。新罗对汉江流域的经略引发554年的管山城之战，百济圣王死于此战。
圣王之死给百济带来了严重的内外危机。稳定政权本为百济迫在眉睫之事，然而圣王的后继者余昌于八月向臣僚表明“愿奉为考王出家修道”，这一表态正是百济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对圣王之死的惋惜与对余昌轻启战端的指责，成为百济的主流舆论。即便在余昌表态出家之后，“诸臣百姓”仍然要求他承认过失。
武宁王、圣王时期，百济地方行政采用二十二部司体制和五方制，553年七月，新罗攻取百济东北鄙，即今京畿道河南市。该地原为百济故都汉城王畿地区，双方关系为此濒临破裂，然而在同年十月，圣王仍将女儿嫁给新罗真兴王为小妃，可见百济主张联合新罗的势力，强大到足以影响圣王的决策。余昌联合倭人抗击新罗，便是遭到这一势力的反对。余昌迟至丁丑年（557年）三月庚子才正式即位。围绕着王位继承问题，百济内部进行了长达三年的争斗。这三年期间发生了梁元帝被杀，陈霸先连败北齐、袭杀王僧辩等大事，直至陈霸先完全掌握大权，南朝局势才最终稳定。南朝的稳定意味着百济能够恢复与建康的往来，引进制度与文化，在地缘政治中重新占据主动。在这一背景下，百济内部的矛盾便需调和。天嘉二年（561年），百济遣兵侵掠新罗边境，这表明与新罗相抗成为百济威德王（余昌）与“诸臣百姓”的共识。
从承圣三年到天嘉三年（554—562）的数年里，南朝与百济濒临覆亡，这种王朝的命运同构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南朝天下秩序的整体危机。只有等南朝局势趋于稳定，依存于这一体系的百济政权，方能随之度过危机。
二、天嘉三年南朝天下秩序的复建与新罗的挑战
在天嘉三年的除授中，百济王为抚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为宁东将军，新罗、倭则未获官爵。陈朝延续传统，亦是出于现实的政治考量。
大同十一年（545年），高句丽因王位继承问题出现内斗，败者被杀二千人。此后高句丽政治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同时，高句丽在北方也遇到困境。突厥崛起，引发北方族群迁徙与重构，辽东政局也随之变化。天保三年（552年），北齐文宣帝亲讨库莫奚于代郡，后至营州，对高句丽施以相当程度的军事压力。
与萧梁时代相比，新罗由百济的协作者转为敌对者。天嘉三年最重要的变局是新罗彻底摧毁了半岛南部的旧秩序，将位于百济、倭、新罗三者之间的加罗等国彻底吞并，新罗完成了对洛东江流域的占领。如果说陈文帝对百济王的除授是对萧梁时代东亚政策的复归，那么新罗对加罗等国的占领，则延续了侯景之乱以来南朝天下秩序的崩坏之势。有关半岛的两种政治实践在天嘉三年激化。随着加罗等国被新罗武力吞并，半岛南部彻底形成了百济与新罗的二元对立格局。
承圣二年（552年）或三年后，新罗转投高句丽阵营，两者于天嘉五年“并遣使朝贡”北齐，以对冲陈朝的压力。次年，新罗王金真兴被北齐除授为使持节、东夷校尉、乐浪郡公、新罗王，正式加入北齐的天下秩序。
三、光大元年（567年）东亚政局中的权势转移
南朝天下秩序在半岛上的恢复，关键在于陈朝的稳定及国力的增长。面对新罗与百济相抗的新局面，陈文帝对传统的半岛政策予以调整，试图纳新罗于陈朝的天下秩序。新罗占领汉江下游地区后，与陈朝直接往来，无须道经百济。陈朝遣使新罗并赠以数量庞大的经论，笼络之意甚著。新罗亦于次年遣使朝贡陈朝。
天康元年（566年）四月陈文帝崩殂，陈朝陷入内外危机。陈文帝弟陈顼辅政剪除文帝旧人，杀中书舍人刘师知、尚书仆射到仲举、右卫将军韩子高。湘州刺史华皎举兵反，北周遣宇文直、拓跋定予以援助，陈、周关系破裂。陈朝的内部动荡及与北周战事的重开，终结了天嘉年间的和平稳定。或许这一重要变动被利益攸关的百济所侦知，故而有同年九月的遣使，以进一步研判局势的发展。
陈文帝死后的政局引发各方关注。高句丽早于百济，于天康元年十二月遣使；新罗在光大元年（567年）、二年连续遣使；北齐亦在天康元年六月遣韦道儒、光大元年四月遣司马幼之连续聘陈。陈朝为避免陷入与周、齐的两面战争，故而积极开展对齐外交，遣陆琼聘齐。北齐的立场成为光大元年陈、周冲突得以控制的关键因素。
光大元年陈朝的内部变乱引发后梁、北周、北齐、高句丽、百济的连锁反应，天嘉年间的平衡被打破。在这次东亚变局中，陈朝再次暴露出相较于周、齐的弱势地位，北齐则彰显了其对东亚局势的影响力。高句丽、新罗积极加入北齐的天下秩序之中。经此事件，北齐展现了实力和区位优势，取代陈朝成为百济交往的首要国家。
光大元年十月，即百济使者抵达建康一个月后，百济向北齐遣使朝贡。这次遣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光大二年至太建八年间（568—576），百济不再朝贡陈朝，转而频繁朝贡北齐。高句丽王、新罗王的品位远不及百济王。尤其是武平二年（570年）再授都督职衔，将百济王视为半岛最高军政长官。
值得注意的是余昌的东青州刺史之授。齐后主以百济王为东青州刺史，实是将半岛通往北齐海道的控制权交予百济。百济接受北齐的除授意味着北齐的天下秩序覆盖到半岛全境。北齐借由汉魏晋时期的郡名作为爵位封号，将高句丽、百济、新罗纳入地方行政区划中，在形式上延续了汉魏晋旧疆。尽管高句丽与北朝往来密切，但北齐仍选择百济作为半岛的首要国家，使百济王无论是在位望上，还是在军事指挥权上，抑或是海道控制权上，均为高句丽王与新罗王所不及。北齐的这一考虑当是充分吸纳了南朝对半岛秩序的构想。
光大元年后，在北齐的天下秩序下，半岛诸国调整彼此的关系，达成一定的妥协。武平三年，二十年来一直处于对抗状态的百济与新罗“并遣使朝贡”，武平四年高句丽也遣使朝贡北齐，这表明半岛各方均认同了北齐的天下秩序。随着百济被北齐视为东亚的首要国家，高句丽的重要性便相对下降，这促使高句丽转向陈朝。但高句丽频频遣使陈朝并非舍弃北齐转投陈朝，而是试图以齐、陈两属的方式扩展自己在东亚政局中的外交空间。新罗也采取了两属策略。光大元年后陈朝与半岛的交往出现了巨大变化，与南朝密切联系的百济转向北齐，而较为疏远的高句丽与新罗却频繁遣使朝贡。光大元年陈朝的内部变动引发了东亚间的连锁反应，重构了东亚政局。可以说，南、北双方的天下秩序都因光大元年百济一反传统的选择而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周灭齐、隋平陈时期的东亚政局
太建五年（573年），吴明彻北伐拉开了统一的大幕，此后接连爆发周灭齐之战（575—577）、陈周淮南之战（577—579）。中国南北、东西格局的重大变化，再次深刻影响东亚诸国的战略选择。
太建九年正月，大势已去的齐后主试图逃往陈朝，在青州被俘。北齐天下秩序陡然瓦解，半岛诸国迫切需要与陈朝、北周联络。百济一方面于同年七月向陈朝遣使，另一方面于十一月向北周遣使。遣使陈朝并不意味着百济意欲重返联合南朝的传统路线，而是缘于陈朝在北齐覆灭后进行了新一轮的北伐。十月，吴明彻在吕梁击败北周梁士彦所部，彰显了陈朝的声威。十一月百济遣使北周，旨在探察虚实。可见北周十分清楚百济遣使与北齐灭亡的因果关系。
太建九年遣使陈朝后，百济“侵新罗西边州”。西边州郡，即新罗在百济故都汉城地区所置的南川州。显然，百济试图在东亚缺乏权威的空窗期夺取故土。次年七月新罗遣使朝贡陈朝，或许是寄希望于陈朝居间调停，随后将阏也山城让给百济。百济以阻隔交通的方式对新罗诸城进行分割包围，目的在于夺地。
在对新罗战争时期，百济再次遣使北周。百济对周隋政权是“数遣使”“年别入贡”，可见经过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之战后，百济将周隋政权视作最高权威予以结交。
与百济信赖临近的中原王朝不同，高句丽的策略是利用中原王朝彼此间的矛盾而远交近攻。早在大统十二年（546年），高句丽便越过东魏而遣使西魏建立联系，以平衡东魏的影响力。北齐建立后，文宣帝天保三年的营州之行更是对高句丽施以军事威压，面对北齐的巨大威胁，高句丽以西魏北周为援。但是当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后，高句丽王高汤先是遣使北周刺探，当北周接管北齐幽州之地时，高句丽转而支持营州的北齐高保宁势力与北周抗衡。宣政元年（578年）北周幽州道军在宇文神举的率领下北伐辽东，双方兵戎相见。高句丽王高汤亲自领兵与北周作战，可见双方对峙的态势已经形成。北周与高句丽之间的肄山之战，成为隋唐两代东征高句丽的起点。
灭齐后，北周似乎缺乏整体性的半岛政策。在半岛三国中，北周仅除授了高句丽王官爵，而且是在灭亡北齐的同年，带有战时笼络的性质。周武帝册封高汤为辽东王，结合北齐高保宁事件，这一封号意在承认高句丽对辽东地区的占领，以分化高句丽与高保宁势力。然而这一策略未能奏效，故有宣政元年的肄山之战。
开皇元年（581年）隋代周后，始有整体的半岛政策。以辽东、带方、乐浪三郡为半岛三国君主的封国，这是对北齐政策的延续。与北齐不同的是，周隋均以高句丽为东亚首要国家，但并不是倚重，而是戒备，隋文帝将高句丽王高汤（阳）由辽东王改封为高丽王，即着眼于解决辽东问题。
开皇九年隋平陈是永嘉之乱后近三百年中中国的首度统一，海东诸国无法再凭南北分裂时代的历史经验与隋朝相处，百济与高句丽选择了不同的相处之道。
从梁陈之际到隋朝统一的四十年间，东亚政治格局数次重构。太建九年北周灭齐，成为东亚政治格局变化的转折点。百济一方面在东亚缺乏权威的空窗期夺取被新罗占据的汉江下游故土，另一方面积极结好周隋政权，将之视作东亚的最高权威。高句丽则对周隋的统一持抵制态度，不仅支持营州的北齐残余势力，而且高句丽王亲自领兵与北周作战。隋平陈后，高句丽王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高句丽与周隋政权的对峙之局逐渐形成，成为此后隋唐大一统时期高句丽问题的缘起。
摘自《江海学刊》2023年第1期，原文约14000字。
